日志：论《文心雕龙·体性篇》的双重意义
2011-12-31 17:35阅读：
《文心雕龙》里的“文术论”举凡十九篇，从《神思第二十六》到《总术第四十四》，对构思、风格、继承和革新、内容和形式、篇章结构、声律和修辞等都做了全面的探讨。在思想意义方面，它全面总结了齐梁时代以前的写作方法成果，系统而深刻地给予后世之人指导；而在美学领域中，“文术论”好比是一幅缤纷的水彩画，花草树木同山川湖泊相互搭配，相互融合，远观给人动情的壮美，近视又有一种静美的雅趣。
《体性篇》是文术十九篇中的第二篇文字，总体排行在《文心》的第二十七篇。字数虽不到八百，但在中国文学批评史意义及对本书结构内容的影响力则难以被忽视。
黄侃的《文心雕龙札记》是这样评述此篇的：“体斥文章形状，性谓人性气有殊，缘性气之殊而所为之文异状。然性由天定，亦以人力辅助之，是故慎于所习。此篇大旨所在。”可见《体性》讨论的是文章体貌和性情的关系，即风格与作家个性的关系。文心雕龙中作为专门术语用之的“体”，其意义有三个方面值得注意。首先是体类之体，即对前二十五篇“文体论”中的颂、赞、祝、盟、诗、杂、诠、赋等给类体裁而言；其次为体要之体，其意义常常指对某种文体的切实而简要的规格要求。如《序志》篇中：“盖《周书》论辞，贵乎体要；尼父陈训，恶乎异端。”最后的体貌之体，正以《体性》篇为代表，如前文所说，它专制对于某种文体的风格要求。其实体貌一词并非是刘勰所独创的新鲜术语。《书记》篇云：“状者，貌也。体貌本原，取其事实。”李曰刚注曰：“体貌本谓体态与貌相。”而参看宋玉《登徒子好色赋》：“玉为人体貌闲丽，口多微词”张华《博物志》卷六：“君才过人，而体貌躁，非女婿才。”均为该词
之本意。此前曹植《典论·论文》中道：“夫人善于自见，而文非一体，鲜能备善。”又“夫文本同而末异，盖奏议宜雅，书论宜理，铭诔尚贤，诗赋欲丽，此四科不同，故能之者偏也。”陆机《文赋》：“其为物也多姿，其为体也屡迁”而同时期的锺嵘也在《诗品·中卷》说：“（张华诗）其源出于王粲，其体华艳，兴托不奇。”不过前代各家对文学风格论证或是欠具体，或只停留在对于个别文人作品的评说中。而刘勰则是首个系统论述文风体貌的人，并又结合了相关主要作家的作品，将论与评联系在了一起，从而极大地拓宽了体貌的含义：即作品风格并非单纯的文辞铺张“构建”出来那样简单，它从根源上来自于作家本体性情的主观涌动。换句话来说，作家因生平经历而积淀出的性格特质影响了文风的个性化表现，而作品风格的递呈又反应了作家的真性情。
“然才有庸儁，气有刚柔，学有浅深，习有雅郑，并情性所铄，陶染所凝，是以笔区云谲，文苑波诡者矣。”文人们的多样情志构建了文学的缤纷画廊。不过，这是否意味着，文学作品的风格难以限定呢？刘勰认为不是这样：“若总共归途，则数穷八体：一曰典雅，二曰远奥，三曰精约，四曰显附，五曰繁缛，六曰壮丽，七曰新奇，八曰轻靡。”可见他认为文学风格不光可以系统的限定，而且数量仅为八种。其中典雅与新奇相反相成，是对文章内容而言；远奥同显附相反相成，就文章具体表现手法而言；精约和繁缛，是对内容和内容而言；而壮丽和轻靡又对应了文势的刚柔气象。《文心》的体貌分类是《体性篇》的一大亮点，但也有其致命的局限性。莫佩尔蒂曾道：“智慧属于人类，而风格属于作家。”作家代表了人类的睿智，而睿智的延展面无限，风格的种类更不能简单量化。若单纯“穷乎八种”是无法涵盖文学世界的多彩面貌的。为此刘勰的分类只能粗略的勾勒风格的大致趋向，这恰恰反映出他思想的局限性。因此，后来遍照金刚《文镜秘府论·体论篇》仅以“较而言之”来谈“人心不同，文体各异。”既继承了《体性篇》评判标准，又弥补了其理论立场的不足之处。
《文心雕龙札记》：“八体之成，兼因性习，不可指指若者属辞理，若者属风趣也。”不同性情导致文风的多样，但性情又可分成先天与后天两个方面。刘勰更注重后天性情的培养。“八体屡迁，功以习成，才力居中，肇自血气，气以实志，志以定言，吐纳英华，莫非情性。”这著名的“才力气志”说为刘勰的独创。为文的功效来源于学习，而学习的积淀又孕育出了修养与气质，气质既内蕴才能又充实了情志，情志又确定了言辞谈吐，抒发性情，也就能呈现出独特的风格。当然“八体屡迁，功以习成”还包含着另外一层意思：即同一个作家，通过思想的修养，艺术的锻炼，不断的学习之后，八体的风格可以不局限于一种，衡量一个作家的风格也不该一成不变。例如杜甫《戏为六绝句》：“庾信文章老更成，凌云健笔意纵横。”陆游《示子遹》也道：“我初学诗日，但欲工藻绘；中年始稍悟，渐若冦宏大。怪奇亦闻出，如石漱湍濑。”这就说明不论庾信还是陆游其为文的风格变化同人生经历、思考领悟程度都有着密切关系。
《体性篇》又结合文学史的作家作品，将八类文风对应十二位代表文人：典雅对应贾谊和班固，新奇、繁缛都对应司马相如，深远对应扬雄和张衡，精约对应刘向和陆机，壮丽对应阮籍和刘帧，显附对应王粲，轻靡对应潘岳。通观全书，刘勰做出这样的对应关系明显是经过慎重思考的：首先，他的评判多从形式和内容两方面评判作家及其风格。如“贾生俊发，文洁而体清”“长卿傲诞，理侈而藻密”“子云沉寂，志隐而味深”从而看出他已经深入而紧密地将文风与体式乃知作家的个性特征紧密融合在了一起。其次，他从总体上把握住了作家的最主要的风格，而把次要风格排除在外，虽然有欠周详，但文学规律大框架的提携是相当精准的，而且大多有历史、文献参考可以依据。例如《后汉书·张衡传》：“张衡善属文，游于三辅，因入京师，观太学，遂通《五经》，贯六艺。虽才高于世，而无骄尚之情，常从淡静，不好交接俗人。”“衡善机巧，尤致思于天文、阴阳、历算”故能有刘勰“平子淹通，虑周而藻密”的评价；又如《后汉书·班固传》载：“（班固）性宽和容众，不以才能高人”就对应刘勰对其“雅懿”性格的评价。再次，刘勰是辞理运用的专家，常常通过一字一词就能看出他个人的文论取向。所以《文心》中对于作家作品的述评，就总是有“一字寓褒贬”似的《春秋》笔法。“贾生俊逸”“长卿傲诞”明显是褒扬贾谊的典雅风尚。而“叔夜俊侠”与“安仁轻靡”则在明显贬斥潘岳的轻靡之风。在评判这十二位作家的文辞中，我们可以大致看出刘勰对贾谊、张衡、班固、杨雄的明显喜爱；阮籍、嵇康、刘向、陆机则略为次之；而司马相如、王粲、刘侦、潘岳则又加次之。《文心雕龙》是以孔子的美学思想为核心的，“六经”对于全书的影响力十分巨大。正因如此，凡是近乎于传统儒家风尚的文学家自然明显受到刘勰的青睐。甚至不但重视作家的才能和性情，还考虑到他们各自的人品情操乃至政治态度。
另外，刘勰又以一位教育家的身份提出了应该如何培养晚辈成为优秀的文人。“夫才有天资，学慎始习。”“童子雕琢，必先雅制。沿根讨叶，思转自圆。”就是说不能完成依靠天性，还必须善于学习，在开始学习的时候，应该慎重地选择学习对象，以端正自己的写作道路。当然学习的应该是具有高雅风格的经典著作。参看《宗经》篇“若秉经以制式，酌雅以富言，是仰山而铸铜，煮海而为盐也。”“文术论”又与“总术论”中的相关思想相呼应，足见本书文思的缜密。个人性情的多样不仅与为文内容风格有联系，还同文学体裁是否能流畅地完成有着密切的联系。所谓“摹体以定习，因性以练才。”联系当代的文章写作来说，内向且善于理性分析的人往往论说性文体写得很好；性格张扬，情感丰富的人则善于写诗歌或散文；善于观察，了解人心且经历丰富的人适合于写小说；而热衷于名利场的人们往往将应用文看得很重。学习经典著作主要还是培养一种基本的行文能力，至于日后的深入，最好结合自身的条件选择文体进行发挥。须知，除非是鸿儒，没有人能将每种文体都发挥得淋漓尽致。“因势利导”“因才修炼”才是最为科学的方法。
至此，对于“体貌”一词意义的延展，八大风格的分类并首创“才学气志”说，用儒家标准评判了十二位文人并结合他们各自的性情联系到了为文的风格，提出如何教育孩童来培养为文的风格。这四个方面为《体性篇》奠定了在文学批评史中崇高的地位。接下来，我要谈一谈它对“文术十九篇”结构的影响。
如果说《神思篇》的构思说开启了整个写作过程的总门径，那么《体性篇》则扮演了双道枢纽的作用。围绕着“体”字，“骨”、“采”、“裁”（其中又包含《养气》、《比兴》、《丽辞》等篇目），“物色”等后来各篇的相关术语成为形成文章“体貌”的重要因素；而围绕着“性”字，“风”、“情”、“熔”、“附会”才可缘性以致情，致情以抒义，更好的体现出文风的性情。因此，就单篇而言，《体性》讨论的是风格与个性的关系，但第二十七这个位子俨然又是全书第三部分的小纲领，从这里开始支出了以上两个核心的要点，并由此依次联系以下各个篇章。
《文心雕龙》总结了创作时各个环节上应该注意的经验，提出了应该避免的失败教训，结合“述”、“史”、“评”三个角度初步构建了中国文学史的观念。文学术语的系统化又初步建立了古代文学批评的多种方法论。单单《体性》一篇就有如此深刻的意义。洋洋洒洒五十篇的文字又闪烁着古人多么璀璨的智慧光芒。珍爱它，珍爱宝贵的文化遗产正利于我们读懂“古中国”这部厚重的大书。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