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文质相炳焕:李白诗的力量、思想与风格

2016-04-01 17:42阅读:
绪言
“文”与质”,是中国古代文论的一对重要概念,也是中国传统文学批评经常使用的术语。本文试从“文质”概念的历史流变出发,同时从诗文中整理、归纳李白的文学观点,以探究文质”与李白文学思想之间的联系,并在此角度重新审视李白诗歌的力量、思想与风格。

一、唐代以前文质”概念的历史流变
文质”的说法,最早出自《论语》:“质胜文则野,文胜质则史,文质彬彬,然后君子。”[1] 何晏《论语集解》引包咸注曰:野,如野人,言鄙陋也”;史者,文多而质少”;彬彬,文质相半之貌”。[2] 朴实超过文采,就未免粗野;文采超过朴实,又未免虚浮。只有最终文质相半”,内在品德与外在形象达成统一,才能成为君子。《论语·
颜渊》中也说:棘子成曰:‘君子质而已矣,何以文为?’子贡曰:‘惜乎!夫子之说君子也。驷不及舌。文犹质也,质犹文也。虎豹之鞟犹犬羊之鞟。’”[3] 更加鲜明地强调文”和质”一样重要,虎豹的皮和犬羊的皮如果去掉作为文”的花色,互相就没有区别了。这就显示了文”和质”对立统一的一面,文”代表着一种外在的、具有人为添加元素的倾向,而质”则代表着一种内在的、回归事物本源的倾向。
后世文论提及这对概念,渐渐将其引申为语言的华美与质朴,或文学的形式与内容,以此判别文”与质”两种不同文学风貌或作家的总体风格特征。扬雄有一句和孔子相近的话:实无华则野,华无实则史,华实副则礼。”[4] 华”指外在的形式,实”则为内在的本质,二者只要缺一,就是不理想和不完美的,只有华”实”相副,才能文质彬彬,合乎礼义,达到高水平文学作品的标准。魏晋以降,对文”和质”的讨论增多,并且对其内涵的挖掘也有所加深,如《文心雕龙·时序》:时运交移,质文代变”,[5] 其《通变》一篇也阐述了历史上文学风气流变的过程和特征,认为远古的文学是偏质”的,而后来却发展为魏晋浅而绮,宋初讹而新”,因为今才颖之士,刻意学文”,这就导致了竞今疏古,风昧气衰”的局面。文”、质”的互相取舍、交替,往往贯穿于文学的通变之中,从淳质到辨丽尚属良性的发展方向,但从辨丽到侈艳,乃至于浅绮、讹新,就变成向虚华的、浮夸的方向发展了。刘勰因此批评当时的文坛,片面注重辞藻形式,轻视思想内容,并得出了“斯斟酌乎质文之间,而隐括乎雅俗之际,可与言通变矣”的结论。[6] 另一批评家钟嵘的《诗品》,其观点也以文质论为核心展开。钟嵘赞美建安诗歌彬彬之盛,大备于时”,[7] 评价其认为成就最高的曹植时,也说他骨气奇高,词彩华茂,情兼雅怨,体被文质”,[8] 这里的文”就是词彩,质”则是诗歌的骨气。
到了唐初,魏征在《隋书·文学传序》中写道:
江左宫商发越,贵于清绮;河朔词义贞刚,重乎气质。气质则理胜其词,清绮则文过其意,理深者便于时用,文华者宜于咏歌,此其南北词人之得失大较也。若能掇彼清音,简兹累句,各去所短,合其两长,则文质彬彬,尽善尽美矣。 [9]
魏征更加扩展了文质”的内涵,指出了文”和质”在文学中不同的适用领域和表现效果,也总括了南北之间文学风格、风尚爱好的不同,主张二者互补,来达到文质彬彬”的完美境界。当然,此刻文质”的含义,已经远超孔子当初所指。此后便是陈子昂对汉魏风骨和建安诗歌的大力提倡,他以质朴刚健之风挽救了六朝文”胜而质”不足的衰颓局面。[10] 陈子昂之后更有许多诗人继承这种趋向,李白正是其中之一。

二、文质”与李白的文学观
李白的文学思想,或谓文学观与创作思想,虽没有以整篇的文论呈现,散落分布在他的诗作之中,因此显得较为零碎、分散,但这些诗文仍然反映了李白本人的创作主张和创作倾向,所以仍然值得重视。
这些主张、倾向之中,最为著名的便是崇尚清新自然,反对刻意的因袭雕饰。他的《古风》其三十五中,这种观点十分明显:
丑女来効颦,还家惊四邻。寿陵失本步,笑杀邯郸人。一曲斐然子,雕虫丧天真。棘刺造沐猴,三年费精神。功成无所用,楚楚且华身。大雅思文王,颂声久崩沦。安得郢中质,一挥成风斤? [11]
对于因雕虫”而失去了天真”的做法,李白是反对和鄙弃的。此外,这首诗还表达了反对一味因袭模拟、追求独创的观点。李白的名句清水出芙蓉,天然去雕饰”,[12] 既是李白的文学主张,又是他个人风格的真实写照。从文质”的角度来看,这是一个去文”存质”的主张,呼吁去除多余的藻饰,重新关注诗歌的本来面目。《礼记·礼运》有还相为本”、还相为质”[13] 的说法,可以看出质”就是本”,在李白即是诗歌的自然之美。
同时,李白也同陈子昂一样,大力提倡汉魏风骨,对蓬莱文章建安骨”[14] 给予极高的评价。风骨”一词,参见《文心雕龙·风骨》:结言端直,则文骨成焉;意气骏爽,则文风清焉。”若能确乎正式,使文明以健,则风清骨峻,篇体光华。”[15] 那么李白推崇的风骨”,应指那种清明爽朗、劲峭刚健的语言风格,区别于六朝的华词丽藻、绮靡柔弱。李白主张,以质朴刚健的风貌,来中和六朝以来的柔靡文饰,正与《文心雕龙·风骨》要求的骨气文采相结合、文质彬彬”一脉相承。
李白还十分注重诗歌向《诗经》美刺传统的回归,如其《古风》第一首:
大雅久不作,吾衰竟谁陈?王风委蔓草,战国多荆榛。龙虎相啖食,兵戈逮狂秦。正声何微茫!哀怨起骚人。扬马激颓波,开流荡无垠。废兴虽万变,宪章亦已沦。自从建安来,绮丽不足珍。圣代复元古,垂衣贵清真。群才属休明,乘运共跃鳞。文质相炳焕,众星罗秋旻。我志在删述,垂辉映千春。希圣如有立,绝笔于获麟。 [16]
篇中评述了《诗经》以来历代诗歌的发展。到唐代后,李白提出了贵清真”的展望,赞美同时代的众多杰出诗人,并表达了在文学史上有一定建树的愿望。值得注意的一点是,李白竭力推崇《诗经》的大雅”,与《风》、《雅》中的许多篇章关心国事民生、反映社会现实有着很强的联系。这些对不良社会现象的揭露、批评,可以作为统治者时施政的参考,对社会运转能产生积极的作用。有学者更提出,本诗末尾将自己与孔子修《春秋》相比,正是抓住了诗歌美刺和史书褒贬两者都在评判政治与人物上面发挥作用的这一共同点。[17] 相比于南朝梁齐之际宫体诗”的庸俗空洞、无病呻吟,李白明显是推崇更加能够反映社会现实、更加言之有物的作品,亦即以文质彬彬”的思想为指导,重视诗歌的内容,而不是仅仅以形式为美。

三、李白诗的力量、思想与风格
上文提到的李白文学观的三个主要方面,恰好可以分别对应李白诗的力量”、思想”与风格”。李白诗的力量,体现在自汉魏风骨的承袭发扬;李白诗的思想,根植于儒与道对社会现实的不同态度;李白诗的风格,则处处显露出他清真自然的文学价值判断。
李白诗是富于力量的,这力量或体现在对广阔时空的囊括包揽、拿掷飞腾,如黄河之水天上来,奔流到海不复回”(《将进酒》),黄云万里动风色,白波九道流雪山”(《庐山谣寄卢侍御虚舟》),吾将囊括大块,浩然与溟涬同科”(《日出入行》);或体现在对事物和感情的极度夸张,超越客观事实,如燕山雪花大如席,片片吹落轩辕台”(《北风行》),百年三万六千日,一日须倾三百杯”(《襄阳行》),白发三千丈,缘愁似个长”(《秋浦歌十七首》其十五);或语气语调澎湃激昂,以文代诗、以语代诗,如君不见,李北海,英风豪气今何在!君不见,裴尚书,土坟三尺蒿棘居”(《答王十二寒夜独酌有怀》),其险也若此,嗟尔远道之人胡为乎来哉”(《蜀道难》)可以说这些作品相当具有气势,加之李白的杂言句式和澎湃感情,将俊健豪逸的力量舒展得淋漓尽致。相比于汉魏诗歌,李白的感情中炽热激烈的成分较多,而哀伤欷歔的成分较少,这除了作者个人天性的不同,与两个时代之间的差异也有关系。魏晋时期,战乱频仍,且时有疫病,生命极易消逝。建安七子中的徐干等人,就是死于瘟疫,见曹丕《与吴质书》:昔年疾疫,亲故多离其灾,徐陈应刘,一时俱逝,痛可言邪!”[18] 建安乱世的无奈与悲剧,自然带给当时的文人们一种阴郁的感伤氛围,慷慨悲歌,也变得应时应景。反观李白身处的盛唐时代,国家政治开明,经济殷实,外交强势,文化发达,这种洋溢着活力的时代背景也就给了李白乐观向上的感情基调。
李白诗中表现出的思想,大略可概括为儒家与道家的交杂合并,自龚自珍儒、仙、侠实三,不可以合,合之以为气,又自白始”[19] 的论断以来,前人屡有述及。作为道教徒的李白,往往醉心于求仙学道,不问世事,沉湎于仙家世界流连忘返;但作为儒家士人的李白,则浑身充盈着一种建功立业、安定天下的愿望,并深深自负于此。李白能够身体力行地实践《诗经》的美刺传统,正是由于儒家这一脉积极入世之心的影响。《古风》其十九作为一个典型,正展现出李白身上的儒、道两种气质:
西上莲花山,迢迢见明星。素手把芙蓉,虚步蹑太清。霓裳曳广带,飘拂升天行。邀我登云台,高揖卫叔卿。恍恍与之去,驾鸿凌紫冥。俯视洛阳川,茫茫走胡兵。流血涂野草,豺狼尽冠缨。 [20]
前半段的升天行”,明显是一个游仙登天的经过;然而凌紫冥”之后却陡然一转,诗人在此俯视”到了饱受安史乱军摧残的神州大地。豺狼”之比,鲜明表露出诗人对安史叛军的厌恶与憎恨。诚然,如周勋初先生所说,李白对人民的苦难,只是一种远距离的观测,甚至可以说是模糊一片的涂抹。因为他是谪仙人的身份,站在云端俯视尘世,芸芸众生,世间百态,无法细细刻画”,[21] 但是这与南朝艳辞丽句的有文”无质”相比,内容还是充实了许多的。而且李白本人相当关心现实,只是他往往采取古题,致使其中心含义不甚明显。如《战城南》等乐府旧题,李白借之表达的往往是对政治现实的关注,乃知兵者是凶器,圣人不得已而用之”[22] 实是对天宝年间唐玄宗轻动干戈、逞威黩武的讽刺。另外组诗《古风》中本也有许多作品面向现实、暗含寓意,只是由于互相之间题目没有分别,后人就将其列为一套组诗了。
至于李白清新自然的风格,首先杜甫对他清新庾开府,俊逸鲍参军”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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