进了停车场，紧挨着围墙左侧就是高大的纪念碑，旁边住着两户居民，晾晒着衣物。纪念碑高约五六米，通体为圆柱形，上面写着“五米大型管柱试验实物纪念”几个大字，大理石基座上刻有中铁大桥局第一任局长彭敏撰写的《管柱钻孔法试验记》，由徐焕荣书写碑文，落款时间为“一九五九年国庆十周年前夕。”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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进了停车场，紧挨着围墙左侧就是高大的纪念碑，旁边住着两户居民，晾晒着衣物。纪念碑高约五六米，通体为圆柱形，上面写着“五米大型管柱试验实物纪念”几个大字，大理石基座上刻有中铁大桥局第一任局长彭敏撰写的《管柱钻孔法试验记》，由徐焕荣书写碑文，落款时间为“一九五九年国庆十周年前夕。”
《管柱钻孔法试验记》碑文如下：
在修建武汉长江大桥时，由于武汉长江水深流急、地质复杂，世界上旧有的修建基础的方法，不能解决深水施工的难题。
苏联专家康士坦丁·
现在一座雄伟的大桥已永峙于龟蛇两山之间，南北天堑已变为通途。浩浩江水将永记着人们的功绩。一切试验的痕迹，由于工地的整理，新的建筑兴起，逐渐泯没，仅余莲花湖畔一巨型管柱尚存。滕代远部长数次敦嘱，妥为保存。经武汉铁路局加以整理，勒石为记，作为一历史性的纪念物。纪念这一世界桥梁技术上的新创造，纪念群众的智慧和劳动，征服长江的雄心壮志，纪念中苏技术合作的光辉范例，纪念永恒的牢不可破的中苏人民的深厚友谊。
读完碑文知道，原来这座特殊的纪念碑其实是当年建设武汉长江大桥仅存的一根大型试验管柱。经过60年的风风雨雨，它现在依然是一个历史的见证物。当年，武汉长江大桥桥墩就是使用这种混凝土大型管柱排成圆形“围笼”而建成的。而在长江对岸的武昌桥头观景平台上，1957年在与武汉长江大桥一并落成的武汉长江大桥纪念碑，正是以大型管柱为原型设计建造的。在时任铁道部长滕代远的叮嘱下，1959年国庆前夕，武汉铁路局将五米大型管柱试验墩制成纪念碑，大桥局局长彭敏为纪念碑题写了碑文，请人刻写在碑上，留下了这一历史遗迹。纪念碑落成时，大家愉快地在碑前留影。那时照相比较随意，不像现在有人操持排序。西林是当然的主角，手背在后面，站在队伍中间，露出孩子般天真灿烂的笑容，武汉铁路局长赵锡纯、大桥局长彭敏则谦虚地站在了边上。据附近的居民介绍，1966年的夏天，来了一批“破四旧”的红卫兵，看到这个水泥墩子实在不起眼，地处又偏僻，只是随便敲打了一番就走了，使得它得以幸存至今。
修建武汉桥的主要难题在于基础施工，多个墩位岩面在施工水位35米以下，最初的设计是采用当时桥梁建设界惯用的气压沉箱基础。但是，这种技术需要工人到深水作业。在长江这样接近40米深的江底，每个工人一天只能工作2小时，不仅效率低，而且施工风险大。在前苏联专家西林的倡导下，建设者决定采用管柱钻孔法。这种方法在当时是世界上首创，即使在苏联国内也从未实施过。周恩来总理获悉后，仔细地听取了各方面的意见，为稳妥、可靠起见，要求经过实验才能施工。为了掌握这种在当时非常先进的技术，中苏工程人员在长江北岸龟山、凤凰山山麓及江心连夜苦战，进行了一系列艰苦的试验，建起了35个试验管柱。经过三个月的讨论和半年的试验，最终试验成功，报经周恩来同意，采用西林的管柱钻孔法新技术。所谓管柱钻孔法是指将空心管柱打入河床岩面，并于岩面上钻孔，在孔内灌注混凝土，使其牢牢插结在岩石内，然后在上面修筑桥墩等结构物。武汉长江大桥有8个桥墩，除7号墩外，都用这种管柱钻孔法。因为使用了先进的施工工艺，武汉长江大桥原计划4年零1个月完工，实际工程仅用2年零1个月。这种方法比之前的气压沉箱法更容易操作，不受水位限制，还能加快施工速度，直到现在还在沿用。只不过当时管柱用的是混凝土管柱，现在改用钢套管，当时钻孔用砸机，现在改用钻机。
武汉大桥通车以后，周恩来署名授予西林“感谢状”。1958年7月22日，毛泽东主席同前苏联驻华大使尤金谈话时说：“我和建设长江大桥的很多领导同志谈过话，他们一致反映，西林是一个好同志，一切工作他都亲自参加，工作方法很好，凡事都和中国同志一起做。大桥修好了，中国同志学会了许多东西。”
南京大桥兴建时，中苏关系已经破裂，西林怀着对中国人民的友好感情，自费来到南京工地，和昔日的同行探讨桥墩的钻探方法。1971年6月，周恩来在陪同外宾参观南京长江大桥时指出：“长江大桥的建设是发展了武汉大桥建设的经验。武汉大桥所用的管柱钻孔法，是苏联专家西林设计的，苏联没有采用，我们在武汉采用了，南京也用了，而且有发展。对我国的大桥建设，西林是有功劳的。武汉大桥给管柱钻孔法立了一个碑，南京大桥可以挂西林的照片。”在文革的氛围下，周恩来公开肯定苏联专家对长江大桥建设的功劳，有着特殊的意义，是对盲目排外的极左思潮的否定。
管柱纪念碑见证了一段光辉岁月。西林长眠在莫斯科古老的卡涅特尼科夫墓园里，黑色的花岗石墓碑，正面是微笑的西林肖像，背面就是武汉长江大桥图案。
管柱纪念碑落成合影。左七西林，右三武汉铁路局长赵锡纯，右四大桥局长彭敏。
滕代远向西林颁发周恩来署名的感谢状
铁道部长滕代远（左二）在武汉大桥工地。右一西林，右三大桥局长彭敏。
![【大桥记忆】寻访武汉长江大桥管柱纪念碑]()
在修建武汉长江大桥时，由于武汉长江水深流急、地质复杂，世界上旧有的修建基础的方法，不能解决深水施工的难题。
苏联专家康士坦丁·
现在一座雄伟的大桥已永峙于龟蛇两山之间，南北天堑已变为通途。浩浩江水将永记着人们的功绩。一切试验的痕迹，由于工地的整理，新的建筑兴起，逐渐泯没，仅余莲花湖畔一巨型管柱尚存。滕代远部长数次敦嘱，妥为保存。经武汉铁路局加以整理，勒石为记，作为一历史性的纪念物。纪念这一世界桥梁技术上的新创造，纪念群众的智慧和劳动，征服长江的雄心壮志，纪念中苏技术合作的光辉范例，纪念永恒的牢不可破的中苏人民的深厚友谊。
读完碑文知道，原来这座特殊的纪念碑其实是当年建设武汉长江大桥仅存的一根大型试验管柱。经过60年的风风雨雨，它现在依然是一个历史的见证物。当年，武汉长江大桥桥墩就是使用这种混凝土大型管柱排成圆形“围笼”而建成的。而在长江对岸的武昌桥头观景平台上，1957年在与武汉长江大桥一并落成的武汉长江大桥纪念碑，正是以大型管柱为原型设计建造的。在时任铁道部长滕代远的叮嘱下，1959年国庆前夕，武汉铁路局将五米大型管柱试验墩制成纪念碑，大桥局局长彭敏为纪念碑题写了碑文，请人刻写在碑上，留下了这一历史遗迹。纪念碑落成时，大家愉快地在碑前留影。那时照相比较随意，不像现在有人操持排序。西林是当然的主角，手背在后面，站在队伍中间，露出孩子般天真灿烂的笑容，武汉铁路局长赵锡纯、大桥局长彭敏则谦虚地站在了边上。据附近的居民介绍，1966年的夏天，来了一批“破四旧”的红卫兵，看到这个水泥墩子实在不起眼，地处又偏僻，只是随便敲打了一番就走了，使得它得以幸存至今。
修建武汉桥的主要难题在于基础施工，多个墩位岩面在施工水位35米以下，最初的设计是采用当时桥梁建设界惯用的气压沉箱基础。但是，这种技术需要工人到深水作业。在长江这样接近40米深的江底，每个工人一天只能工作2小时，不仅效率低，而且施工风险大。在前苏联专家西林的倡导下，建设者决定采用管柱钻孔法。这种方法在当时是世界上首创，即使在苏联国内也从未实施过。周恩来总理获悉后，仔细地听取了各方面的意见，为稳妥、可靠起见，要求经过实验才能施工。为了掌握这种在当时非常先进的技术，中苏工程人员在长江北岸龟山、凤凰山山麓及江心连夜苦战，进行了一系列艰苦的试验，建起了35个试验管柱。经过三个月的讨论和半年的试验，最终试验成功，报经周恩来同意，采用西林的管柱钻孔法新技术。所谓管柱钻孔法是指将空心管柱打入河床岩面，并于岩面上钻孔，在孔内灌注混凝土，使其牢牢插结在岩石内，然后在上面修筑桥墩等结构物。武汉长江大桥有8个桥墩，除7号墩外，都用这种管柱钻孔法。因为使用了先进的施工工艺，武汉长江大桥原计划4年零1个月完工，实际工程仅用2年零1个月。这种方法比之前的气压沉箱法更容易操作，不受水位限制，还能加快施工速度，直到现在还在沿用。只不过当时管柱用的是混凝土管柱，现在改用钢套管，当时钻孔用砸机，现在改用钻机。
武汉大桥通车以后，周恩来署名授予西林“感谢状”。1958年7月22日，毛泽东主席同前苏联驻华大使尤金谈话时说：“我和建设长江大桥的很多领导同志谈过话，他们一致反映，西林是一个好同志，一切工作他都亲自参加，工作方法很好，凡事都和中国同志一起做。大桥修好了，中国同志学会了许多东西。”
南京大桥兴建时，中苏关系已经破裂，西林怀着对中国人民的友好感情，自费来到南京工地，和昔日的同行探讨桥墩的钻探方法。1971年6月，周恩来在陪同外宾参观南京长江大桥时指出：“长江大桥的建设是发展了武汉大桥建设的经验。武汉大桥所用的管柱钻孔法，是苏联专家西林设计的，苏联没有采用，我们在武汉采用了，南京也用了，而且有发展。对我国的大桥建设，西林是有功劳的。武汉大桥给管柱钻孔法立了一个碑，南京大桥可以挂西林的照片。”在文革的氛围下，周恩来公开肯定苏联专家对长江大桥建设的功劳，有着特殊的意义，是对盲目排外的极左思潮的否定。
管柱纪念碑见证了一段光辉岁月。西林长眠在莫斯科古老的卡涅特尼科夫墓园里，黑色的花岗石墓碑，正面是微笑的西林肖像，背面就是武汉长江大桥图案。
管柱纪念碑落成合影。左七西林，右三武汉铁路局长赵锡纯，右四大桥局长彭敏。
滕代远向西林颁发周恩来署名的感谢状
铁道部长滕代远（左二）在武汉大桥工地。右一西林，右三大桥局长彭敏。