光绪丙戌（1886年）竺师爷从江西吉安府发出的家书之一，棕条封正面书“内第十四号家书敬烦申全泰盛局转寄至镇海城西水门桥侧确交/竺彬哉先生亲启/钜封自江右林公馆寄”；左上角书“信到给酒资伍拾文”上盖长方形“迈生”收讫名章。此件分两程传递，先由江西吉安府沿江水路到上海，后中转轮船海运抵宁波。封背书“×戌新正月初十日吉安府封发”，右侧书“切勿搁为幸”。中间盖“上海全盛泰记信局”戳一枚，左下方可见一枚上海全泰盛信局非常特别的中转戳“正月廿六日到沪转寄”（手填式戳月日为空白}，此种专用戳记前所未见。邮件分两程递送，原件笔者起初认为竺师爷是通过江西吉安府全泰盛信局寄发，因遗信中存有一件从宁波全泰盛轮船局邮寄江西吉安府的实寄封，邮递过程经过全泰盛轮船局中转达五站，到达终点盖吉安全泰盛轮船信局戳（详见图七）。说明这条从宁波东海到长江水运邮路各埠都设有全泰盛信局分支。经数年来对此封反复研究推敲，发现不少疑问，如竺师爷在信封正面书“内第十四号家书敬烦申全泰盛局转寄至镇海城西水门桥……”，从“敬烦申全泰盛……”说明此信并不是直接从吉安府全泰盛信局寄发；其二在封背发信人书“丙戌新正月初十日吉安府封发”（注：上方天干“丙”字拆封时被撕毁），说明这封信是以江西吉安府名义封发，由驿传至上海后交全泰盛信局转发宁波镇海。驿站在办理交接手续时，盖上了这枚中转戳记“正月廿六到沪转寄”以示责任。如果是托付私人袖递至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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光绪丙戌（1886年）竺师爷从江西吉安府发出的家书之一，棕条封正面书“内第十四号家书敬烦申全泰盛局转寄至镇海城西水门桥侧确交/竺彬哉先生亲启/钜封自江右林公馆寄”；左上角书“信到给酒资伍拾文”上盖长方形“迈生”收讫名章。此件分两程传递，先由江西吉安府沿江水路到上海，后中转轮船海运抵宁波。封背书“×戌新正月初十日吉安府封发”，右侧书“切勿搁为幸”。中间盖“上海全盛泰记信局”戳一枚，左下方可见一枚上海全泰盛信局非常特别的中转戳“正月廿六日到沪转寄”（手填式戳月日为空白}，此种专用戳记前所未见。邮件分两程递送，原件笔者起初认为竺师爷是通过江西吉安府全泰盛信局寄发，因遗信中存有一件从宁波全泰盛轮船局邮寄江西吉安府的实寄封，邮递过程经过全泰盛轮船局中转达五站，到达终点盖吉安全泰盛轮船信局戳（详见图七）。说明这条从宁波东海到长江水运邮路各埠都设有全泰盛信局分支。经数年来对此封反复研究推敲，发现不少疑问，如竺师爷在信封正面书“内第十四号家书敬烦申全泰盛局转寄至镇海城西水门桥……”，从“敬烦申全泰盛……”说明此信并不是直接从吉安府全泰盛信局寄发；其二在封背发信人书“丙戌新正月初十日吉安府封发”（注：上方天干“丙”字拆封时被撕毁），说明这封信是以江西吉安府名义封发，由驿传至上海后交全泰盛信局转发宁波镇海。驿站在办理交接手续时，盖上了这枚中转戳记“正月廿六到沪转寄”以示责任。如果是托付私人袖递至
沪后通过上海全泰盛信局邮寄至宁波镇海，就不可能出现这枚中转戳了。第三、另一件竺师爷从江西吉安府发寄的家信上书“丙戌贰月初一江右发”而不是“吉安府封发”，用词完全不同。第四、封盖“正月廿六日到沪转寄”戳，其形状同驿传官封中转时所盖小型戳记，而信局从未见用此种手填式中转戳，习惯使用各地方本局戳记，在信局封中可以常见。据此认定此件为“官转民”邮件，十分罕见了。如此竺师爷可以省却大半程信局递送资费。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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