分析完《我与地坛》的结构之后，接下来我想谈谈它的语言。
同样写散文也写得很好的已故作家汪曾祺有一个说法：“写小说就是写语言。”（《中国文学的语言问题》）套用汪曾祺的这句话，我觉得写散文也是写语言，或者更是写语言。如果一个作家的语言不好，即便你有多么好的思想感情，表现出来也失去了味道。
那么，《我与地坛》的语言好不好呢？我觉得好。我曾经诵读过这篇散文许多遍，所以我衡量语言好不好的标准之一是看它能不能上口，入口之后口感怎样。谈到这里我想先介绍一个我对文学语言的基本观点，然后我们再来谈谈我对《我与地坛》的口感。
自从五四时期兴白话废文言之后，我们的作家就采用了现代汉语进行写作。但是作家在使用现代汉语写作时又处在不断改进的过程中。比如，白话文刚兴起的时候，现代作家的汉语写作就形成了一种书面语传统。这种语言好不好？好，但有时候又会觉得文绉绉的，甚至有了一种“翻译腔”，比如朱自清的散文《桨声灯影里的秦淮河》就是这样。所以这种语言还不是一种纯熟的现代汉语。从四十年代开始，赵树理用他自己的文学实践提倡一种语言观，这种语言观可概括为一句话：使用来自民间的口语进行写作。不过，这种语言虽然可以像评书那样“说”出来，很容易上口，但也有问题。主要问题是它完全废弃了书面语传统，也丢失了文学语言所应该具有的诗情画意。到了八十年代，汪曾祺提出并且也用他自己的写作实践倡导一种新的语言观，这种语言观是既要重视民间、口头文化传统，又要重视古典文化的书面语传统，两者兼顾。他认为当代散文是写给当代人看的，口语可以用起来，但用得太多，就有了市井气，显得油嘴滑舌，成了北京人所说的“贫”。所以他觉得语言“最好是俗不伤雅，既不掉书袋，也有文化气息。”（参见赵勇：《口头文化与书面文化：从对立到融合——由赵树理、汪曾祺的语言观看现代文学语言的建构》）
现在我们可以来确认《我与地坛》的语言了。史铁生虽然是北京人，但他使用的文学语言既不是王朔那种整个口语化的语言，也不是王蒙那种汪洋恣肆有时又会觉得
同样写散文也写得很好的已故作家汪曾祺有一个说法：“写小说就是写语言。”（《中国文学的语言问题》）套用汪曾祺的这句话，我觉得写散文也是写语言，或者更是写语言。如果一个作家的语言不好，即便你有多么好的思想感情，表现出来也失去了味道。
那么，《我与地坛》的语言好不好呢？我觉得好。我曾经诵读过这篇散文许多遍，所以我衡量语言好不好的标准之一是看它能不能上口，入口之后口感怎样。谈到这里我想先介绍一个我对文学语言的基本观点，然后我们再来谈谈我对《我与地坛》的口感。
自从五四时期兴白话废文言之后，我们的作家就采用了现代汉语进行写作。但是作家在使用现代汉语写作时又处在不断改进的过程中。比如，白话文刚兴起的时候，现代作家的汉语写作就形成了一种书面语传统。这种语言好不好？好，但有时候又会觉得文绉绉的，甚至有了一种“翻译腔”，比如朱自清的散文《桨声灯影里的秦淮河》就是这样。所以这种语言还不是一种纯熟的现代汉语。从四十年代开始，赵树理用他自己的文学实践提倡一种语言观，这种语言观可概括为一句话：使用来自民间的口语进行写作。不过，这种语言虽然可以像评书那样“说”出来，很容易上口，但也有问题。主要问题是它完全废弃了书面语传统，也丢失了文学语言所应该具有的诗情画意。到了八十年代，汪曾祺提出并且也用他自己的写作实践倡导一种新的语言观，这种语言观是既要重视民间、口头文化传统，又要重视古典文化的书面语传统，两者兼顾。他认为当代散文是写给当代人看的，口语可以用起来，但用得太多，就有了市井气，显得油嘴滑舌，成了北京人所说的“贫”。所以他觉得语言“最好是俗不伤雅，既不掉书袋，也有文化气息。”（参见赵勇：《口头文化与书面文化：从对立到融合——由赵树理、汪曾祺的语言观看现代文学语言的建构》）
现在我们可以来确认《我与地坛》的语言了。史铁生虽然是北京人，但他使用的文学语言既不是王朔那种整个口语化的语言，也不是王蒙那种汪洋恣肆有时又会觉得