日报：目前来看，税收收入的确呈现出了“中央拿大头，地方拿小头”的局面，但在支出上，又有很多事情需要地方来买单，有观点认为这是集权的体现。
为“94改革”在中央和以省为代表的地方之间对于税基作了相对规范的配置以后，中央可以在财政收入盘子中提高比重，实际是借此从比较富裕的地方更多地把财力拿到自己手里，用于安排中央本级支出只占很小部分，其他大量支出得以用来去履行自己应该履行的支持欠发达地区、民族地区和边远地区的职能。
现在有观点认为，“土地财政”也是因1994年的分税制改革带来的？
贾康：这是非常肤浅的见解。1994年改革的内在逻辑，恰恰是让地方政府在职能走向合理定位的情况下，按市场经济要求来履行职能。1994年之后的真正问题是，改革在省以下各级落实分税制的过程受阻。现实中这种无解状态已经造成省以下并不是分税制，而是五花八门、复杂易变、讨价还价色彩非常浓重的分成制和包干制，进而引致了“土地财政”等问题。
贾康：大方向应该充分肯定，但为什么往下的时候不能落实？我们的病理分析并不复杂，就是地方政府有四级，加上中央政府共五级，总共20种左右的税，五级政府间分税无法形成可行方案。出路是必须扁平化，通过乡镇综合改革和通过省直管县，把省以下的四级扁平化到对实体财政层级只考虑省和市县两级。浙江的省直管县已经实施几十年，近年其他行政区也打开了局面，近年全国按工作要求正铺开这一改革。
日报：扁平化前提下，未来中央和地方体制怎么深化改革？
贾康：大的前提是，各级政府职能要合理定位，按市场经济要求做政府应做的事。每一级政府、明确一级事权、跟着一级财权、取好一级税基，税怎样合理配置到不同层级上，这叫“分税制”。税基后面要形成中央、省、市县三级政府预算，预算要完整、透明、接受公众的监督，体现公众意愿，经过最高权力机构审批后形成有法律效力的执行文件，得到严格执行，进而就能进行绩效考评，并实施官员问责。