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寻找阐释的真谛:《道与逻各斯》读书笔记

2014-01-28 23:30阅读:

现当代文学理论家艾布拉姆斯在其经典著作《镜与灯:浪漫主义文论及批评传统》中提出了文学批评四要素,即世界、文本、作者和读者,这四要素构成了文学批评的核心,及西方文艺理论的历史轨迹。在文艺理论的长河里,对世界、文本、作者、读者这四者价值定位的不同,从而形成了模仿论(Mimetic Theory),表现论(Expressive Theory),客观论(Objective Theory)和实用论(Pragmatic Theory)。[1]模仿论认为文学是对世界的模仿;表现论认为作者是文学创作的源泉;客观论是以文本为中心的文学本体论;实用论以读者为研究焦点,强调文学对读者的教化、感染、净化。[2]
由此可见,作者、文本和读者,历来是文学批评中的三个重要维度,也是西方文论长期以来聚焦的核心。本书第四章中,作者就三者关系展开讨论,并呈现了中国古代文论及西方文论史上的重要观点,其中包含着观点的冲突和碰撞。
笔者将本章的讨论归为以下三方面的观点加以分析:
1.作者的意图无法重建
在《同一性幻觉》这一节中,作者主要讨论的是意图论的观点,接近西方文论中的“表现论”。这一观点是以作者这一维度作为文学批评的中心,认为作者的意图是正确理解文本的指南。“作者的意图都成为正确理解的关键,成为意义的本源和终极的参照。”[3]
这一观点虽然意识到深入作者的创作的处境的重要性,但是忽略了诠释的距离。“在后来读者与过去的文本之间,在当前的理解与过去的意图之间,存在着诠释的距离。”
[4]也就是说,无论批评家如何努力,他也无法回到作者当时的历史处境,也无法去领悟作者过去的创作意图。作者的意思类型事实上取决于批评家,批评家事先已经对作者及其世界形成了自己最初的理解。[5]也就是说,意图论阐释学包含着一种来自批评家的主观性因素。
赫施直截了当地承认:“没有人能够确切地重建别人的意思。解释者的目标不过是证明某一特定的读解比另一种读解更为可能罢了。在阐释学中,证明即是去建立种种相对可能性的过程。”[6]作者的意图是难以重建的,一是文本呈现与作者本身之间存在距离,刘勰曾在《文心雕龙·神思》中曾形象地写道:“方其搦翰,气倍辞前,暨乎篇成,半折心始。”[7]所以,文本并不总是表达着作者意欲表达的意思[8];二是后来读者理解与文本之间也存在距离,这是因为时间因素在起作用,“不仅词的意思会在时间中逐渐转移, 社会准则和审美标准也同样会在时间中发生改变。正是这种转移和改变,使一部作品今天的解释不同于过去的解释。”[9]所以,阐释学只能提供一种解释意图的可能而非意图的重建。在第四章第二节《实际的证据》中,作者运用了后人对李商隐《锦瑟》一诗各执一词的评论,为“意图论”的批评寻找到实际的证据。
2.文本框架的未决定性
第三节《文本框架与未决定性》将文本作为讨论的焦点,“文本的隐晦对人构成的挑战便不可避免地成为智力和审美快感的源泉。”[10]这一节中,作者阐明了文本框架具有未决定性的特点,换句话说就是“言有尽而意无穷者,天下之至言也。”
在这一讨论中,作者给出了一个最具有说服力的例子:那就是中国诗歌的“节省”:“中国人对于含蓄的强调——认为诗的意义应该延伸到文本之外,诗人把蕴含着丰富内容的沉默放在了召唤性的语言框架中。”通过意境的营造、比喻和用典等修辞手法的使用,中国诗人能够轻而易举地将诗歌的意义向更宽广的时空中发散出去,让意义远远地超脱于文本本身。
可以说,诗歌的“无言”框架让诗人得到解放,将诗歌的意义从文本框架的束缚中解放出来。文本框架正是因为其不确定性、未决定性,才能让后世的读者有了更多解读和想象的空间,其表达也必然会比直接的文本呈现更加具有艺术感染力和审美价值。“这一无言的框架在诗歌中极为重要,因为正是凭借直接呈现出来的文字框架,未曾说出的东西才变得充满了意义。一旦召唤出来,它就成为比直接言说更具感染力的表达方式。”[11]
3.对读者作用的强调
在西方文论的历史发展趋势中,对读者作用的日益强调是一大特征。作品与欣赏者的关系,这在早期的实用主义批评那里颇受重视,但强调批评过程中读者的作用并将其推向极致则是20世纪后半叶接受美学和“读者——反应”批评的一大功劳。
艾布拉姆斯曾经提出读者与作品的关系:“在后现代主义文论那里,读者本人有着对文本的能动的甚至创造性的解释权,而一部未经读者——欣赏者阅读欣赏的作品只能算是一个由语言符号编织起来的‘文本’,只有经过读者的阅读和解释它的意义的建构才能得到完成,因此读者——欣赏者的参与实际上便形成了对作品的‘二次创作’。” [12]
联系上一节中对文本结构的开放性、文本框架的未决定性的解释,作者呼唤读者的积极参与,借以实现文本潜在的意义和审美享受。“传统批评在很大程度上忽略了读者的作用,现代批评却承认:框架性的文本在变得充实而具体的过程中始终离不开读者创造性的理解和参与。”[13]
4.小结
作者讨论作者、文本和读者三者之间的关系,其主要的目的和最后的落点归结于“走向诠释的多元化”。这同时也是全书的一个落脚点。过去的阐释学总是想把个人的主观意识排除在外,强调绝对的客观和意图的真实。在意识到诠释距离和时间距离以后,今天的阐释学重心发生改变,不再仅仅强调对作者意图的客观还原,而是更多地看到了读者的参与和阐释者自身发挥的作用。正像伽达默尔所说:“阐释者用以理解文本的语言和文化知识,读者只能在一定视野、一定期待允许的范围内去理解文本的语言表达。”[14]
理解是一个永无止境的过程,文本本身对所有不同的可能性保持开放。“阐释者现在已无须用确切的答案把文本封闭起来而可以让这样的对话始终保持敞开。” [15]意识到这一点,人们也就无需苦苦寻求确定而完美的解释。伽达默尔直率地指出:“如果我们有所理解,也是以不同的方式。——这样说就已经足够。”[16]让理解和诠释多元化,如此也就找到了阐释学的真谛。

[1] M. H. Abrams. The Mirror and the Lamp [M]. London:Oxford University Press,1974:7.
[2] 杨林, 孟勐. 世界, 作者, 文本, 读者——文学批评的轨迹与维度[J]. 沈阳师范大学学报: 社会科学版, 2012, 36(5): 第60页。
[3] 张隆溪著.冯川译.道与逻各斯——东西方阐释学[M].中译本.江苏教育出版社,2006 年版.第199页。
[4] 同上,第187页。
[5] 同上,第194页。
[6] Hirsch , Validity in Interpretation, p .236 .
[7] 王运熙.文心雕龙译注.[M].上海古籍出版社.2010.第133页。
[8] 张隆溪著.冯川译.道与逻各斯——东西方阐释学[M].中译本.江苏教育出版社,2006 年版.第201页。
[9] 同上,第224页。
[10] 同上,第218页。
[11] 同上,第226页。
[12] 王宁.艾布拉姆斯和《镜与灯》.国学网.http://www.guoxue.com/xsjy/2003.9/9-1.htm,浏览于2013年12月15日。
[13] 张隆溪著.冯川译.道与逻各斯——东西方阐释学[M].中译本.江苏教育出版社,2006 年版.第235页。
[14] 同上,第214页。
[15] 同上,第215页。
[16] Gadamer , Truth and Method , p .297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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