圣约翰大学建筑考遗之八 —— 顾斐德纪念体育室

2011-06-18 09:44阅读：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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圣约翰大学建筑考遗之八 <wbr>—— <wbr>顾斐德纪念体育室

顾斐德教授（F.CIEMENL COOPER）
在1914-1915年的圣约翰大学校友会年度报告上有一项动议，就是盖一座预算为2万两白银的体育馆以纪念不久前去世的顾斐德教授（F.CIEMENL COOPER）。顾斐德教授于1894年到约大任科学系主任。一个科学系的教授与体育搭上关系让人费解。但是看看顾斐德的履历，他具有医学博士学位，又曾接受过与体育息息相关的军事培训，就不难理解他在当时所发挥的巨大作用。

谈到体育，就先要看看中国的历史。应该说，系统的体育教学制度在中国古代是不存在的。虽然古有“六艺”之说，其中射、御二艺可以说是带有军事目的体育教育，但作为一种制度并没能一直流传下来。在以科举制为轴心的儒学教育中没有体育教育的地位。中国古代的一些体育活动严格说来都是游离于正统教育制度之外的。

而近代来华传教士，他们大多主张人的灵、智、体应当全面,其主旨在于培养教会学生的基督化人格,使学生皈依基督教。1889年，李霭门（S.E.SMALLEY) 由加拿大来圣约翰书院任教。他于次年在学校礼拜堂前的草坪上组织了运动会，始开运动竞技之先河，但那时候根深蒂固的传统观念，学生们以这种运动为耻，应者寥寥。圣

公会主教郭斐蔚就洞悉到了这点，透彻地分析了中国当时的陋习。他认为，中国的教育体制不可能产生强壮而健康的人，“儿童运动被视为不庄重，体力劳动被学者看不起，由于这两方面都不受鼓励，所以儿童不能长成强壮的身体，不可能拥有我们国内所赞赏的那种健康的、活泼的生命力”。他认为中国学生的体质太差了，他们纤细的胳膊和手指只适合握一支笔，因此必须提倡符合儿童天性发展的体育活动。郭斐蔚对中国学者轻视体力劳动的心态感到难以理解，“当他面临贫困时，他会去借贷或乞求，并且不会因此感到羞耻，但是他不会去工作”，郭斐蔚认为基督教教育应当让学生用完全不同的方式来看待劳动。他相信，只有树立了工作和体力劳动的尊严，学生才会重视身体锻炼，他们的全面发展才会得到保证。

顾斐德教授对于体育锻炼，也有他的看法。他说：“我确信良好的健康状况是身体、知识、道德和精神发展的基础”，人是由一个个器官构成的，精神和肉体都需要锻炼，如果不锻炼，身体的功能就不能正常运转，疾病就会取代健康。作为一个教会学校的校长，卜舫济也明确指出，教育不仅是获取知识，它还要促进全面发展的人。所谓全面发展，就是培养养人们的灵、智、体，使他们的能力一同发长。由此可见传教士和外国平信徒教师始终是把基督教教育的目标——人的全面发展视为一个有机整体，道德知识与身体既存在着重点与分别，又相互密切联系，缺一不可。在传统的中国教育制度里完全受到忽视的体育被他们赋予了很高的地位，他们的观点与看法及具体教学实践在近代中国体育教育史上有开风气之先的作用。

1895年甲午战争中国兵败蒙辱，人人思习武奋进，这成为了约大展开体育运动的一大契机。顾斐德因势利导在学生中展开了军事操练。军事操练课起初只是进行一些行军、编队训练，之后逐渐引进了简单的哑铃操和瓶棒操等体育活动，而后，这些操练又从自愿的练习活动引入到一般的大学课程中去，成为所有学生所必须通过的训练。圣约翰大学规定每周每天早晨7∶10，全体学生集合作15分钟的哑铃操；每周一、三、五要做军体操。并鼓励他们参加半年一次运动会。到1902年，学生对户外体育活动已经培养起了极大的热情。每天下午4∶30后，学生们都会来到操场进行各种活动，有跑步、攀爬、游泳、网球等，此外也经常进行军体操和健身操。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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圣约翰书院学生兵操训练（1899-1900年）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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校长卜舫济检阅军训学生（1917年）

由于圣约翰大学在体育教育上的成功。1899年，在基督教中国教育会第三次“三年会议”上，顾斐德被邀请向来自全国各地的基督教教育者介绍“约大模式”。顾斐德在介绍经验之前，首先强调了体育的重要意义。他认为积极的训练是“身体的自然法则”，而在一定范围内的训练“以提高和发展肌肉系统、调整各个器官的功能、提高感官能力、增强力量、提高消化功能、坚固神经、保持愉悦”。顾斐德还告诫大家要始终坚信“健康的身体是所有体力、脑力、道德、精神发展的基础”。然后，顾斐德就体育训练的目标、内容、具体的方法等向其他基督教学校传授经验。他还呼吁把体育教育引入女子学校，因为“中国女孩的身体处于很不发展的状态，应该在发展智力时，也同时发展身体”，而对于女孩来讲“柔软体操是最适合的，如果配上合适的音乐会很有趣”。顾斐德对“约大模式”的介绍和对女子体育教育的强调引起了各地基督教学校对身体训练的重视。培真学堂秋季课程单规定，每周一到周五的下午5∶00~5∶30为体操课；由美以美会开办的女塾的功课章程也规定，“学生每年需要学习体操课程”。随着“约大模式”的推广和基督教教育者对体育的逐渐重视，到20世纪初，正规的体育课程普遍在基督教学校出现。由此可见，顾斐德对于中国近代体育运动的推广功不可没。但是很不幸，顾斐德于1915年6月4日，在英国的伦敦去世。
为了纪念顾斐德对于约大体育运动的贡献，校友会决定筹措资金建立以他名字命名的体育馆。建体育馆并非约大始开先河。在1918年，由美国南北浸礼会(Northern and Southern Baptists of America)创建的沪江大学就建成了纪念美国海司克尔将军（Col.Edward H.Haskell)的体育馆。而约大要建立这个体育馆首先要解决的还是资金问题。卜舫济把原先的预算2万两平均划分为四份，由在校学生、校友会、校长和约大建筑基金会共同努力筹措。最后校方为建筑及购置运动器械等共募集到白银3.5万两，约合美金4.98万元。其中约大支出2.35万美元，校友捐1.17万美元，学生捐0.78万美元，校外各界捐助0.68万美元。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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建成于1918年的沪江大学HASKELL体育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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建成于1919年的圣约翰大学顾斐德纪念体育室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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顾斐德纪念体育室的英文隅石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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顾斐德纪念体育室的中文隅石
1918年6月30日，郭斐蔚主教主持了安置隅石的开工典礼。次年的11月15日，顾斐德纪念体育室落成。整个体育室基地面积421平方米，建筑面积有881平方米。体育室图样由约大理科教授华克设计，属于圣约翰大学第二阶段的建筑式样，为简练的立面叠加中式屋顶的中西合璧式折中主义式样。首要特性为简练的红砖立面、中式屋顶与大量中式扮饰。第一层有来宾接待室一间，浴室和更衣室各两间，机房一间，储物一间。浴室内装置冷热水莲蓬头，墙、地面均用白磁砖，学生可按时入浴。第二层系室内运动场，长75英尺，阔45英尺。体育设备，始臻完善。场之南端，下有体育教师办公室，上筑一看台，可依栏俯视场中球类比赛。体育室东侧为游泳池，上架玻璃天棚，池之南端，备有来宾参观席，池长60英尺，阔20英尺，池底和四壁均用白磁砖砌成。此室内游泳池，实为中国前所罕有。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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体育室的内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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体育室内的游泳池
上海第一个公共游泳池始建于1907年。这个游泳池位于四川路，是公共租界工部局造的，但当时不允许华人入内，所以并未引起国人关注。1909年，上海青年会的健身房正式开幕，里面有一个游泳池，仅供会员练习使用，国人接受现代游泳技术的训练由此而始。而约大的这个游泳池随着顾斐德纪念体育室的落成，于1919年对师生开放，是上海第一个学校游泳池。从此以后，中等以上学校建置游泳池逐渐多了起来，游泳运动开始普及开来。所以约大的游泳池是学校游泳池之滥觞，它极大地激励了约大师生的游泳热情，约大学生的游泳水平成绩斐然。程锦圆是原圣约翰大学化学系教授兼系主任程有庆的女儿，她回忆说：“体育馆的二楼有室内篮球场和排球场，还有各种体育设备供锻炼用；一楼有一个室内游泳池，池中有一个跳板，正确的说这个游泳池浅水的一半在室内，深水的一半在露天，还有一个跳板。庄逸声（他的父亲是约中庄尚德先生）和沈郇明（她的父亲是沈嗣良校长）都爱在跳板上跳水。他们的跳水姿势正确优美。如果当时他们有机会受到专业训练，他俩肯定会成为优秀的跳水健将。1937年开全国运动会时，约大体育老师李明阳先生给我大姐锦倩报名参加女子自由泳一百米比赛。给刘天眷报名参加女子蛙泳一百米比赛。天眷的父亲刘怀寰先生是土木系教授。她们两人都得了第一名。那个时候她们只是平时爱好游泳，在暑假里游游而已，并没有受过专业训练。”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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有趣的烟囱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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歇山式房顶

约大的体育模式使得约大的许多学生“文武全才”。会计处蒋学林之子、笔者的舅公蒋维良，原先是在大学里读新闻系，还编过校刊《Camphor Tree》。但他在毕业后，并没有马上从事新闻工作，而是留校当了一名体育老师。据程锦圆说：“在体育方面他很突出，项项运动都懂，也都会。毕业后他留校当了一名体育老师。我读约大一年级时，他是我的体育老师。还纠正过我赛跑时的姿势”。蒋维良特别喜欢游泳，笔者的母亲小时候经常去体育馆坐在看台上看他游泳。而蒋维良也特别珍惜这个漂亮的游泳池。程锦圆回忆说，有一年的暑假，苏州河的水位涨得比往年高，游泳池的水排不干净，留在游泳池底上。日子长了，池底产生了青苔，使池底很滑。蒋维良想出了一个好主意，发动程国光、杨本华、邱惠群等十来个小兄弟，把池底的水淘到桶里，然后倒在下水道中冲走。水淘干净后，他们把池子边、池子底擦得干干净净，还了白磁砖原来的光泽。劳动结束后，蒋维良还特地带了他们到怀施堂旁边的小食堂犒劳他们，吃了一顿猪排。
如今这个开游泳风气之先的游泳池消失了，华东政法大学将其改建成了健身房，不禁让人扼腕叹息。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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二楼的篮球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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体育室入口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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体育室门口的地砖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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体育室门口的石鼓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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