科学与诗意的交响——读汪曾祺散文《怀念德熙》
2026-02-15 05:30阅读：
怀念德熙 / 汪曾祺
德熙原来是念物理系的，大学二年级，才转到中文系来。他的数学底子很好。这样，他才能和王竹溪先生合作，测定一件青铜器的容积。
我和德熙大一时就认识。我们的认识是因为在一起唱京剧，有时也一同去看厉家班的戏。后来云南大学组织了一个曲社，我们一起去拍曲子，做“同期”，几乎一次不落。我后来不唱昆曲了，德熙是一直唱着的。他的爱好影响了他的夫人何孔敬。他们到美国去，我想是会带了一支笛子去的。
德熙不蓄字画。他家里挂着的只有一条齐白石的水印木刻梨花，和我给他画的墨菊横幅。他家里没有什么贵重的摆设，但是窗明几净，一尘不染，瓶花灯罩朴朴素素，位置得宜，表现出德熙一家的审美趣味。
同时具备科学头脑和艺术家的气质，我以为是德熙能在语言学、古文字学上取得很大成绩的优越条件。也许这是治人文科学的学者都需要具备的条件。
德熙的治学，完全是超功利的。在大学读书时生活清贫，但是每日孜孜，手不释卷。后来在大学教书，还兼了行政职务，往来的国际、国内学者又多，很忙，
但还是不疲倦地从事研究写作。我每次到他家里去，总看到他的书桌上有一篇没有写完的论文，摊着好些参考资料和工具书。研究工作，在他是辛苦的劳动，但也是一种超级的享受。他所以乐此不倦，我觉得，是因为他随时感受到语言和古文字的美。一切科学，到了最后，都是美学。德熙上课，是很能吸引学生的。我听过不止一个他的学生说过，语法本来是很枯燥的，朱先生却能讲得很有趣味，常常到了吃饭的钟声响了，学生还舍不得离开。为什么能这样？我想是德熙把他对于语言、对于古文字的美感传染给了学生。感受到工作中的美，这样活着，才有意思。
德熙是个感情不甚外露的人，但是是一个很有感情的人。他对家人子女、第三代，都怀有一种含蓄、温和但是很深的爱，对青年学者也是如此。我不止一次听他谈起过裘锡圭先生，语气是发现了一个天才。“君有奇才我不贫”，德熙就是这样对待后辈的。
德熙对师长是很尊敬的，对唐立厂先生、王了一先生、吕叔湘先生，都是如此。他后来是国际知名的学者了，但没有一般的“后起之秀”的傲气。我没有听他说过一句对于前辈的刻薄话。
德熙乐于助人，师友中遇有困难，德熙总设法帮助他“解决问题”，因此他的人缘很好。不少人提起德熙，都说“朱德熙人很好”。一个人被人说是“人很好”并不容易，我以为这是最高的称赞。
德熙今年七十二岁（他、李荣和我是同年），按说寿数也不算短，但是他还有许多工作可以做，他应该再过几年清闲安静的日子，遽然离去，叫人不得不感到非常遗憾。
一九九二年九月七日
【读与评】
汪曾祺先生笔下这篇《怀念德熙》，与其说是一篇悼念故友的散文，不如说是一曲科学与艺术交融的咏叹调。在先生看似平淡的叙述中，朱德熙先生的形象逐渐清晰——他既是用数学公式测量青铜器容积的理性学者，又是沉醉于昆曲笛韵的感性文人；既是在古文字中探寻美学的苦行僧，又是将枯燥语法讲得妙趣横生的诗人教授。这种独特的生命状态，恰似中国传统文化中“天人合一”的现代回响，为当代知识分子树立了一座精神丰碑。
德熙先生最动人的特质，在于他打破了科学与艺术的藩篱。当他在实验室用数学公式精确计算青铜器容积时，展现的是现代科学家的严谨；当他手持曲笛吟唱《牡丹亭》时，流露的却是传统文人的诗性。这种双重身份并非简单的叠加，而是形成了独特的治学方法论。正如先生所言，他总能在枯燥的语法研究中发现“语言和古文字的美”，将理性的分析与感性的审美熔铸成学术研究的双翼。这种思维方式让人联想到达芬奇的手稿，在解剖图旁书写诗歌，在机械设计中融入美学，证明真正的智慧从不存在学科的边界。
更令人动容的是德熙先生超功利的治学态度。在物质匮乏的年代，他依然“手不释卷”；在行政事务缠身时，仍坚持“摊着参考资料”写作。这种纯粹源自对知识本身的热爱，恰似颜回“一箪食，一瓢饮”的治学境界。当现代学术界充斥着功利主义的焦虑，当“发表压力”异化为学术研究的唯一动力，德熙先生案头那篇“没有写完的论文”，恰恰彰显了学术最本真的样态——不是为了职称或名利，而是源于对真理与美的永恒追寻。
这位学者的人格魅力，还在于他实现了传统士人精神的现代转化。他像苏东坡对待门生秦观般提携裘锡圭，以“君有奇才我不贫”的胸襟传承学术薪火；他如张载“为往圣继绝学”般守护古文字研究，却毫无“后起之秀”的傲气。在窗明几净的居室里，齐白石的木刻与墨菊横幅相映成趣，这何尝不是士大夫“居陋巷而不改其乐”的精神写照？当现代知识分子在世俗与理想间挣扎时，德熙先生用生命诠释了何为“素位而行”的处世智慧。
掩卷沉思，德熙先生的身影在历史长河中愈发清晰。他让我们看到，真正的学者不应是困在象牙塔里的知识囚徒，而是能在实验室与戏台间自由穿行的通人；不应是追逐名利的学术工匠，而是能在故纸堆里发现星辰大海的诗人。在这个工具理性泛滥的时代，德熙先生的故事犹如一剂清醒良药，提醒我们：学术的终极价值不在论文指标里，而在对真理之美的永恒凝视中；生命的真正意义不在功名利禄间，而在艺术与科学交织的精神原野上。这或许就是先生写下“一切科学，到了最后，都是美学”的真谛。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