陈寅恪《柳如是别传》煌煌八十余万言，亦庄亦谐，亦文亦史，具有非常特别的结构体系和文学价值，个性卓然，独步天下，非别家所可比拟者。作者自云“昔岁旅居昆明，偶购得常熟白茆港钱氏故园中红豆一粒，因有笺释钱柳因缘诗之意。”并题诗云：“灰劫昆明红豆在，相思廿载待今酬。”（陈寅恪：《柳如是别传》，北京：生活·读书·新知三联书店2001年，第1页。）道出全书的表层写作目的，在于注解钱谦益和柳如是姻缘酬和的诗歌创作，并随而揭示更深层的写作意图：“表彰我民族独立之精神，自由之思想。”（同上第4页。）有学者称“《柳如是别传》是陈寅恪晚年的一部‘心史’，……是要通过史学来维护平生持之极坚的文化价值，独立精神与自由思想便是其中最重要的两大项目。’”（丁国强：《学术大师的撤退》，《社会科学报》2008年3月）
盖钱牧斋学冠明季，为一代宗师，“博通文史，旁涉梵夹道藏”（同前第3页。），河东君前承“吴江故相”周道登家学，后随云间孝廉唱和，其间又有徐佛等授以丝竹，歌舞俱工，半野堂拜访时已是巾帼不让须眉，陈寅恪公谓其诗余已出牧斋之右。而钱柳唱和即云间派上宗江西，颇用古典，古典以外，又有今典，非加笺释，不能令后学了然也。
另一方面，陈寅恪公在早年所著《元白诗笺证稿》中，谈到“唐代贞元元和小说，乃一种新文体，不独流行当时，复更辗转为后来所则效，本与唐代古文同一原起体制也。……其特征则尤在具备众体也。”（陈寅恪《隋唐制度渊源略论稿》（外二种之《元白诗笺证稿》），河北：河北教育出版社2002年，第323页。）我看了这段内容，当初仅仅以为这是一种学术研究的结论，及事后学习《柳如是别传》，才猛然醒悟，陈寅恪公并非单纯考史，实则在晚年是躬行了“文备众体”的创作原则，而“效《再生缘》之例”（同前第4页。）。
出于这样的原因，《柳如是别传》秉承了陈寅恪公“诗史互证”的传统，以钱柳姻缘为主线，以诗歌笺释为切入点，将历史、文学评论、文学创作等等因素浓缩在一起，展现了一幅别开生面文史世界。以我之鄙陋，尚未见相同者，后代恐怕也很难再出现，可以认为，这种“文备众体”的形式，到了陈寅恪已经发展到了顶峰。
这种独特的文学样式，首先表现在适时地在考史中穿插自己的诗词创作。这种创作绝对不仅仅是一种感想式的随笔，而是对于自己所遭受的一切不公正待遇的“春秋笔法”式的批判，更是一种跨越时空的和古人的情
盖钱牧斋学冠明季，为一代宗师，“博通文史，旁涉梵夹道藏”（同前第3页。），河东君前承“吴江故相”周道登家学，后随云间孝廉唱和，其间又有徐佛等授以丝竹，歌舞俱工，半野堂拜访时已是巾帼不让须眉，陈寅恪公谓其诗余已出牧斋之右。而钱柳唱和即云间派上宗江西，颇用古典，古典以外，又有今典，非加笺释，不能令后学了然也。
另一方面，陈寅恪公在早年所著《元白诗笺证稿》中，谈到“唐代贞元元和小说，乃一种新文体，不独流行当时，复更辗转为后来所则效，本与唐代古文同一原起体制也。……其特征则尤在具备众体也。”（陈寅恪《隋唐制度渊源略论稿》（外二种之《元白诗笺证稿》），河北：河北教育出版社2002年，第323页。）我看了这段内容，当初仅仅以为这是一种学术研究的结论，及事后学习《柳如是别传》，才猛然醒悟，陈寅恪公并非单纯考史，实则在晚年是躬行了“文备众体”的创作原则，而“效《再生缘》之例”（同前第4页。）。
出于这样的原因，《柳如是别传》秉承了陈寅恪公“诗史互证”的传统，以钱柳姻缘为主线，以诗歌笺释为切入点，将历史、文学评论、文学创作等等因素浓缩在一起，展现了一幅别开生面文史世界。以我之鄙陋，尚未见相同者，后代恐怕也很难再出现，可以认为，这种“文备众体”的形式，到了陈寅恪已经发展到了顶峰。
这种独特的文学样式，首先表现在适时地在考史中穿插自己的诗词创作。这种创作绝对不仅仅是一种感想式的随笔，而是对于自己所遭受的一切不公正待遇的“春秋笔法”式的批判，更是一种跨越时空的和古人的情