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东越文苑(六卷)点校》前言
2011-02-09 19:08阅读：
前 言
郑摧如 /
潘共杭
一
陈鸣鹤，字汝翔，号雪楼[1]，福建侯官人。生卒年不详，或云“明天启（1621～1627年）间诸生”。
陈鸣鹤在《文苑》卷首自道“余自令之(即薛令之,开闽第一进士)而下得三百余人，作凡例而传之，诸后死者不与焉”。郭柏蔚订正《文苑》在卷末交代“先生自云‘后死不与’，故明季名公，若徐兴公、谢在杭、曹能始、陈荐夫辈俱未之及，独幔亭（徐惟和，名熥，号幔亭）早丧得与焉”；《文苑》卷六“徐惟和”作“万历已亥（
1599年）熥病侵，……及熥卒”。此其一。其二，赵世显《订正序》末交代“万历丁未（
1607年）仲春朔旦，前进士三山赵世显撰”。由此推断《文苑》订正本成书于
1607年农历二月初一（明万历丁未仲春朔旦）前。又，王稚登序里介绍《文苑》刊选人物年代“由神龙（
705～
707年九月）迨隆万（隆庆）（
1567～
1572年）”，因而成书于隆万年间是不可能了。初步推定《文苑》及其订正本成书于公元
1599年至
1607年间，即徐熥病侵而逝世与赵世显作《订正序》的年间。
徐熥刚逝世正好被收录，编在卷末恰是按时间顺序。徐熥病逝于哪一年呢？乾隆十九年刊《福州府志》卷六十作“年四十赍志以殁”，却无交代他的出生年。《福建名人词典》说徐熥弟徐出生年为1570年，没有资料证明兄弟二人是孪生，熥为兄，故至少大一到二岁，再减虚岁二，按《府志》说法推算熥的卒年最迟到1606年或1607年正月。根据《福州府志》卷五十三载谢杰“万历三十二年（1604）卒于官”。谢杰被收入《文苑》列在徐熥前面。进一步缩小时间范围，《文苑》成书于1604年至1607年正月之间。
偶然从黄仁生《日本现藏稀见元明文集考证与提要》（233页第二段）翻见：“按游朴（？～1599），字太初，福宁人。万历二年进士，授成都府推官。……陈鸣鹤撰序称其‘乐府格高词峻，声可绕梁；七言古雄逸瑰伟，气可拔山；五言古及诸近体皆雅秀醇厚，正宗遗响；其文则以逮意，不事雕琢，而谹论如云’（参见《明诗纪事》庚十一及本集卷首各序，其卒年据陈鸣鹤序谓‘岁癸丑，秦川有修志之役……是时先生捐馆舍十五年矣’而定）。所著《藏山集》十二卷，乃由其孙游仲卿等刻，刊行于万历四十五年（1617）。……”万历癸丑（1613年）前十五年是1599年，为黄先生推定游朴的卒年，而游朴却不见在《文苑》是何故呢？陈鸣鹤《文苑》凡例道：“是编也，宁惟词藻是录，盖亦稽厥行焉。爽德而操掞，则狐语耳，此乃文士之羞也，吾弗录。”难道被陈鸣鹤自称为“乐府格高词峻，声可绕梁；……而谹论如云”的著述竟非“词藻”，而是“爽德而操掞，则狐语耳”的吗？既然不是，怎会有不收录《文苑》的道理呢？再参见《文苑》卷首云：“诸后死者不与焉。”因此，只能说明游朴谢世时，陈鸣鹤当初不得知，故而忽略了，作《藏山集》序时已经是游朴逝世十五年后而《文苑》早已经杀青行世的事。照此看，《文苑》出版绝对不晚于1613。
二
除《文苑》六卷外，陈鸣鹤还撰有《闽中考》一卷、《晋安逸志》三卷、《田家月令》一卷。《闽中考》与《晋安逸志》均收入《明史·志（第七十三、艺文二）》及《四库全书总目提要》中，亦见《田家月令》编录《中国农业书录》（王毓瑚编著）里。《文苑》记唐神龙至明万历间闽中文士行实；《闽中考》是“地方史料的考”，浙江吴玉墀家藏本介绍“是书所考，皆福州府境山川古迹。称得唐人《闽中记》於长乐农家，得宋人《三山志》於徐毼。参以闻见，订志乘之舛讹。其考证旧事，如东冶非东治，泉山非泉州清源山，而越山、冶山皆泉之支麓，冶县非东瓯，炉峰石在南屿不在旗山，旧志本明，新志误删其文，因误移其地，亦颇精核。惟后幅多采小说怪事及僧家语录，未免伤於芜杂”；若言《闽中考》是关于区域地理及考订的书，那么《晋安逸志》则是关于地方人文及传说述事的书；《田家月令》为“农家类著录”，但“此书后来没有人见过”。王毓瑚介绍陈鸣鹤“是明代末期的一个秀才”，看来此“秀才”并不因袭迂儒“万般皆下品，唯有读书高”的臭毛病，否则也无农家类的“下品”著录，有如陆羽作《茶经》而迂儒鄙视之而不为。此外，本书《增订序》得知陈鸣鹤有《泡庵诗选》，固然为其骚吟收集。
据王少春《纂修永泰县志的两位先贤》介绍说，“永泰县第一部县志——万历《永福县志》（称“明志”），谢肇淛负责纂修《永福县志》，并聘请闽县陈鸣鹤和徐
协修。他们在无留下片纸史料情况下，双足踏遍全县各地询问老人，甚至连卖柴的老人也不放过。在搜集掌握大量史实材料的基础上，进行核实扬弃，研究切磋，日夜编纂，只花26天时间，编写成了。志书分为地纪卷、政纪卷、献纪卷、文纪卷，共四卷7万多字。该志纪事简核严谨，文字雅朴，不虚美不隐恶，为永泰人民留下了许多存史、资治、借鉴、教化的珍贵史料”。当然，《文苑》的编著过程也毫不比此逊色，“汝翔多读宋元秘本，其所辑譔，殆多亲见各家专集，而抉择编订之。”编制方志当访乡问井，其艰辛非同一般，但坐在斋中皓首穷经也非易事，因为《文苑》是有所抉择，绝非滥竽充数，若见集即录，就与依葫芦画瓢无所区别。
除此之外，《四库·集部》（第175～176册）录有谢肇淛撰、陈鸣鹤校《小草斋集》三十卷及《续集》三卷、《小草斋文集》二十八卷。《竹间十日话》卷二载：“世所传《人瑞翁集》乃其子应亮所编，王湛、陈鸣鹤校订，古今体分十二卷。”又，《福建通志》称其早弃举业，与徐熥兄弟共攻声律。从《福建之窗》（2004.12.14）得见徐鹤苹《闽剧儒林班探源回顾》云：“陈汝翔、谢在杭、徐兴公共同研究音韵声律凡三十余年，可见钱谦益著《列朝诗集》中关于陈鸣鹤的介绍”，“戏剧研究者王晓珊的看法：‘曹学佺本人对戏曲造诣颇深，又兼徐、谢在杭、陈鸣鹤等戏曲音乐名流常来石仓园切磋新调，儒林班的主要声腔——
“逗腔”逐渐形成。它融会了昆曲、徽调、海盐腔等诸腔调的精华，又能适应福州方言声调，曹氏家班自此有了较成体系的唱腔……’（《榕腔小谱——笙歌绮丽福州戏》）”可见，陈鸣鹤的声律造诣也不浅，其诗词创作有受益于其后形成的“逗腔”的早先发展。
著述编撰研究之余，陈鸣鹤对鼓山摩崖石刻尚有贡献也可查。见黄莘田《鼓山志》云：“谢氏前志谓：‘宇内名山铭刻之多，未有逾是山者。入灵源洞三里许，削壁林立，殆无寸隙。岂非前人自爱其名而思有传于后欤!’又云：‘自曹能始往录其十一，陈汝翔往录其十二，最后武林自与徐兴公、周乔卿往录其十七，而漫灭不可辨、险绝不能至、与创庵围垣所蔽而毁者，尚居其三。何其多欤!’自是以后，续前贤遗踪，摩崖而记者又何少耶!曩观《金石录》与《墨池篇》所载，凡山岩镌铭识刻，靡不收录。惜乎兹山晚出，昔贤墨迹不备载其中，与之后先辉映也。按：鼓山石刻如麻，唐刻无一字，山志所录，自宋至清，清代只二三耳。曩五游石鼓，搜罗逸刻，悉载《鼓山揽胜》集中，尚未穷也。”
戏曲、镌刻等民间艺术，这些可考的记述足以佐证陈鸣鹤的博学多才。
三
《中国农业书录》介绍陈鸣鹤“是明代末期的一个秀才”，《福建通志》说他“早弃举业，与徐熥兄弟共攻声律交往”，《武夷山志》作“侯官诸生，有诗数百篇，徐兴公为选刻行世”。从陈的著述看，抵个秀才是绰绰有余的，若连个秀才的头衔都没有，在当时岂能取得与名流往来呢？既与名流相往来，然恪守清节，绝无攀附之嫌，故有“俾汝翔者，朝趋朱门，夕谒黄阁，名可不胫走矣！”既然早弃举业，止于秀才，那么他的大半生将何所为？他“学博而用之约，才丰而出之俭”（稚登序），“词藻何离离，才情尤楚楚。能追正始音，不作齐梁语”[2]，“与徐熥兄弟共攻声律交往”。闲暇则“遯迹在柯屿[3]”，“衡门可栖迟，丘园还自贲。服食采三秀，衣裳裁薜荔”，故而友人深叹“暌违日以长，临风思把臂”[4]。或浪迹天涯，因此有王元直之“此别纷纷难聚首，天涯那许梦魂闲”[5]。或遍访古刹，有徐熥之《送陈汝翔逰龙虎山》[6]。尽是友人的关爱，足见交情笃深。
然汝翔闲暇遁隐绝非为了悠闲自适，其对陈编之稽考，如韩愈称“闽越之人举进士由欧阳詹始”，便纠正“然神龙中有薛令之，由进士为太子侍读；与詹同时有林藻，先詹一年举进士”。查《福安县志》之《选举》云：“昌黎失检，……抑唐姚康《登第录》，李奕《登科记》，俱漏令之名耶！然自昌黎一误，而蔡襄《题名录》与《唐史》俱误矣！”可见陈鸣鹤为学不“尽信书”。其为学如此，为文亦然。吟诗便是恭行其境地，以游记诗为盛，亦不乏怀古。游记诗若《重登超山》、《北峰六大寺院》、《游寿山寺》等，其中名句多被商家引用。现今，有些古迹已经湮灭，其诗留对现代人提供考据极具价值意义，如《游寿山寺》中“山殿旧基耕白水，坂田新黍啄黄鸡；千枚腊璞多藏玉，三日风烟半渡溪”，所提“故址”、“旧基”，系指废寺遗址，有人在这里掘石也颇有所得，称为“寺坪石”；而后两句常被“寿山石”作宣传引用。又《重登超山》之“不愁归路晚，犹有过山灯”，《怀古》之“停舟与客瞻遗像，松柏凄风独去迟”，为游览时所作，读者仿佛感到身临其境了。怀古的如《古战场》：“连天杀气压黄云，鬼哭啾啾叵耐闻。日暮乱鸦争白骨，不知谁是故将军。”其意境岂是悠哉斋中的无病呻吟。吟咏“马嵬事变”的“春雨梨花暗马嵬，霓裳声断不胜哀。鸟啼剑阁空相忆，人去骊山竟不回。驿路几时迎翠辇，佛堂千载闭苍苔。多情惟有华清月，还照宫中歌舞台”；“霓裳声断不胜哀”，《文苑》卷一录有陈嘏之《霓裳羽衣曲赋》，对后人而言难得重见此《赋》，也足以证明陈鸣鹤其骚吟造词有据。而姑苏城蟠门上伍胥祠，难得见到一首非伍子胥的诗，即陈鸣鹤的六句：“西施已辞吴苑去，东门忍见越兵来。春风故国蘼芜长，落日荒祠杜宇哀。千载忠魂何处问，满城儿女弄潮回。”
“行千里路，破万卷书”，对汝翔而言并非虚名，即使其有所优游也绝不浪游。其为游，便是将“散逸它史，或隐匿无闻”的书中人文知识到现实中“搜罗探辑，纂成是书”。可见，其不是为游而游。
四
倘若对名胜、古迹之人文历史无所了解，无异于走马观花，就算造访上百十遍也是满脑徒然，哪怕是将“秦始皇兵马俑”摆放面前，也不过泥巴一堆，这便是俗世的悲哀，甚至对自己身边的人文景观竟然一无所知的，故汝翔之为《唐文苑》大抵出于此哀。正如其《文苑》卷一之论曰：“黄滔作《闽山秀句集》，选闽人诗至三十卷，夥矣。今百家所载，自唐天祐而上财二十余人，而共所撰著又不数见。滔兄璞，著《闽川名士传》；闽县林谞著《闽中记》，皆不独传，间见于他书，后世学者难言之。余过福安，求问其所谓‘廉村’、‘廉溪’，具在，而长老或不闻有薛令之。余悲之，故论次唐文士著之编。”开闽第一进士薛令之都如此，他人不亦是乎？唐文士如此，宋元明清不亦是乎？古人如此，今人不亦是乎？本域如此，彼域无需提及了。
鄙人曾数询几个普通大学生，对当地知名先贤知否？竟以未有所闻做答，甚或补道“无关我事”。其中缘由固然是多种的，绝非人人都不爱了解自己故乡的先贤。鄙人认为主要原因之一是无从下手。如当地而言，先贤事迹获取唯有见《县志》，而《县志》之大部头，对学生而言，日常是不可能去翻动的。因此，获取地方知识的途径极限于长辈的口述，然有这样的家庭背景在地方诚然少见，故绝大多数人对当地先贤一无所知也理所当然。久而延之，方域常识被地方文化人士垄断，而群众便茫然听从。当地方发现先贤有重要文化价值的就去强抢，地方文士竟然“识时务”般有意附会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