微观世界的诗意栖居——读汪曾祺散文《昆虫备忘录》
2026-06-06 04:51阅读:
昆虫备忘录 / 汪曾褀
复眼
我从小学三年级“自然”教科书上知道蜻蜓是复眼,就一直捉摸复眼是怎么回事。“复眼”,想必是好多小眼睛合成一个大眼睛。那它怎么看呢?是每个小眼睛都看到一个小形象,合成一个大形象?还是每个小眼睛看到形象的一部分,合成一个完整形象?捉摸不出来。
凡是复眼的昆虫,视觉都很灵敏。麻苍蝇也是复眼,你走近蜻蜓和麻苍蝇,还有一段距离,它就发现了,噌——飞了。
我曾经想过:如果人长了一对复眼?
还是不要!那成什么样子!
蚂蚱
河北人把尖头绿蚂蚱叫“挂大扁儿”。西河大鼓里唱道:“挂大扁儿甩子在那荞麦叶儿上”,这句唱词有很浓的季节感。为什么叫“挂大扁儿”呢?我怪喜欢“挂大扁儿”这个名字。
我们那里只是简单地叫它蚂蚱。一说蚂蚱,就知道是指尖头绿蚂蚱。蚂蚱头尖,徐文长曾觉得它的头可以蘸了墨写字画画,可谓异想天开。
尖头蚂蚱是国画家很喜欢画的,画草虫的很少没有画过蚂蚱。齐白石、王雪涛
都画过。我小时也画过不少张,只为它的形态很好掌握,很好画,——画纺织娘,画蝈蝈,就比较费事。我大了以后,就没有画过蚂蚱。前年给一个年轻的牙科医生画了一套册页,有一开里画了一只蚂蚱。
蚂蚱飞起来会格格作响,不知道它是怎么弄出这种声音的。蚂蚱有鞘翅,鞘翅里有膜翅。膜翅是淡淡的桃红色的,很好看。
我们那里还有一种“土蚂蚱”,身体粗短,方头,色黑如泥土,翅上有黑斑。这种蚂蚱,捉住它,它就吐出一泡褐色的口水,很讨厌。
天津人所说的“蚂蚱”,实是蝗虫。天津的“烙饼卷蚂蚱”,卷的是焙干了的蝗虫肚子,河北省人嘲笑农民谈吐不文雅,说是“蚂蚱打喷嚏——满嘴的庄稼气”。说的也是蝗虫。蚂蚱还会打喷嚏?这真是“糟改”庄稼人!
小蝗虫名蝻。有一年,我的家乡闹蝗虫,在这以前,大街上一街蝗蝻乱蹦,看着真是不祥。
花大姐
瓢虫款款地落下来了,折好它的黑绸衬裙——膜翅,顺顺溜溜:收拢硬翅,严丝合缝。瓢虫是做得最精致的昆虫。
“做”的?谁做的?
上帝。
上帝?
上帝做了一些小玩意儿,给他的小外孙女儿玩。
上帝的外孙女儿?
对。上帝说:“给你!好看吗?”
“好看!”
上帝的外孙女儿?
对!
瓢虫是昆虫里面最漂亮的。
北京人叫瓢虫为“花大姐”,好名字!
瓢虫,朱红的,瓷漆似的硬翅,上有黑色的小圆点。圆点是有定数的,不能瞎点。黑色,叫作“星”。有七星瓢虫、十四星瓢虫……星点不同,瓢虫就分为两大类。一类是吃蚜虫的,是益虫;一类是吃马铃薯的嫩叶的,是害虫。我说吃马铃薯嫩叶的瓢虫,你们就不能改改口味,也吃蚜虫吗?
独角牛
吃晚饭的时候,呜——扑!飞来一只独角牛,摔在灯下。它摔得很重,摔晕了。轻轻一捏,就捏住了。
独角牛是硬甲壳虫,在甲虫里可能是最大的,从头到脚,约有二寸。甲壳铁黑色,很硬,头部尖端有一只犀牛一样的角。这家伙,是昆虫里的霸王。
独角牛的力气很大。北京隆福寺过去有独角牛卖。给它套上一辆泥制的小车,它就拉着走。北京管这个大力士好像也叫作独角牛。学名叫什么,不知道。
磕头虫
我抓到一只磕头虫,北京也有磕头虫?我觉得很惊奇。我拿给我的孩子看,以为他们不认识。
“磕头虫,我们小时候玩过。”
哦!
磕头虫的脖子不知道怎么有那么大的劲,把它的肩背按在桌面上,它就吧嗒吧嗒地不停地磕头。把它仰面朝天放着,它运一会气,脖子一挺,就反弹得老高,空中转体,正面落地。
蝇虎
蝇虎,我们那里叫作苍蝇虎子,形状略似蜘蛛而长,短脚,灰黑色,有细毛,趴在砖墙上,不注意是看不出来的。蝇虎的动作很快,苍蝇落在它面前,还没有站稳,已经被它捕获,来不及嘤地叫一声,就进了苍蝇虎子的口了。蝇虎的食量惊人,一只苍蝇,眨眼之间就吃得只剩一张空皮了。
苍蝇是很讨厌的东西,因此人对蝇虎有好感,不伤害它。
捉一只大金苍蝇喂苍蝇虎子,看着它吃下去,是很解气的。苍蝇虎子对送到它面前的苍蝇从来不拒绝。苍蝇虎子不怕人。
狗蝇
世界上最讨厌的东西是狗蝇。狗蝇钻在狗毛里叮狗,叮得狗又疼又痒,烦躁不堪,发疯似的乱蹦,乱转,乱骂人,——叫。
【读与评】
在汪曾祺先生的笔下,蜻蜓的复眼是未解之谜,蚂蚱的尖头是文人的墨笔,瓢虫的翅鞘是上帝赠予外孙女的绸裙。这位以美食散文著称的作家,用孩童般的天真与智者的通透,在《昆虫备忘录》中构建了一个微观世界的乌托邦。这里没有宏大叙事,只有对昆虫的凝视与呢喃,却在不经意间折射出生命的哲学意蕴。
一、诗意凝视:昆虫的审美重构
先生的观察之眼带着文人的诗性滤镜。他将瓢虫收拢翅鞘的动作比作“折好黑绸衬裙”,磕头虫的弹跳被描述为“空中转体”,蝇虎捕食则是“来不及嘤地叫一声”的闪电战。这种拟人化的修辞并非对科学的背离,而是以诗性智慧突破认知的藩篱。当他说“上帝做小玩意儿给外孙女玩”时,实则在万物有灵的古老宇宙观中,重建了人与昆虫的平等对话。就像庄子观鱼而知鱼乐,这种审美凝视消解了人类中心主义的傲慢,让昆虫不再是实验室的标本,而是值得驻足欣赏的生命诗篇。
二、文化解码:虫豸里的集体记忆
在蚂蚱的翅脉间,我们触摸到文化基因的纹路。“挂大扁儿”的俗名带着河北平原的泥土气,齐白石的草虫画延续着文人雅趣,天津的“烙饼卷蚂蚱”则沉淀着地域饮食智慧。先生以昆虫为棱镜,折射出民间文化的斑斓光谱。当西河大鼓里唱起“挂大扁儿甩子”,当北京胡同里叫卖“独角牛泥车”,这些昆虫早已超越生物属性,成为文化记忆的活化石。先生用举重若轻的笔触提醒我们:最微小的生命都承载着文明的密码。
三、生命哲思:在敬畏与戏谑之间
面对复眼的困惑,先生坦言“还是不要长复眼”;看着狗蝇叮咬的焦躁,他直呼“世界上最讨厌的东西”。这种坦率的喜恶背后,藏着对自然法则的敬畏。当他说“吃马铃薯嫩叶的瓢虫不能改吃蚜虫吗”,幽默中透着对生态平衡的洞察。最动人的是对磕头虫的描写:被按在桌面时“吧嗒吧嗒地磕头”,仰面朝天时“运一会气”突然弹起。这何尝不是生命的隐喻?在看似荒诞的生存姿态中,藏着不屈的生命意志。
在这个追求宏大与效率的时代,《昆虫备忘录》像一扇被遗忘的雕花木窗,带我们重返那个蹲在草丛里观察蚂蚁搬家的午后。先生教会我们:真正的博物精神不在于分类学的精确,而在于对万物保持谦卑的好奇。当城市的孩子分不清蟋蟀与蝈蝈,当自然教育沦为手机里的科普视频,或许我们更需要这样的文字——它让我们记起,每个生命都是宇宙精心编排的独幕剧,即便最微小的独角牛,也在演绎着自己的英雄史诗。在这片被忽视的微观世界里,藏着超越物种的生存智慧,以及回归本真的生命诗学。