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转载]我的忘年交，老翻译家黄甲年
2018-08-29 09:06阅读：
你好！文章写得很好。我也认识黄教授，他和我父亲是同事，华科大外语系的。我想请问你，黄教授的生卒年？你知道吗？
我们很久没有联系了，突然有一天我接到他的电话，话筒里传来一个沙哑老迈的声音，舌头不灵地用广西普通话说：“飞（晖）东啊，我八十二了。”昨天，2009年元旦前夕，电话里，一个同样的声音说：“飞东啊，我八十五了。”他就是华中工业大学英语教授黄甲年先生，我的忘年交。
转眼八十五了？真是岁月如流。在我的记忆里，他仍然是精力饱满的中年人，骑着自行车满世界跑，与年轻人比赛耐力。印象尤深的，是那年暑假，我小住他家，他数次用他的老飞鸽，载我去十多里外的东湖游泳。“华工”的游泳池，远离尘嚣，清澈无比。他骑着老爷车，拖着一百多斤的我，穿过有限的平路和无尽的羊肠小道，有时还得爬坡。一路颠簸，汗流浃背。当时我连谢谢都没说一声，真是无理到家了。可他很满意自己的体力。那神气似乎在说：“怎么样，飞东？我比你行吧！”
儿子们在后面步行，也在为他欢呼助兴。
当我还是个穷大学生时，他已是大学教师，三个儿子的父亲。贤惠的夫人却是文盲，但他们称得上伉俪甚笃。妻子视丈夫的朋友，有如兄弟。我们是在一个书店里不期而遇，他向我感叹买不到董《西厢》和卢梭的《忏悔录》，正好我在旧书店里掏到了这两本书，遇见了知音，我便答应借给他。从此开始了数十年的交往。
60年代初，正是饥饿的年代，我们吃大麦糊，瓜菜代，脸都吃肿了，指头往脸上一按一个窝。可是大学教师，有糖票、肉票、油票，还可以从学校的农场里买到鸭子和蛋类。于是节假日，他便将所有的票证集中一起，大篮大篮地往家里提，约我去他家打牙祭，嘱咐还带上我的男女朋友。自私的饿汉们毫无怜惜之心，将他们全家一个月或两个月的积存一扫而空。他的夫人和三个孩子，也同他一样，满脸红光，感到十分满足。不久，学校鼓励教师开荒种地，又能到农场买肉，他还给了我一包面粉和一块猪肉，说是让我尝尝他的劳动成果。我同样没说一声谢谢。
他原是学英语的，解放后重视俄语，他给素昧平生的学者杨东莼先生写了封信，要求改学俄语，杨先生便推荐他去了俄语专科学校。毕业后，他翻译出版了俄文中篇小说《马申卡》和另一个短篇。他不满于执教工科的外语，喜欢涉猎全世界的优秀文学，所以同我们这些文科学生成了莫逆之交。中苏关系恶化之后，他重新拾起了英语，还出了两本英语语法教科书。不久翻译了一本《茶花女》，因是从英俄转译，遭到出版社退稿。后给一
家台湾书商去信，要求出版，并提出不要版税。老板接纳了书稿，不久，《茶花女》在台湾出版了，接着大陆也跟着出版。老板将到大陆访问时，问他需要什么？他请老板从台湾带个奶瓶，因他的学生生孩子了，在当时国内物资匮乏的时候，不知到哪里能买到奶瓶。老板给他带来了奶瓶和版税。学生们笑话他：怎不请老板带一台洗衣机呢？黄师母工作那么辛苦。
他和老板的合作是愉快的，但也有不快的时候。他质问老板：“为什么在书的扉页上印着黄甲年教授？我只是个副教授。”还责备校对不负责任，有70多个错误没校对出来。如此种种，老板只是宽容地笑笑，反而欣赏这个认死理的人。此后又约他翻译几本外国名著。其中《少年维特之烦恼》，给他带来了毁灭性的打击。一位Y先生在大陆曾出版过此书，并且是从德文直译的，而甲年先生只是从英俄转译。他与Y同时向台湾书商交稿，比较之下，老板选中了甲年先生的《少年维特之烦恼》，同年在台出二版，二年出四版。
Y先生在读黄的译稿时，发觉黄稿有抄袭之嫌，仔细数来约有五分之一，其痛苦可想而知。这里我不想为甲年先生辩解，说是对英俄译文不满，或是时间紧迫，甚至对Y译文的欣赏等等。抄袭就是抄袭，不能原谅。据说董乐山先生曾劝过Y：“不要难过，译文被抄袭，那也是一种扩大，扩大了作品的流传。除非译者糟蹋了译文。”Y先生未能释怀，先是理论，继而索赔八万元。那时，一个万元户，几乎等于现在的百万富翁，八万等于天文数字。甲年说：“我赔不起，那就打官司吧！”结果以2500元私了，还在报上公开道歉了。而《少年维特之烦恼》版税只有2000元。赔上全部版税，加上500元血汗钱，还落下个抄袭的名声。某“读书报’不久在头版公布翻译界的文抄公,黄甲年名登榜首。理由是黄先生只懂英语俄语，却去翻译德语和法语文学。将转译也划入抄袭之列。这真的是“臭名远扬”了。又打又罚，等于是打倒在地，还踏上一只脚。据翻译界人士吐露，翻译文字，借用不超过三分之一，不算抄袭。而现在许多重译书籍，只把别人的译句结构，改变一下，就据为己有了。台湾老板知道了黄先生罹难，取消了出版黄译《大卫•科柏菲尔》的承诺。而这部狄更斯七十多万字的大著，甲年先生已译了一半。绝望之余，一咬牙，他坚持数年，仍将“大卫”译完。
此时先生已到了耄耋之年，但往日的伤痛仍折磨着他的灵魂。我对他说，人们已忘记了黄甲年是谁了，不必去想那些不愉快的事。他说：“我不能忘记。”正因为那一幕不光彩的往事，祸延子孙，造成了家门的不幸。问他为什么？他说：过去一家人以他为骄傲，遭到了那次又打又罚之后，全家人抬不起头来，人人心情抑郁。大儿子得了淋巴癌，二儿子（长得像老外的美男子），不治之症缠身，生活不能自理，靠媳妇背上背下。三儿子是货车司机，工资只是千元左右。四个孙子中，最有出息的是二孙子，在一家公司里当保安。
他现在不写、不读、不翻译，每天坐在走廊上，看对面山坡上的树木。不过，在2009元旦前夕电话的结尾说：“飞东，最后，告诉你一个亮点，和一个好消息。亮点是，一位名家在纪念歌德诞生250周年的文章里，提到了黄甲年译的《少年维特之烦恼》（文章登在《文汇读书周报》）。一个好消息是，我译的《茶花女》，长江文艺出版社重印了三万册。一位年轻的朋友寄给了我一本，印得不错。出版社没有给我寄书，也没有给我一分版税。我写信询问，没有回答。”
此事如果属实，希望长江社善待一个85岁的老人。人人都会老的，我赞赏“仁者寿”，鄙弃“寿者辱”。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