在速度与记忆的夹缝中现代性反思——读周作人散文《济南道中》
2026-03-12 04:41阅读：
济南道中 / 周作人
伏园兄：
你应该还记得“夜航船”的趣味罢？这个趣味里的确包含有些不很优雅的非趣味，但如一切过去的记忆一样，我们所记住的大抵只是一些经过时间熔化变了形的东西，所以想起来还是很好的趣味。我平素由绍兴往杭州总从城里动身（这是二十年前的话了），有一回同几个朋友从乡间乘船，这九十里的一站路足足走了半天一夜；下午开船，傍晚才到西郭门外，于是停泊，大家上岸吃酒饭。这很有牧歌的趣味，值得田园画家的描写。第二天早晨到了西兴，埠头的饭店主人很殷勤的留客，点头说“吃了饭去”，进去坐在里面（斯文人当然不在柜台边和“短衣帮”并排着坐）破板桌边，便端出烤虾小炒腌鸭蛋等“家常便饭”来，也有一种特别的风味。可惜我好久好久不曾吃了。
今天我坐在特别快车内从北京往济南去，不禁忽然的想起旧事来。火车里吃的是大菜，车站上的小贩又都关出在木栅栏外，不容易买到土俗品来吃。先前却不是如此，一九0六年我们乘京汉车往北京应练兵处（那时的大臣是
水竹村人）的考试的时候，还在车窗口买到许多东西乱吃，如一个铜子一只的大雅梨，十五个铜子一只的烧鸡之类；后来在什么站买到兔肉，同学有人说这实在是猫，大家便觉得恶心不能再吃，都摔到窗外去了。在日本旅行，于新式的整齐清洁之中（现在对于日本的事只好“清描淡写”的说一句半句，不然恐要蹈邓先生的覆辙），却仍保存着旧日的长闲的风趣。我在东海道中买过一箱“日本第一的吉备团子”，虽然不能证明是桃太郎的遗制，口味却真不坏，可惜都被小孩们分吃，我只尝到一两颗，而且又小得可恨。还有平常的“便当”，在形式内容上也总是美术的，味道也好，虽在吃惯肥鱼大肉的大人先生们自然有点不配胃口。“文明”一点的有“冰激凌”，装在一只麦粉做的杯子里，末了也一同咽下去。我坐在这铁甲快车内，肚子有点饿了，颇想吃一点小食，如孟代故事中王子所吃的，然而现在实属没有法子，只好往餐堂车中去吃洋饭。
我并不是不要吃大菜的。但虽然要吃，若在强迫的非吃不可的时候，也会令人不高兴起来。还有一层，在中国旅行的洋人的确太无礼仪，即使并无什么暴行，也总是放肆讨厌的。即如在我这一间房里的一个怡和洋行的老板，带了一只小狗，说是在天津花了四十块钱买来的；他一上车就高卧不起，让小狗在房内撒尿，忙得车侍三次拿布来擦地板，又不喂饱，任它东张西望，呜呜的哭叫。我不是虐待动物者，但见人家昵爱动物，搂抱猫狗坐车坐船，妨害别人，也是很嫌恶的；我觉得那样的昵爱正与虐待同样的是有点兽性的。洋人中当然也有真文明人，不过商人大抵不行，如中国的商人一样。中国近来新起一种“打鬼”——便是打“玄学鬼”与“直脚鬼”——的倾向，我大体上也觉得赞成，只是对于他们的态度有点不能附和。我们要把一切的鬼或神全数打出去，这是不可能的事，更无论他们只是拍令牌，念退鬼咒，当然毫无功效，只足以表明中国人术士气之十足，或者更留下一点恶因。我们所能做，所要做的，是如何使玄学鬼或直脚鬼不能为害。我相信，一切的鬼都是为害的，倘若被放纵着，便是我们自己“曲脚鬼”也何尝不如此……人家说，谈天谈到末了，一定要讲到下作的话去，现在我却反对的谈起这样正经大道理来，也似乎不大合式，可以不再写下去了吧。
【读与评】
周作人先生的散文《济南道中》看似一篇随意写就的旅途随笔，却在漫不经心的叙述中，勾勒出一幅现代与传统、东方与西方、记忆与现实交织的复杂图景。这封写给伏园兄的信札，以“夜航船”的趣味开篇，以对“玄学鬼”与“直脚鬼”的思考作结，在表面的散淡之下，隐藏着先生对现代性冲击下文化认同的深刻焦虑。
文章开篇对“夜航船”记忆的追述极具象征意义。先生描绘了二十年前与朋友乘船从绍兴到杭州的情景——“下午开船，傍晚才到西郭门外，于是停泊，大家上岸吃酒饭”。这种缓慢的、充满人情味的旅行方式，被先生赋予了“牧歌的趣味”和“田园画家的描写”的价值。与之形成鲜明对比的是当下“坐在特别快车内从北京往济南去”的体验。火车作为现代速度的象征，不仅改变了人们的时空感知，更切断了旅人与地方风物的有机联系——“火车里吃的是大菜，车站上的小贩又都关出在木栅栏外，不容易买到土俗品来吃”。
先生对饮食的描写尤为耐人寻味。记忆中“烤虾小炒腌鸭蛋”等“家常便饭”的特别风味，与火车上“只好往餐堂车中去吃洋饭”的无奈形成对照；早年乘京汉车时能在窗口买到“大雅梨”、“烧鸡”的体验，也与当下封闭的火车空间形成反差。更值得注意的是，先生对日本“便当”的欣赏——“在形式内容上也总是美术的，味道也好”，暗示了一种理想的文化状态：在现代化进程中保留传统美学的精髓。这种对饮食文化的敏感，实际上是对文化认同危机的隐喻表达。
文中那位“怡和洋行的老板”的形象，则代表了先生对西方现代性的复杂态度。洋人“放肆讨厌”的行为，尤其是对宠物狗的纵容——“让小狗在房内撒尿”、“妨害别人”，在先生看来“与虐待同样的是有点兽性的”。这种批评表面上针对个人行为，实则暗含对西方现代性中个人主义泛滥的忧虑。先生并非简单地反对西方文明——他承认“洋人中当然也有真文明人”——而是警惕现代化进程中人文价值的失落。
文章末尾关于“打鬼”的议论，将个人旅途体验上升到了文化批判的高度。先生对当时中国“打‘玄学鬼’与‘直脚鬼’”的倾向表示“大体上也觉得赞成”，但反对其简单粗暴的态度——“只是拍令牌，念退鬼咒”。他认为，面对传统文化中的迷信成分，重要的不是全盘否定，而是“如何使玄学鬼或直脚鬼不能为害”。这种态度体现了先生文化思想的复杂性：既不固守传统，也不盲目西化，而是寻求一种理性的中间道路。
《济南道中》的魅力在于，先生将深刻的现代性反思隐藏在看似琐碎的旅途见闻之下。火车与夜航船的对比，不仅是交通工具的差异，更是两种生活方式的象征；对饮食文化的怀念，不仅是对口腹之欲的满足，更是对文化根脉的追寻；对洋人行为的批评，不仅是对个人修养的关注，更是对现代性负面效应的警惕。先生以他特有的“苦雨斋”风格——平淡中见深刻，闲适中含忧虑——为我们描绘了一个处于传统与现代夹缝中的知识分子形象。
在当下这个高铁代替绿皮火车、外卖取代家常便饭的时代，先生这篇写于近百年前的随笔依然具有启示意义。它提醒我们思考：在追求速度与效率的同时，我们是否失落了某种宝贵的生活质感？在全球化的浪潮中，我们如何保持文化的自觉与自信？或许正如先生所暗示的那样，真正的现代性不在于对传统的简单否定，也不在于对西方的盲目模仿，而在于一种批判性的文化自觉——既能拥抱变革，又能守护记忆；既能开放包容，又能保持主体性。这或许就是《济南道中》留给当代读者最珍贵的思想遗产。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