众所周知，亚当·斯密（Adam
Smith）1776年发表鸿篇巨著《国富论》里包含了经济均衡和经济进化两种经济思想。有关经济均衡的思想也就是他所谓“看不见的手”的著名论断，这一思想经马歇尔、瓦尔拉斯、阿罗和德布鲁等人的发展，最终发展为一般均衡理论，构成了现代经济学大厦的理论核心。
斯密关于经济进化的伟大思想体现在他的劳动分工理论中，其核心就是所谓的“斯密定理”，即“分工受市场范围的限制”。与“看不见的手”这一经济均衡理论相比，斯密的劳动分工理论长期未得到主流经济学家的关注，一直到1928年，阿林·杨格（Allyn Young）重新发掘了斯密定理，并将其视为“在全部经济学文献中是最有阐述力并富有成果的基本原理之一”。同时杨格对斯密定理做了重要发展，指出“分工取决于市场规模，而市场规模又取决于分工，经济进步的可能性就存在于上述条件之中”，这就是著名的“斯密－杨格定理”。
不幸的是，斯密和杨格关于劳动分工的伟大思想在20世纪上中期再度遭到主流经济学家的冷落，究其原因主要是斯密－杨格定理包含着报酬递增的思想，很难融入主流经济学的分析框架。这一困境直到20世纪70年代后期才逐步得以解决，经济学家开始掌握了在一般均衡的框架里处理垄断竞争和报酬递增的技术。随着保罗·罗默1986年关于新增长理论的开创性论文《报酬递增与长期增长》发表，经济学家开始将报酬递增视为理解现代经济增长的一把金钥匙，从规模经济、不完全竞争和外部经济等角度来探讨报酬递增和经济增长的关系。在这种背景下，斯密－杨格有关劳动分工和报酬递增的思想得以重新纳入经济学研究的视野。
从经济思想史的角度看，在亚当·斯密的年代，人们最关注的问题是究竟什么因素决定了一个国家财富的增长。斯密给出的答案是“劳动分工”，他在《国富论》中用了整整三章的篇幅来论述分工这一主题，分别是第一章《论分工》，第二章《论分工的原由》和第三章《论分工受市场范围的限制》。斯密开宗明义地指出：“劳动生产力（the productive powers of labour）上最大的增进，以及运用劳动时所表现的更大的熟练、技巧和判断力，似乎都是分工的结果”。相应的斯密总结了分工之所以提高了劳动生产率的三个主要原因：
斯密关于经济进化的伟大思想体现在他的劳动分工理论中，其核心就是所谓的“斯密定理”，即“分工受市场范围的限制”。与“看不见的手”这一经济均衡理论相比，斯密的劳动分工理论长期未得到主流经济学家的关注，一直到1928年，阿林·杨格（Allyn Young）重新发掘了斯密定理，并将其视为“在全部经济学文献中是最有阐述力并富有成果的基本原理之一”。同时杨格对斯密定理做了重要发展，指出“分工取决于市场规模，而市场规模又取决于分工，经济进步的可能性就存在于上述条件之中”，这就是著名的“斯密－杨格定理”。
不幸的是，斯密和杨格关于劳动分工的伟大思想在20世纪上中期再度遭到主流经济学家的冷落，究其原因主要是斯密－杨格定理包含着报酬递增的思想，很难融入主流经济学的分析框架。这一困境直到20世纪70年代后期才逐步得以解决，经济学家开始掌握了在一般均衡的框架里处理垄断竞争和报酬递增的技术。随着保罗·罗默1986年关于新增长理论的开创性论文《报酬递增与长期增长》发表，经济学家开始将报酬递增视为理解现代经济增长的一把金钥匙，从规模经济、不完全竞争和外部经济等角度来探讨报酬递增和经济增长的关系。在这种背景下，斯密－杨格有关劳动分工和报酬递增的思想得以重新纳入经济学研究的视野。
从经济思想史的角度看，在亚当·斯密的年代，人们最关注的问题是究竟什么因素决定了一个国家财富的增长。斯密给出的答案是“劳动分工”，他在《国富论》中用了整整三章的篇幅来论述分工这一主题，分别是第一章《论分工》，第二章《论分工的原由》和第三章《论分工受市场范围的限制》。斯密开宗明义地指出：“劳动生产力（the productive powers of labour）上最大的增进，以及运用劳动时所表现的更大的熟练、技巧和判断力，似乎都是分工的结果”。相应的斯密总结了分工之所以提高了劳动生产率的三个主要原因：