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明代御窑厂的建立
所谓御窑厂，是指皇家或政府办的制瓷作坊，专门为皇宫或统治集团提供瓷器。明代景德镇就有御窑厂，就是人们常说的官窑。关于明代御窑厂的兴建时间有不同的意见，所持的依据也自不相同。有的认为洪武二年(1369年)建立,有的认为洪武以后的建文四年(1402年)建立，还有的认为是宣德甚至更晚建立。洪武二年建窑论者，主要依据清蓝浦《景德镇陶录》卷一《图说》：'明洪武二年就镇之珠山设御窑厂，置官监督，烧造解京。
以上诸说，多采唐隽公《陶冶图说》。唐隽公即请雍正、乾隆时著名督窑官唐英。而《重建敕封万硕侯师主佑陶碑记》说：“我朝洪武之末，始建御器厂，督以中官。”另外《事物会原》认为“明惠宗建文四年，壬午，始开窑烧造，解京供用。”元末景德镇地区战争激烈，朱元璋在南京登上皇帝宝座前8年，其地方政权就归于朱元璋的麾下。到洪武二年皇帝已经登基两年，无论祭天祭神祭祖的神器，还是宫廷生活用具，都需要瓷器，所以在元浮梁瓷局管理的官窑基础上组建御窑是有可能的。
只是大明王朝立国之初，百度待兴，御窑厂的规章制度还不健全，生产的瓷器不一定能满足宫廷的需要也没有正常运转，所以说到建文四年时，用词是“开窑烧造”，并不是用'建窑二字。可能在这以前的御窑厂有时开窑，有时不开窑，即有命则烧，无命则让。《大明会典》中《陶器》所载文献很能说明问题：“洪武二十六年(1393年)定，凡烧造供用器皿等物，须要定夺制样，计算人工物料。如果数多，起取匠人赴京，置窑兴工或数少，行移饶、处等府烧造。”由此可看出，这时的景德镇只是供选择烧瓷的地点之一，处州的龙泉也是一个供选择的地点。所以洪武二年御窑厂建立，也生产瓷器，但并没有正常运转。至洪武之末（实际为建文四年）以后，宫廷派中官督窑，按例解京，正常运转，再也没有看到景德镇以外为宫廷烧瓷的记载。
御宫厂建立以后还在不断完善，《明史》卷四三《地理志》说：“……景德镇，宣德初，置御窑厂于此。”王宗沐在《江西大志·陶书》中说：“正德初，置御器厂，专管御器。先是兵兴，议寝陶息民，至是复置。”这就说明明初关于御窑厂的事一直都有变化。经景德镇陶瓷考古工作者长期调查、发掘证明洪武御窑确实存在，生产规模并不小，生产了许多优秀的瓷器，并留存下来。如果洪武三十五年（即建文四年）才建御窑厂，一年时间能生产这么多瓷器，能创造出这么多的新品种吗?
从史料记载来看：明初洪武、建文、永乐、洪熙四朝官窑瓷器
洪武二年（1369）:洪武二年，设厂于镇之珠山麓，制陶供上方，称官窑，以别民窑（当时，珠山为蠹山）。设大龙缸窑、青窑、色窑、风火窑、匣窑、大小横窑六种共二十座。”（《景德镇陶录》）
“明洪武二年就镇之珠山设御窑厂，置官监督，烧造解京。”（清蓝浦《景德镇陶录》卷一《图说》）
洪武三年（1370）:洪武三年，礼部言：“《礼记·郊特牲》曰，‘郊之祭也'，‘器用陶匏'，尚质也。《周礼·笾人》，‘凡祭祀供簠簋之实'，《疏》曰，‘外祀用瓦簠'。今祭祀用瓷，合古意。惟盘盂之属，与古簠璺簋登铏异制。今拟凡祭器皆用瓷，其式皆仿古簠簋登豆，惟笾以竹。”诏从之。（《明史 志第二十三礼一（吉礼一）》）。
洪武二十年，瓷器有“青色及五色花者”（《格古要论》洪武二十年成书）。
洪武二十四年（1391），窑冶课钞二千二百四十一贯。（《饶州府志税课》）
洪武二十四年：“器用之禁：洪武二十六年定，公侯、一品、二品，酒注、酒盞金，餘用銀。三品至五品，酒注銀，酒盞金，六品至九品，酒注、酒盞銀，餘皆磁、漆。木器不許用硃紅及抹金、描金、雕琢龍鳳文。庶民，酒注錫，酒盞銀，餘用磁、漆。百官，床面、屏風、隔子，雜色漆飾，不許雕刻龍文，並金飾硃漆。”（《明史志第四十四 輿服四》）。
“我朝洪武之末，始建御器厂，督以中官。”（《重建敕封万硕侯师主佑陶碑记》）
“洪武二十六年(1393年)定，凡烧造供用器皿等物，须要定夺制样，计算人工物料。如果数多，起取匠人赴京，置窑兴工或数少，行移饶、处（龙泉）等府烧造。”（《大明会典》《陶器》）
洪武三十一年:“明承元制，凡朝廷烧制瓷器，必由内府定夺样制。”（《大明会典》）
“凡江西烧造金黄并青绿双龙凤花，素，圆，扁，瓶，罐，爵，盏等器送内承运库交收，光禄寺领用。”（《大明会典》）
建文四年（1402）洪武三十五年六月-十二月，改陶厂为御厂。
“明惠宗建文四年（1402），壬午，始开窑烧造，解京供用。”（汪汲《事物会原》卷二十八.古饶器条）
永乐(22年):
永乐四年十月丁未:“回回结牙思进玉碗，上不受，命礼部赐钞谴还。谓尚书郑赐曰:‘朕朝夕所用中国磁器，洁素莹然，甚适于心，不必此也。'况此物今府库亦有之，但朕自不用。”（《明太宗实录》）
永乐七年，“天妃，永乐七年封为护国庇民妙灵，昭应弘仁普济天妃，以正月十五日，三月二十三日，南京太常寺官祭。”（《明史。礼四》南京神庙条）
永乐十年敕工部重建六月-十二月，改陶厂为御厂。
永乐十年敕工部重建梵宇，皆准大内式，中造九级琉璃塔，赐额“大报恩寺”。（明 葛寅亮《金陵梵刹志》）
“永乐十七年御制佛曲成，并刊佛经。至大报恩寺，当日夜本寺塔现舍利光如宝珠”。（明 《纪录汇编卷一百七十八四友斋丛说摘抄》 “释道”）
“......抄造纸（答+刀），烧造瓷器，采办梨木板及诸品海味果子等项，悉皆停罢。......。”（《永乐二十二年八月十五日所下即位诏》）
洪熙(1年):
洪熙元年（1425）
“下西洋诸番国宝船，悉皆停止。如已在福建太仓等处安泊者，俱回南京，将带去货物，仍于所在官司入库。”
“往迤西撒马儿罕.失剌思等处买马等项及哈密取马者，悉皆停止，将给赐缎匹，瓷器等件，就于所在官司入库。
各处营造采办木植，如已起运者，随到所在堆垛，其未采办者悉皆停止。（《明实录。仁宗实录》）
洪熙元年（1425）:正月十五日，“......并江西饶州烧造瓷器官窑，仍前禁止外，其各处山场，......。”（《洪熙元年正月十五日郊祀覃思诏》）
洪熙元年（1425）:五月，仁宗朱高炽崩逝。
洪熙元年（1425）:九月己酉条:“命行在工部（即北京工部）江西饶州造奉先殿太宗皇帝几筵，仁宗皇帝几筵白磁祭器。”（《明实录。宣宗实录》）
600年来难遇的“建文”瓷器
由于建文帝在位时间太短，因此，这个时期属于瓷器的空白期。空白期不等于这个时期不生产瓷器，只是历史上没有记载而已。这个时期景德镇和各地的窑场生产的瓷器从目前来说应归就与洪武或永乐时期。这是一个认识过程。在民国之前古玩界由于对洪武时期的瓷器缺乏认识，那时的洪武、建文都是瓷器的空白期。直到后来考古发现了洪武有瓷器的实物资料之后。才有洪武瓷器之说。
建文(1399—1402年)为明惠帝朱允文的年号，此朝历时仅四年，还未发现有真正署年款的瓷器。众所周知永乐皇帝是抢了他的亲侄子建文江山登上王位的，这段历史很不光彩。他想方设法用尽各种方法把建文这段历史痕迹抹掉，就包括当时的书籍文件和瓷器等。所以建文虽然有四年历史，但变成了空白期。世间往往有例外，也有部分漏网之鱼逃过了那场灭顶之灾，留下实物让后人发现和研究。冥冥之中自有安排，能遇上就是一种缘分。 一个关于建文笔架的故事 侨居上海的一位收藏瓷器的行家仇炎之（1910—1980），对明清瓷器颇为精通。早年在上海昔古斋古玩店当学徒，学习古玩鉴定和交易。有了经验之后，索性自己在外滩的朋街开了一家古玩店铺，专使明清瓷器之事。这里外商很多，自然生意不错。从一个学徒工到一个鉴定收藏瓷器的大老板，仇炎之付出了许多艰辛，可外商对明瓷的喜好，使仇炎之暗下决心，一方面精攻鉴别，同时要收齐明代各个年号的瓷器。多少年的心血总算没有白费，明代17朝皇帝的瓷器就缺“建文”了。这是一个多么了不起的收藏壮举。于是，仇炎之总是要千方百计找到“建文”朝的瓷器，以求功德圆满。据说，到民国年间，“建文”朝的瓷器基本绝迹，只剩下一件，且是一个笔架。据中国陶瓷学者冯先铭考录：明洪武末年（1398）即建文初年始设御器厂，也就是说，建文朝所烧的官窑瓷器是明代最早的御窑器，加上年代短，数量少，因此尤显珍贵。的确，在诸多的明代陶瓷研究中，极少有建文朝瓷器的叙述和发现。 |
由此可以看出：建文时期的瓷器，不论官窑、民窑，在收藏界的珍稀程度。