伟大的“末代昏君”——析读戏剧《罗慕路斯大帝》
2013-04-20 17:57阅读：
作为剧作家，迪伦马特最有名的作品当为《老妇还乡》，但我个人更偏爱的，则是《罗慕洛斯大帝》。
《罗慕路斯大帝》的副标题是“并非历史的历史剧”，可见它的虚构要远远地大于历史。根据迪伦马特自己的说明，我们知道他所依据的历史事实如下：
“罗慕路斯·奥古斯都16岁继位（公元475年），17岁下台
(公元476年），迁进坎帕尼亚的卢古鲁斯别墅，年俸6000金币，他把他心爱的母鸡叫作罗马，这是史实。”
从这有限的历史记载来看，这位西罗马帝国的末代皇帝不过是个在位仅一年的毫无业绩的少年皇帝而已，根本与大帝二字无缘。然而，迪伦马特却通过对历史的变形，运用神奇的艺术想象和哲学思辩，把他塑造成了一位空前独特的“思想大帝”的形象。建立一个帝国需要勇气、智慧和毅力，而摧毁自己的帝国则更需要勇气、智慧和毅力，因为它的手段往往是孤军奋战并与表面上的邪恶联结在一起。为了实现这一点，迪伦马特把罗慕路斯的在位年限延长了20年，然后让他在作皇帝的最后一天里把他20年来的“昏君”形象倒了
个，成了一位空前伟大的英雄形象。
这出戏写的就是他作为皇帝的最后一天，公元476年3月15日晨至16日晨这24小时之内所发生的事情。这一天是罗马帝国的末日，也是罗慕路斯由“末代昏君”变为摧毁帝国的“大帝”的一天。
在这一天的开始，罗慕路斯依旧保持他20年来一以贯之的饱食终日、无所用心的昏君形象。他专心致志的饲养着一群以罗马历史上的历代皇帝命名的母鸡、对前线失守的战报无动于衷，依然向古董商出售他的历代皇祖们的胸像；东罗马皇帝泽诺要求与他联合抗击入侵，他不予理会；廷臣们要组织全国总动员，他予以否决；实业家鲁普夫提议用金钱收买日尔曼人的首领以使之撤军，前提是娶罗慕路斯的女儿为妻，他也坚决不答应。因此，在第一幕结束的时候，从前线回来求援的骑兵队长史普里乌斯对这位“昏君”发出了恶毒的咒骂：“罗马有一个可耻的皇帝。”
第二幕里的罗马皇帝仍然是“可耻”的。在时间上现在已经到了这一天的下午，罗慕路斯的未婚女婿爱弥良从日尔曼人的监狱逃回到罗慕路斯的别墅，寻找挽救帝国的最后办法。他说服未婚妻答应嫁给实业家鲁普夫，以自己的屈辱来拯救整个罗马帝国，然而却遭到了“鸡的统帅和下蛋的战略家”、“被士兵称为渺小人物的罗慕路斯”的严厉拒绝。难怪爱弥良在这一幕的结尾又发出了同样恶毒的诅咒——“这个皇帝必须滚蛋！”
但是到了第三幕，也就是这一天的夜里，这位“可耻”的皇帝却现出了本来面目。在皇后尤莉亚来向他下达共赴西西里岛组织抵抗的最后通牒的时候，罗慕路斯才合盘托出他谋取皇位的缘由：“几百年来，大罗马帝国之所以存在，就因为它有一个皇帝。因此对我来说除了自己当皇帝，以便有条件消灭帝国以外，别无其他选择的可能。”而为什么要消灭这一帝国呢？就是因为“这个国家已经变成了一个世界帝国，从而成了一种以牺牲别国人民为代价，从事屠杀、掳掠、压迫和洗劫的机器。”所以，罗慕路斯所要做的，是以背叛罗马的方式来审判罗马，充当罗马历史的法官。直到这个时候我们才明白迪伦马特反常的做法，明白他为什么把罗慕路斯与开创帝国的大帝们放到了同样的高度之上，也明白了罗慕路斯养鸡等一系列荒谬举动和他那些有悖常理的俏皮话的内在机锋。当爱弥良等人深夜潜入他的卧室想要刺杀他的时候，他对刺客们对他“背叛帝国”的控告的反诘是，“背叛我的帝国的不是我。罗马是自己背叛了自己的。它曾懂得真理，但选择了暴力；它曾懂得人性，但选择了暴政……罗马皇帝的宝座是层层头盖骨堆成的山头……我们已经让别人流了血，这回我们得用自己的血来偿还……我们有权利进行抵抗吗？我们除了做一个牺牲者，还有权利要求别的吗？”
然而，罗慕路斯没有成为牺牲者，在第四幕，也就是476年3月16日的早晨，他与日尔曼人的首领鄂多亚克相遇，鄂多亚克反而要求他接受自己的归顺，罗慕路斯拒绝了，他宣布退休，从而为罗马帝国的几百年历史划上了最后的句号。世界审判了罗慕路斯。
由此可以看到，《罗慕路斯大帝》不是一出再现历史的历史剧，而是借用历史来阐述作者自己的政治、哲学和历史的观点。为此，它让主人公罗慕路斯代表正义，披着“昏君”的皇袍，主持“审判世界的法庭”。它的深刻之处在于从另一个角度对“荒诞”的揭示：面对着不可改变的历史必然性，如果人为地与之抗拒，只能导致一系列可歌可泣亦复可笑的行为；而对它的嘲弄性接受，又势必呈现为荒诞的表象。
《罗慕路斯大帝》极其强烈的喜剧效果是与它的观念化人物分不开的，剧中人物往往都是某种观念的化身，东罗马皇帝泽诺是沙文主义的化身、骑兵队长马玛是盲目英雄主义的样板、皇后尤莉娅是功名欲的标本、爱弥良是狭隘的爱国主义和民族主义的代表。对这些人物，迪伦马特始终在对其严肃的夸张中隐含着内在的讥讽。以马玛为例，在第一幕中他从前线回来求救，在一定程度上是个让人同情的角色，而在第二幕中他来回跑动以免睡着并不断唠叨自己的英雄业绩就显出几分滑稽了。到了第四幕的结尾，这个终于睡着了的“英雄运动员”被日尔曼人的到来吵醒，提剑而出，寻找皇帝，想杀死他。当人们告诉他皇帝和帝国都已不复存在了的时候，他惊倒了，并沉痛地自责：“罗马帝国的最后一位皇家军官，因为贪睡，错过了帝国崩溃的时刻。”这一英雄无用武之地的哀叹令人忍俊不禁，但试想一下，如果没有前面的步步铺垫，没有对英雄主义的讥刺，这句沉痛的话所收到的效果恐怕就不会如此强烈了，在一出歌颂英雄主义的戏里它的效果大概还会恰恰相反。又如以爱弥良为首的那群爱国主义刺客，就在他们要以帝国的名义刺杀罗慕路斯的时候，却被一声“日尔曼人来了”的叫喊吓得屁滚尿流，一哄而散，多么可笑的勇敢，多么“神圣”的爱国！当然，如此举重若轻的处理还有作者的深意存在，如果爱弥良们接受了罗慕路斯的不抵抗主义的宣传，既会违背他们的观念化的性格逻辑，又会对这种观念的讽刺和批判造成损害。因此，那一声“日尔曼人来了”既是罗慕路斯的老侍从的急中生智，也是迪伦马特处理冲突的神来之笔。
可见，正如迪伦马特在这出戏的后记中所说的那样，“这是一出严肃的喜剧，虽然它的表面是轻松的”。我们可以这样理解，轻松是指效果而言，严肃是指寓意而言。通过以轻松的嬉笑怒骂，作者揭去了诸如爱国主义、英雄主义和牺牲精神等神圣律条的伪饰，暴露出它们的本来面目。但不可仅仅从观念本身来把握这出戏，因为它的深刻之处在于这些观念对人物的影响。观念化人物不等于观念的本身，借助于对人性中的错误的观念成分的批判而实现对被观念扭曲了的人性的批判，这是迪伦马特戏剧的共同主题，因而，在迪伦马特的人物背后，我们总能感觉到一个幽深的长廊，这个长廊就是人物性格中的文化积淀。
如果要拉来一个近似的作家相对比，那么，迪伦马特更接近卡内蒂，他们都是高明的医生，通过给文明号脉，查找人类的病因，然后开出了相同的药方——喜剧。不同的是，卡内蒂的手段是小说，迪伦马特的手段是戏剧，但在智慧和幽默的效果上，两人是难分伯仲的。
——见《中外名著100部析读》（南海出版公司1995年9月第1版）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