《西窗法雨》摘记

刘星 著
1.纠正人的犯罪的手段只有两个：心灵的教训和肉体的制裁。前者是道德，后者是法律。道德的方式是一种劝说，法律的方式则是一种“恐吓”。显然，对人性善恶的理解会影响纠正手段的选择。洋人以为人性恶，所以觉得教育的力量是软弱的，教育无法抑制人的犯罪倾向，因此特别喜欢用法律。中国人以为人性善，所以确信教化的无边效力，教化肯定可以使人改邪归正，于是以为法律实在是对付低下动物的低下手段。

2.其实，这桩小案谁输谁赢是次要的，重要的是一种“全法治”的精神，在法院眼中，法律在政府之上，而且政府和其他人一样并不与法律有亲近的关系。
我们不必因为中国历史上没有一种“全法治”而感到自卑，更不必因为有一种“半法治”而感到自豪，但是真要好好想一想哪种更好。

3.西方人一般相信，纠正以及防止政府错误的最好办法，就是“以权力制约权力”。而“以权力制约权力”首先表现在法院存在于政府旁边。如果法院存在于政府之中，那人们只能寄希望于政府及其人员的“道德自律”了。

4.在西方的法律文化中，政府被认为是除了为公共利益进行管理之外，别无特权。就是在管理中，政府也要遵守自己的承诺。政府是为民众权利而产生的，当然不能随意破坏民众权利。这种有关政府承诺的观念，似乎和东方传统政治文化形成了有趣的对比。东方政府的“回答”时常不存在“承诺”的含义，而只有“赐予”的含义。

5.此案中有许多法律问题可研究，不过，我们在此只需注意法院有权审查立法机关制定的规则是否违宪这一问题，它是西方颇为重要的一个法律文化现象。西方人说，这样有两点好处：一、宪法是国家根本大法（一般全国通过才生效），是老百姓直接意志的体现，而立法机关制定的规则是立法代表们的意志体现，司法审查可以防止代表意志超越百姓（被代表人）意志；二、可以保持一般法律在宪法之下的统一性。

6.国家法律必须尊重某些最基本的自然权利，因为国家制定法律权利的权力本身也是自然权利的授权，而且国家制定法律权利只能是对人们原有的自然权利的肯定，而不是什么恩赐。依这种看法，光记住法律权利显然是不够的，还要记住其背后的自然权利。

7.赞同废除死刑的人说，废除死刑的