杨沫之子老鬼夫妇访谈录（之二）

2013-06-09 07:03阅读：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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杨沫之子老鬼夫妇访谈录（之二）

第三部分：毕生追求的写作土壤在中国！

患难亲情！

记者：你是恢复高考的第一批北大学生？
老鬼：对，77级中文系的。
记者：你能不能跟我说说你前后两个妻子？
老鬼：我第一个妻子很好，对我很好，是在我母亲第二次跟我断绝关系的情况下，跟我好的。自从考上北京大学以后，我的一些观点跟父母发生了矛盾，最后闹到断交。导火索是我跟一个法新社记者谈了谈中国知青的情况，我说中国知青很苦，你们这些外国人全被中国政府给骗了，中国官方给你们看的都是好的，不给你们看不好的。因为当时中国人不许跟外国人接触，只有政府官员可以接触。我就如实地把我们知青的一些悲惨遭遇讲了讲。
记者：这是哪年的事情？
老鬼：这是1979年吧。我跟这个法新社记者说了以后，学校领导马上就知道了，说我破坏了外事纪律。系总支书记找我谈话。我坚持认为自己没有错。当时《参考消息》上说：中国人现在敢和外国人交谈了。可我交谈了一下怎么就破坏了外事纪律呢？到最后我也没检查，幸亏我的班主任特别理解我，保护了我，所以校方没有处理。可母亲听到这个消息后马上给北大中文系写了一封信表态，说我一向自以

为是，固执己见，思想偏激，要求校方对我严格教育，必要时可以给我处分。班主任告诉了我这个消息。我很生气。在儿子处于困难时刻，母亲应该呵护和保护自己的孩子，不能跟孩子划清界限，主动让孩子的单位严加处理他------，哪能这样干呀？所以我特别寒心。从那以后我再也不敢相信母亲了。很长一段儿时间我都跟母亲保持着距离。后来又为一些政治问题跟父亲辩论，最后父亲让我滚蛋，我就离开家门。寒暑假住在北大宿舍，成了丧家之犬。在这种情况下，我第一个妻子同意跟我见面，是一个同学介绍的，当时我特别想找个有房子的老婆。因为寒暑假老在学校里住，外地人都回家了，北京的却不回家？让人觉得很奇怪。我也不敢跟人家说父母跟我断绝关系了。
记者：那时你多大呀？
老鬼：我三十岁进的大学。是在下面插队八年以后，考上北大的。就在这种情况下，我跟第一个妻子曾利利认识了。本来她一听说我是杨沫的儿子，见都不想见。可是跟我见面时，看我穿得很破，无家可归。她很同情我。她家是部队上的，父亲也是一位老干部。小时候看到我爸爸妈妈屋里摆着苹果什么的，很眼馋。他们不给我吃，我不敢吃。利利知道我爱吃苹果，就常常一书包一书包地给我买苹果。我从小到大没有这么吃过苹果呀，真是过了瘾了。而且周末总有个地方去了，她家有房子。那时我们北大的宿舍住六个人，夏天特别热，一个小屋子，摆着四个双人床，你想想，住六个人，我有时候只能在路灯底下写书，拿个夹子写。所以利利帮了我大忙，给了我很多温暖------（感叹）
记者：你第一个妻子是不是因为你回国的原因跟你离婚的？
老鬼：她嫌我就关注自己的书，别的什么也不管。当我第一本书出来后，她就要跟我离婚。老婆说，你现在有名了，咱俩离了吧。我当时不同意，不想人一出名就跟老婆离婚。到美国后，我感觉自己的读者在中国，土壤在中国，就一直想回来。可孩子一到美国就不想回中国了。老婆舍不得离开孩子，要陪着孩子，不能跟我一起回来。她说你需要人照顾，但我得陪孩子，不能回去，我们办离婚吧，这样你回去后可以再找一个能照顾你的人。
记者：这样呀！真的？
老鬼：我第一个妻子人品非常好，她又把她（张丽娜）介绍给了我，让我回国以后有什么困难找她，请她帮忙。因为我已被开除了公职，没有单位，没有任何收入了。
记者：你的个人经历也是很传奇，你的第二个老婆是第一个老婆给介绍认识的？
老鬼：对。
记者：她们都是非常理解你的人。
老鬼：都是非常好的人。当我老婆必须富有牺牲精神，一般女人做不到。因为我目标专一，别的啥也不管。我受了我妈的影响，为写书，什么也不顾，六亲不认。我到美国的时候，刚开始当访问学者，头三年有钱，后来没有钱了，只好打工。可我只想着自己的写作，从没有好好去打工，干几天就不干了。
记者：都干过什么？然后干几天就不干了？
老鬼：看狗、送外卖、在地毯商店给人家掀地毯、当过仓库的manager、在图书馆整理书籍、照看艾滋病人、打扫卫生等等，后来我索性彻底不干了。
记者：为了写作？
老鬼：对，为了写作。为了写东西，我终于回到了中国。许多人为了拿到绿卡不惜一切代价，我有绿卡也给放弃了。我现在中国已呆了六年，绿卡早就失效。我觉得自己在美国无用武之地。回国后才有自己的位置。这些年我闭门隐居，写了好几本书。如《血与铁》、《邪不胜正》、《人民至上》、《母亲杨沫》等等。
记者：现在你已经有孩子了，你是怎样对待你的孩子？
老鬼：我不是好父亲，但我对我的孩子，比我妈对我要好。我是很在乎他的。我希望我的孩子不要受到我小时候受到的那些伤害。我也打过他，但我打屁股，从来不打脸。可我儿子9岁以后去了美国，是一个在美国长大的孩子，现在变成了一个黄皮肤的美国鬼子。他跟我联系很少。我给他发十个邮件，他给我回一个就不错。我们之间不但有两代人的代沟，还有两个民族、两种文化的巨大差异。
记者：他会说中文和写中文吗？
老鬼：他不会写，简单的会说，发音有点儿大舌头。他到中国以后，汽车站牌上的字都不认识，我要跟售票员打招呼，到站了提醒他下车。
记者：你怎么跟他沟通？
老鬼：我给他发邮件只能用英文，中文他不认。
记者：他对你现在的这种思想，对祖国的这种眷恋，他能理解吗？
老鬼：我不知道他理解不理解？我觉得他不理解，我老教育他：儿子，你是一个中国人，你在美国干得再好，你也是一个中国人。因为你的黄皮肤，在美国你永远是二等公民。但他根本不同意我这种看法，对我嗤之以鼻，他现在还小，还认识不到。
记者：从你个人的角度来看，从出生一直到现在历经坎坷，很多人在国外呆了很久，对祖国的感情就是不一样，你的感受呢？
老鬼：我感觉到人一离开祖国，变得特别爱国。没出国前，我看球赛，谁弱我同情谁，我总同情输的一方。可到国外以后，看体育比赛，就特别希望中国赢，一看中国赢了就特高兴。我在美国感觉到，在美国人心目中，中国的分量很低。美国的电视新闻里中国新闻很少，还不如南美洲一些小国的新闻多。
记者：我觉得人活在世上亲情特别重要。
老鬼：对，必须要有亲情。
记者：真的一定要有亲情。人是有感情的，其实人与人之间多一些关心、多一些爱，可以减少许多误入歧途或走弯路，
老鬼：没有亲情的日子不好过呀！这种精神上的痛苦，与挨打受辱一样难以忍受。其实，即使你很有钱，物质生活很富裕，吃得好，住得好，但缺少亲情，那日子也不幸福，并不好过。所以，我很羡慕一些穷人家的孩子，他们全家团结一心，相亲相爱。
乐观面对未来，我的书早晚都能出来！
记者：这本《人民至上》，已经公开发表了吗？
老鬼：没有，现在还出版不了。
记者：《邪不胜正》也发表不了？
老鬼：发表不了，因为我是说真话的。在中国你说真话谁也不涉及，出版没有问题。但如果要涉及到权力机关，涉及到某些头头脑脑，这样的书就不容易出了。
记者：《邪不胜正》主要写的是什么内容？
老鬼：是写山西省的一个监狱政委的冤案。这个政委是一个好人，却蒙受诬陷，变成了强奸犯，最后彻底平反，已经去世了。他生前特别希望我把这个案子给写一写。我这稿子已经搁很多年了。但出版社看后都不敢给出。
记者：为什么呢？（记者看书稿）
老鬼：一、怕打官司，二、暴露了监狱里的阴暗面。其实，我这稿子并不都是阴暗面。法院在这场官司中表现得特好，敢独自跟公安、检察、司法这三家对着干。我赞扬了法院没有看领导批示的眼色，坚持了实事求是。可现在中国很多出版社头头都怕丢乌纱帽，认为我点山西省某领导的名了，怕惹麻烦，怕打官司。其实我没有批评谁，我只是说不能瞎批示，应该让法院独立办案。咱们国家这个司法制度有问题，什么政法委牵头，什么报书记审批呀等等，法院并不能自己独立办案。这个案子费了那么多力气，花了那么多钱，险些把个好人弄成强奸犯，成了一个笑话。因为这个政委在山西司法系统是很有名的，好多媒体都介绍过他。
记者：但是像你说的，领导批示也没有说什么？
老鬼：对，当时的省委书记并没有说这个政委就是强奸犯，批示只说：此案要抓紧处理，如属实公开见报，作为纪律整顿的典型。
——可是下面有人就想借着这个批示把政委整倒。他们觉得政委太傲气，不像别的干部对上司点头哈腰，赵政委从不送礼，逢年过节也不到领导家去吃喝，尤其是我们报（原工作单位《法制日报》）宣传赵政委以后，他的上司就更不是滋味，觉得宣传了赵新贵，矮化了他。
这个政委有一件事特别感人，在1980年严打的时候，山西省各地方法院都从监狱里提犯人，改判极刑。为了造成一个严打的声势，必须枪毙一批人，可手头没那么多要枪毙的犯人，法院就把监狱里已被判刑的人提出来，改判死刑。从他们监狱提走了四十多人，有三十多人被改判死刑，枪毙了。这个政委觉得不能这样办，法院已经给人家判刑，就有法律效力了，法律不是儿戏，不能随着形势变来变去。他当时就给山西省政法委书记汇报了这件事，当时那书记到他们监狱视察。政法委书记马上指示各地法院立即停止去监狱提犯人！他们监狱提走的四十多个，剩下十一个没处死，退回了监狱。这十一个犯人回来后就给这个政委磕头，感谢政委救命之恩。当时严打运动那么声势浩大，在这种情况下，政委不跟形势，能向上级如实反映，确实难能可贵。他认为犯人也是人，不能为了赶运动、赶形势，随便就给枪毙了。我觉得这个政委干的好事应该宣传。可谁知道宣传了政委以后，他的顶头领导不高兴了，开始找他的茬，整他。工作上找不着茬儿，就利用女犯整他，先把他停职，再召开全监狱大会动员揭发。强奸的事情都是女犯揭发过去发生的，只是口头说，无任何凭证，情节非常离奇，想象力丰富，连写小说的都编不出来。有关细节一看就是假的。揭发他的那两个女犯，一个是流氓犯，一个是诈骗犯。这部书稿写好以后，跑了好多家出版社，但没有人敢出。
记者：你写得很多书，在有些人看来写的都是一些比较负面的纪实作品。可你在美国的时候，却一心想回到祖国。有些人会认为你总说自己国家的坏话，没有爱国之心？
老鬼：因为我希望自己的国家更美好，更干净，我不希望有这些烂七八糟的事儿，所以我要把这些事儿说出来，让大家警醒，去正视它，去解决它，去消灭它。这跟爱国不爱国一点儿没关系，有时还因为我更爱祖国，我才关心它这些不好的地方。希望它能把那些丑陋消灭掉。
记者：你谈到你也没有想到《血色黄昏》能够出版，其实也是中国逐步进步的一个现象，有了这种宽松的政治环境了，你的书才能出版。
老鬼：对，所以我对未来是乐观的，我相信我的书早晚能出来，因为中国逐步宽松，逐步开放的趋势是不可逆转的。还有民主化这是一个世界的潮流，中国也不可能不进步，不朝着这个方向发展。所以中国会一点一点地进步。当然还需要一段时间。
记者：在你亲身体验中，能够看到中国逐步在变化着的宽松的政治环境吗？
老鬼：对。我记得特别清楚，1979年那阵儿，“人权”这个词都不能提。当时《北京日报》有一篇社论大标题是：“‘人权’是资产阶级的口号”。然而，现在中国也已经承认“人权”这个词儿，不再说它是资产阶级的口号了。这就说明中国在缓慢进步，比那时好多了。现在虽然出版社还是审查得很厉害，但已经宽松多了，有很多空隙可钻。
记者：正像你说的不管能不能出，先写出来，中国的民主化一旦逐渐走到了一定的进程时，就需要一定的作品去发表。中国目前从人治已经逐渐走向了法治，从法治角度来看，你写的《邪不胜正》这本书，肯定了法院判决政委无罪。
老鬼：对，我这本书还是歌颂我们法院系统没有理会省领导的批示，坚持了实事求是的原则，可竟然也出版得那么艰难，碰了几十家出版社的钉子。
记者：我相信有一天还是有出版社愿意出版的，那么你现在正在写什么作品？
老鬼：1972年5月5日，内蒙古锡林郭勒草原着大火，兵团战士被动员前去救火，结果烧死了69个年轻人，平均年龄19岁。我现正给这69个知青写一本书，因为我觉得他们不应该被忘记，他们的意义不在于别的，在于他们用年轻的生命警醒了上级领导：要珍惜生命。这是最重要的，他们不是白死。许多人私下议论这件事时，都说他们是无谓的牺牲，领导瞎指挥，草菅人命。可我觉得他们的死还是有意义的——就是提醒了人们不能本末倒置，把草、树木、牛羊等所谓的国家财产置于人命之上。
记者：其实我有一个想法和建议，你可以写一写你前后两个妻子？
老鬼：等以后再说吧，我现在顾不上，因为要写的东西太多，写不过来。在知青里像我这样被打成反革命的是少数。我受过很多苦，对受苦的知青有一种天然的同情。我觉得那些被烧死的兵团战士比我还不幸，我虽然受了苦，但我还活着，后来又给我平反了，还能享受很多美好的生活。可他们呢？生命都没有了，永远也不可能再活了。所以我才决定一定要给他们写一本书。着大火的地方离我插队的地方不远，当时我正在山上打石头，晚上天黑的时候，能够看见东南方向一片红。草原年年着火，从来没听说一下子烧死这么多人！我当时就想，将来有机会一定要把他们写进书里。
现在我就在履行当年的想法，给这69个烈士写一本书。再过两年，知识青年就插队四十周年了。我也是想用这本书来表示一下纪念。
记者：这是一项很艰难而且巨大的工程？
老鬼：是呀。因为这69个烈士的老家分别在五个地方，有些地方很偏远。
记者：另外时间也比较久远了，好多人的父母都可能不在了。
老鬼：对，三十三年了。有些烈士的家人可能找不到了，能找多少是多少吧。

（转自新西兰《镜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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