新浪博客

诗哲之争的一些片段：《浮士德》、《堂吉诃德》与《哈姆雷特》中的理智与疯狂

2016-04-23 16:23阅读：

http://blog.sina.cn/dpool/blog/u/1912437055

如果我们继续目光往后挪移，到了塞万提斯、莎士比亚和歌德，由诗哲之争开始的理性与感性之间的冲撞在这些作家笔下的人物中表现得更加充分和明显。不管是塞万提斯笔下的堂吉诃德还是莎士比亚笔下的哈姆雷特，都被人们不约而同地冠之以“疯狂”的标签。“浮士德，他不知厌足地攻克一切学术，为了求知欲而献身魔术和魔鬼。”歌德的浮士德尽管没有表现出明显疯癫行为，但是他放弃一生沉思冥想的学者生活，把灵魂出卖给“魔鬼”，只为了在尘世间重新获得真正的生命体验，不正是最为典型的关于感性——作为长久以来被压抑、被忽视、被扭曲、被丑化的角色——重新被重视与肯定的民族寓言？《堂吉诃德》与《哈姆雷特》也暗含了相同的寓意。
在这三部西方文学的经典人物中，我们都可以发现某种理智化的感觉和情欲在隐秘地表达，某种压抑不住的生命激情在以一种疯癫的形态在喷泄。在德国诗人、作家海涅眼里，浮士德是德意志民族的真正代表：“约翰·浮士德是德国人，这个从知识而非从生活中寻找乐趣的民族的真正代表。尽管这位知名的博士，这位标准的德国人，毕竟还是羡慕和渴求感官上的享受，但他绝不是在现实世界的繁盛的原野上，而是在书本世界的渊博的粪土中，去寻求心满意足的对象。”在心理学家荣格看来，歌德在《浮士德》中表达了人类的某种原始经验（集体无意识），这种原始经验具有神秘的欺骗性以及不可思议的性质，被视为反常和病态而被人类的科学和理性深深地压抑在无意识的深处。“即便在我们中间，诗人们仍然随时捕捉到活动于黑夜世界中的各种各样的形影——精灵、魔鬼和神。他知道，远达人类尽头的目的性，对人说来也就是创造生命的奥秘；他对于生命过程中那些不可理解的事件有一种不祥的预感。总之，他从那个给野蛮人和原始人造成深深恐惧的精神世界里，看见了某种东西。”可以说，这是荣格对人类感性被奴役的某种神秘的心理学阐释。对此，诗人海涅说得更加清楚直接，他在《论德国宗教和哲学的历史》中明确地指出了歌德身上糅合着的向往感官的异教和向往精神的基督教的复杂气质：“歌德的异教精神是令人惊异地近代化了的。他那强烈的异教本性表现在他对一切外部现象，对一切色彩和形象都有鲜明和敏锐的了解；但基督教也同时授予他一种深刻的理解，尽管他对基督教有强烈的反感，但基督教却向他透露出了精神世界的秘密。”即便如此，我们在《浮士德》中仍然
可以看到，最终浮士德在物质现实世界中获得了真正的生命满足，并把他的灵魂交给了魔鬼，而魔鬼正是人类感性的象征。
《堂吉诃德》与《哈姆雷特》并没有《浮士德》显现出来的那种神秘性，而是直接呈现出人物在理智与情欲之间的复杂纠葛。如果把这两部作品与荷马的《伊利亚特》和《奥德赛》以及古希腊悲剧家埃斯库罗斯、索福克勒斯的悲剧人物进行对比，我们会在骑士堂吉诃德与王子哈姆雷特身上发现某种新的变异。在荷马史诗与古希腊悲剧中，人物大都是受到自身的疯狂与情欲的支配去行动，亚里士多德正是据此在《诗学》认为，情节（行动）才是悲剧的灵魂，换言之，表现人物在激情驱使下的行动才是悲剧创作的核心。但是在《堂吉诃德》与《哈姆雷特》中，表现人物的某种疯癫与激情确实重新成为作家的关注点，而另一不可忽视之处是，塞万提斯与莎士比亚都是通过借助人物的疯癫行为完成了某种智性表达。我们看到，《堂吉诃德》以及《哈姆雷特》中频频会出现大段的富有哲理的长句台词，而这是在感官还没有受到理性压抑的荷马神学时代和古希腊时代的史诗和悲剧中看不到的。
堂吉诃德要恢复中世纪的骑士理想，这与苏格拉底追求哲人理想国、与耶稣要返回上帝天国没什么不同。不过，塞万提斯却残忍地剥夺了这个理想英雄本应有的强壮、年轻和理智，从而在读者将堂吉诃德完全当作一个纯粹喜剧逗笑、疯疯癫癫的角色来对待时，隐秘地把他惊人的博学多才——历史典故、人情世故、哲学伦理、诗学理论，在神经质的喋喋不休和唠唠叨叨中表达出来。
人们同样在莎士比亚的《哈姆雷特》中看到了理智与疯狂之间的复杂关系。在18-19世纪，浪漫派批评家柯勒律治和施莱格尔注意到了这一文学现象，并指出，哈姆雷特身上的行动力量被一种理智的思考能力破坏了，父亲的死亡以及母亲的再嫁使得他对现实产生了恐惧与绝望，而他天生的忧郁和思虑牵引着他走向不断的怀疑和质询中，从而丧失了行动复仇的能力。但是，从来没有人把莎士比亚悲剧中的人物与古希腊的悲剧人物进行过对比。
复仇，复仇本身，在希腊人的世界中占据着十分重要的意义。实际上，希腊人对复仇是不顾一切的，只要感到自身受到了不公正对待，他们就会去行动，去复仇，直到为自己讨回公道为止，即便是结束了仇人的性命，这种复仇本身也是合情合理的。而这在柏拉图哲学中受到了驳斥。在柏拉图看来，任何时候的以恶报恶行为都是不可取的。人们不会在复仇中获得幸福。这种观念在后来被基督教所承袭。直到尼采，才再次反驳了苏格拉底/柏拉图和基督教哲学，为希腊人复仇的正当性而坚决辩护。而在当时深受荷马史诗影响的希腊人中，柏拉图哲学是让人难以理解的，因为受到挑衅和伤害不去复仇，不为自己讨回公道，这是懦夫的表现，这是不可理解的，真正的英雄就体现在有能力去复仇。在伊利亚特中，我们看到阿基琉斯为挚友复仇，不惜杀死赫克托耳，并用马车拖着赫克托耳的尸体绕着挚友的坟墓转了三圈，直到赫克托耳的尸体变得血肉模糊，依然平息不了他的愤怒。在希腊人的观念中，即便是在特洛伊人眼里，尽管亲眼目睹了他们的英雄赫克托耳死后受到的让人难以忍受的虐待，他们也无法否认阿基琉斯复仇的正当性。在希腊，强者就是一切。
而到了莎士比亚笔下的哈姆雷特，复仇本身却在这个忧郁的王子身上一直被延迟。柯勒律治说道：“在对我们感官的事物的注意力与对我们心灵的作用的冥想之间有一种应有的平衡，一种在真实世界与想象的世界之间的平衡。在哈姆莱特身上这种平衡被扰乱了”，“莎士比亚把这个人物放在这样的环境中，在这个环境中不得不当机立断；哈姆莱特是勇敢的，也是不怕死的，但是，他由于敏感而犹豫不定，由于思索的拖延，精力全花费在做决定上，反而失却了行动的力量。”在德国浪漫主义者施莱格尔看来，哈姆雷特身上体现的理智思考与现实行动之间的失调，正是“哲理悲剧”的表现题材。可以说，从人们普遍对莎士比亚悲剧的野蛮、愤怒、狂乱风格的看法中，施莱格尔注意到了他的作品中的智性因素，十分精辟地将人类走到近代之后感性与理性之间的复杂交织状态挖掘出来。换而言之，哈姆雷特身上体现出来的犹豫不决，正是人类的理智与情感发展到近代之后所展现出来的真实状态。正如歌德在总结近代人与希腊人的区别时，他把古希腊文化归为古典的，把现代文化归结为近代的。“古典的”代表着“纯朴的、异教的、英雄的、现实的、必然、天命”；而“近代的”代表着“感伤的、基督教的、浪漫的、理想的、自由、愿望”。确实，古希腊人在一切行动上都非常纯粹，他们都明确感受到必定存在着一种他们无法改变也无法撼动的必然命运，但是他们从不妥协，而是追随自身的欲望和激情去争取、去行动、去爱、去恨。“痛苦而辉煌”，这是与尼采同时代的德国古希腊文化研究者雅各布·布克哈特对希腊人特征的认定。但是，自从苏格拉底/柏拉图哲学到基督教以来，人们逐渐抛弃了古希腊人的那种纯粹性，开始屈服于天命，他们的欲望不再体现为积极地去行动，而是体现为想要却又不敢的感伤状态，他们不再像古希腊人那样无所畏惧无所怀疑，而开始思考生命的本质，开始怀疑一切，但这种带着怀疑的感伤情绪使得人们的情欲表达柔弱化了（相对于古希腊人而言），变得更加多情和缠绵。莎士比亚笔下的哈姆雷特就是如此，当他想到要手刃自己的亲生母亲时，不可能像索福克勒斯笔下的奥瑞斯特斯为了给父亲阿伽门农复仇而杀害自己的母亲那样毫不犹豫，充满着愤怒和果敢（尽管奥瑞斯特斯最终也受到内心罪责的折磨），不像索福克勒斯，莎士比亚将一切情感纠葛都放在哈姆雷特复仇之前，他在行动复仇之前，就已经想到这一行动可能遭受到的后果，是生存还是死亡，在索福克勒斯、埃斯库罗斯的时代，诗人们不会让他的人物去这么发问，但是莎士比亚通过他的人物去问了，尽管没有结果，但是这一发问特别重要，尽管这一发问之后，最终的结果依然是选择复仇和死亡。换言之，尽管智性因素本身在歌德、堂吉诃德、哈姆雷特身上占据了极大的一部分，但是最终他们的作品依然摆脱不了艺术最本质内在的对于人性的激情与欲望的表现。正如福柯指出：“在塞万提斯和莎士比亚的作品里，疯狂总是极端的，因为它无可挽救。没有任何事物可以将疯狂带回真理和理性。疯狂只有走向碎心的撕裂，而且也就因此，走向死亡。”对于艺术作品中的疯狂与激情的发现，成为浪漫主义兴起的重要症候之一。

我的更多文章

下载客户端阅读体验更佳

APP专享