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张金栋  雷永路：《元韩昌墓碑跋》

2014-04-27 10:19阅读：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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元韩昌墓碑跋

张金栋 雷永路

1997年，满城县文物管理所在县城东北约1公里处的城东村一座石桥上发现元韩昌墓碑，遂拆取庋藏于该所。此碑撰文者孛术鲁翀、书丹者康里巎巎、篆额者郭贯三人乃元代著名的文学家、书法家。碑主韩昌名虽不显，但其子若愚却有名于时。碑中不仅详载元代满城韩氏一族世系，亦对显官韩若愚生平事迹着重记述，故而该碑文化内涵丰富，既可补史之阙，又有重要的书法艺术价值。可是，历代金石著录难觅其踪，知者甚少。今现于世，不写，恐有遗珠之憾。乃据管见所及，略作分析，谬误之处，希方家指教。

一、著录及现状
韩昌墓碑，全称“有元赠中奉大夫、河南江北等处行中书省参知政事、护军、追封南阳郡公韩公神道碑”。此碑虽为名人撰文、书丹，却因时代较晚、碑主不显而久淹于世，元明两代不见著录。至清代乾嘉以降，金石学大兴，集金石之大成的洋洋巨著《金石萃编》、《八琼室金石补正》等与之无缘，即使河北地方的有关金石著述，如成书于清雍正十年（1732年）的《畿辅通志》、乾隆五十七年（1792年）的《京畿金石考》、咸丰年间的《畿辅碑目》及近年发现的《畿辅续志金石目[1]等均无载。光绪十年（1884年）重修的《畿辅通志》有畿辅金石凡16卷，亦不载此碑，但从该书卷
168的《陵墓四》中透露个中消息，云：“元南阳郡公韩昌墓在县东北二里城东村。谨按：县志载有元经筵官孛术鲁翀撰神道碑铭。”[2]所云“县志”，系指乾隆中叶纂修的《满城县志》，换言之，此碑最早当著录于乾隆中叶的《满城县志》。但是，该县志传至上世纪30年代已凌乱不全。民国满城县长陈宝生云:“（民国）十八年（1929年）夏，余奉檄来任满城，亟索旧志而阅之，欲以知山川、土俗、政治措置之得失，而残缺不完，原版亦复漫灭凌乱不可摹印，嗒然久之。”[3]乡贤杨式震亦云:“满城县志失修，自清乾隆中叶迄今百八十余年。……民国十八年夏……览旧志之芜杂残缺，年久失次。”[4]鉴于此，民国二十年（1931年）杨式震等纂修了《满城县志略》，该书卷14《金石》载：“南阳郡公韩昌墓碑，旧志在县东北二里城东村，孛术鲁翀撰。谨按：此碑巎巎书。”并于卷4《建置·陵墓·韩昌墓》中对碑中主要内容作了录文。由此推知，民国时此碑尚在。据当地村民讲，城东村的韩氏茔地毁于“文革”中，大约此时，是碑作为建筑材料用于桥梁上。而纂修于20世纪30年代的《河北通志稿》及1993年版的《河北金石辑录》亦载有韩昌碑，皆沿袭光绪《畿辅通志》之旧，仅寥寥数字而已。而且《河北金石辑录》将书丹者误归于孛术鲁翀
该碑为螭首竖式，形制宏伟（图一）。其下龟蚨已佚。碑首与碑身为一体，通高3.8米。其中碑首高1.3米，深浮雕四螭盘绕，雕刻精细，造型生动。碑身宽1.30米，厚0.36米，高2.5米。碑两面均镌刻文字，碑阳：额题篆书“有元行省参知政事、南阳郡公韩公神道碑铭”3行18字（图二）；碑身楷书凡38行，满行80字，字径2.5厘米左右。碑阴：额题大字楷书“南阳郡公宗族之图”2行8字，字径10厘米左右（图三），碑身镌刻韩氏一族世系图。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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图一 元韩昌墓碑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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图二 碑阳篆书题额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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图三 碑阴楷书题额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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图四 碑文拓片（局部）
该碑除碑额文字保存清晰外，碑身两面文字多有漫剥，其中碑阳仅右上部分文字清晰（图四），其余大部分文字辨认仅能断断续续，不可卒读。其下现用混凝土固定，将碑身下部掩盖约15厘米，文字约7字。《满城县志略》虽载其文，但撰文、书丹、篆额者，立碑人、立碑时间及碑阴文字等有削删，且所录正文亦有错讹，如碑文第8行“金亡”误为“宋亡”，有悖于史。但志文可补碑文之缺，其功不可没。鉴于此，有必要对碑文行录文，使读者得窥全璧而无憾。录文以碑文为准，损字由《志略》补足，“」”为转行号，方括号中的文字为补文。
碑阳：
有元赠中奉大夫、河南江北等处行中书省参知政事、护军、追封南阳郡公韩公神道碑」奉训大夫、佥太常礼仪院事兼经筵官 孛术鲁翀撰」
通议大夫、礼部尚书、监群玉内司事 巎巎书」
翰林学士承旨、荣禄大夫、知制诰兼修国史 郭贯篆」
皇元韩氏居保定之满城者，由行中书左丞、今资政大夫、淮西江北道肃政廉访使之曾祖父中，生赠礼部[尚书、南阳郡侯瑞，瑞生赠]参知政事、南阳郡公昌，昌生资政公若愚。四世百年，至资政[始大隆显、资政公]」令其子鉴、铸，用延平李翚所载《家乘》，征铭其考郡公之碑。资政[左]」中书，其子俶，仕翰林；鉴、铸，仕太常、[任胃监。]翀皆有[官联之素，不敢以固陋让，叙曰:]郡公，字吉父，燕故儒家。祖父治春秋左氏学，[隐德不曜，即资政]」之曾祖父也。年益高，目犹点漆，诗书自怡，外无所问。资政生，抱见之隐君，曰：“[儿]神骨异，吾世积德，是儿当兴吾家，[唯宝卫之。”寿九十有]三。尚书承训，义方有才行，佐帅幕南征。引疾退处时，守令[置乡邑，曲直辄]」赴。诉晓悟化，导斗讼为息，长幼敬服，若真守长。卒，远近吊哭皆恸。用孙贵，追封南阳郡伯，累赠至嘉议大夫、[礼部尚书、上轻车都尉爵。]郡侯妻李君，郡夫人。郡公，尚书长子也，材器宏迈。金亡，」天兵驻河南亳、邓，置大镇。公方冠，以军事往来其间，文武将士推其能。佐万户乔氏府，挺正不阿，一军倚重。以尚书[丧，去。终覃，齿发方壮，遂不仕。四弟]稚幼，教育均至循序，次成「无室家及房嗣」滋衍，[画宅五区，受]」生产，无间嫡庶，不私毫发，闻者称叹。资政仕于」朝，能浚明有家，遂清心事外，令勿关白。年逾八十康强。季父君玉，孺者有操行，年既[九十，亦精明。公孝奉严恭，虽寒署，左右惟谨，风日清淑，幅巾藜杖，]云山泉石，父子昆弟游集燕笑，而翁翛然，庞[眉皓发，春风颜]」颊，归路相将，人望之若仙。然子益贵，孙皆禄秩。岁时觞庆拜舞，乡闾歆艳，缙绅颂嘉，[谓罕伦比。至大三年，封]南阳[郡伯。延佑三年八月九日甍，寿]八十有六。五年，爵郡侯；泰定二年，赠中奉大夫、河[南行中书省参知]」政事、护军，追爵郡公、公和易，不峻崖岸，少长与语喜津津见眉睫，贵贱皆得输其情，赴人急恐。[然天性清慎，动有程法，人莫测也。士或论之，金将]武仙之变，战斗燕赵间，往往邑无留居，野无遗[噍。满城兵冲也，]」公之家族，绳绳秩秩，继守诗礼。不有阴隲，其能然邪！室李君，南阳郡夫人。男子一，即资政公也。「室同里张氏，累封至南阳郡夫人。女子四，适石、翟、崔、冯]四族。翟氏，夫以浔州判官，早卒，韩终妇节，「寿七十，今族其里」居。」男孙五：俶，国史典籍，卒；鉴，通事舍人；铸，太常太祝；锡、铎，胄学生。女孙二：婿张思敏，[长百夫，卒；何德谦，知安肃州。曾孙男三：孟源、孟潜、孟浩；曾孙女十。]资政公，字希贤，颖悟力学，[既冠，佐书宥密卿士才之始立]」武[卫，]为卫史，转留守史，督开闸运，以功赏锦衣一袭，授从仕郎，摧都事，入椽中书。留守[段公以其职务方殷，必公可济，请因复佐留钥，俄升经历，秩承务；迁奉训]大夫，知蓟州、都事中书[左司；迁刑部郎中，秩奉]」议；转诸路宝钞都提举，秩朝散。」仁庙即阼，转吏部郎中、御史台都事；迁刑部侍郎，秩中顺；郎中中书左司，秩中宪。[屡与丞相争辩可否，相衔借事罗职，取危中。]」上闻而恶之，[退罢丞相，]用公[参议中书。首相复擅威虐，众]谄附，公中立不私，[曲见鸷害。]」上知其罔，不悦。[相以罪斥，宣旨以公为尚书。公在忧中，终丧，起为户部尚书，秩亚中。复参议都省，秩太中。公以四入省阁，引嫌谋退。未几，」上陟遐。所斥相得位，修理旧憾，公危不测。赖]」帝不从，得免，[犹奏收]」制敕除名。至治三年冬，」昭雪，冤诬列公数人，大告天下。驿使送」制敕[即其家，还之，征]拜刑部尚书，秩正议;[至]拜湖广行中书参知政事，[赐燕省堂，留为詹事丞。奉使宣抚江浙，留迁侍御史，用饬风纪。逾年，使宪浙西，俄拜河南]江北行中书[左丞，秩资善。今宪淮西，秩资政。公性]」英果劲正，耻软熟，临事坦白，[志尽公道，佐理中书，以直见挫，忠党上达，]」帝眷简注，光辉益增。」仁庙谓公廉且宽平，事得「中制。迎觐龙虎台，]赐坐雍容。[再易时晷，]」诏公行酒，」上御所进觞，已举酧爵前公，问曰：“向者[老贼虐汝，以何事？”]对曰:[“吏部尚书缺，堂议择人，左相谓参议玉善夫可。臣曰：然。首相怒。以此。”]」上曰：“使刑部定谳之，何罪？”语已，酒方[授至，以字呼而不名。]故海内知其贤而壮其节，[尝试推之。韩氏之庆，隐士君深其源，郡公父子继其流。资政公忠孝」君亲，著其盛而永其传，]」国有良臣，家有能子，可尚也已。铭曰:」
空壑雨集，巨浸稽天。晴日告旭，沃焦目前。维泉在山，赴川达海。源深流长，天莫知改。韩氏继美，[始末大闻。原原其来，」自隐]士君。尚书其承，父父子子。化其乡邻，恭让[斯起。衎衎郡公，终亲之丧。铢芥轩冕，孝慈不忘。有弟四人，羁丱龆孺，]」教之育之。义煦恩妪，至有室家，思顺其成。五居式序，均厚其生。[于于雍雍，长长幼幼。来祐于天，域此人寿。子仕]」中朝，崇厉臣节。门阀赫然，日光玉洁。穹碑在东，[郎山在西。昭此铭诗，百世不迷。]」
至顺二年岁次辛未二月吉日，资政大夫、河南江北等处行中书省左丞男若愚建。」

碑阴： 张金栋 <wbr> <wbr>雷永路：《元韩昌墓碑跋》


二、史料价值

此碑撰文者孛术鲁翀（1279～1338年），元代文学家。字子翚，号菊潭。女真人。大德十一年（1307年）以荐授襄阳县儒学教谕，后历官翰林国史院编修官、燕南河北道廉访使、江浙行省参知政事等。他勤于学，文章简要典雅，姚燧云：“燧见人多矣，学问文章，无足与子翚比伦者”[5]。 孛术鲁翀小于韩若愚17岁，且与韩氏一门“皆有官联之素”，故“不敢以固陋让”，而撰写此碑文。
《元史》卷176载有碑主韩昌之子若愚本传[6]。但若愚之先，本传无载。而此碑详载韩氏四世百年历史：祖父韩中，居满城，为读书人，“治春秋左氏学”，未仕于金，年至93岁，可谓长寿。父韩瑞，应在蒙古时曾从戎，“佐帅幕南征”，后退闲居家，负责处理乡里民事，卒后，因其孙若愚显贵，追封为南阳郡伯，累赠至嘉议大夫、礼部尚书、上轻车都尉。碑主韩昌（1231～1316年），字吉父。年冠从军，往来于金之故地亳、邓二州之间，以抗宋军。《元史》卷3《宪宗本纪》载：宪宗四年（1254年）“张柔移镇亳州，权万户史权屯邓州。”[7]张柔起家于满城，而韩昌为满城人。是时，韩昌当在张的摩下。后因父丧而归，不再仕。亦因其子若愚显贵，而于至大三年（1310年）封为南阳郡伯，卒于延佑三年（1316年），年86岁。延佑五年（1318年）爵郡侯，泰定二年（1325年）赠中奉大夫、河南行中书省参知政事、护军，追爵郡公。
碑文重点记述韩昌之子韩若愚生平事迹，与《元史》卷176《韩若愚传》相校，互有详略。首先，碑中扼要概述韩若愚于冠年（约20岁）人禁军武卫府为史（掌文书之类的低级办事员），经过近30年的努力，至仁宗爱育黎拔力八达登基（1312年）时，已升至正四品的都提举。如碑言：“资政公，字希贤，颖悟力学，既冠，佐书宥密卿士才之始立武卫，为卫史；转留守史，督开闸运，以功赏锦衣一袭，授从仕郎，擢都事，入掾中书，留守段公以其职务方殷，必公可济，请因复佐留钥，俄升经历，秩承务，迁奉训大夫，知蓟州、都事中书左司；迁刑部郎中，秩奉议，转诸路宝钞都提举，秩朝散。”而传仅载:“韩若愚……由武卫府史授通惠河道所都事，开河有功，诏赐锦衣一袭。迁留守司都事，寻升经历，出知蓟州，改中书左司都事，……迁刑部郎中，提举诸路宝钞库，擢吏部郎中。”显然，传过于简而与碑略有别。所谓“佐书宥密卿士才之始立武卫”，系指至元二十五（1288年）、二十六年所立的武卫军。《元史》卷99《兵志二》载：“武卫，至元二十五年，尚书省奏，那海那的以汉军一万人，如上都所立虎贲司，营屯田，修城隍。二十六年，枢密院官暗伯奏，以六卫六千人……总一万人，立武卫亲军都指挥使司。”[8]而所言“擢都事，人掾中书”乃韩若愚进人仕途的关键一步。中书省是有元一代总领百官的最高政务机构，人此，对其今后的升迁必定有利。
碑言：“仁庙即祚，转吏部郎中、御史台都事；迁刑部侍郎，秩中顺；郎中中书左司，秩中宪。屡与丞相争辩可否，相衔借事罗职，取危中。上闻而恶之，退罢丞相，用公参议中书。首相复擅威虐，众谄附，公中立不私，曲见鸷害。上知其罔，不悦。相以罪斥，宣旨以公为尚书。公在忧中，终丧，起为户部尚书，
秩亚中。复参议都省，秩太中。公以四入省阁，引嫌谋退。未几，上陟遐。所斥相得位，修理旧憾，公危不测。赖帝不从，得免，犹奏收制敕除名。”而传载：“仁宗即位，……皇庆元年（1312年），（韩若愚）迁内台都事，改刑部侍郎，寻擢中书左司郎中。……时参政曹鼎新辞职，帝曰：‘若效韩若愚廉勤足矣，何用辞为！’继命若愚参议中书省事。铁木迭儿为右丞相，以憎爱进退百官，恨若愚不附己，罗织以事，帝知其枉，不听。拜户部尚书。延祐六年（1319年），命理河间等路囚，轻重各得其情，复拜参议中书省事。丞相铁木迭儿复入相，以旧憾诬若愚罪，欲杀之，帝不从，复奏夺其官，除名归乡里。”碑与传二者互补，所言即明。据《元史》卷205《铁木迭儿传》[9]及《元史纪事本末》[10]等载：铁木迭儿因兴圣太后的宠幸，仁宗即位（1312年）时为中书右丞相，皇庆二年（1313年）二月免，延祐元年（1314年）九月再任，四年（1317年）六月再次罢免，“未逾年，又起为太子太师”。七年（1320年）正月，仁宗驾崩，复任。铁木迭儿任承相期间，依恃权势，贪残暴虐，穷凶极恶，朝廷内外切齿痛恨。而韩若愚性“英果劲正，耻软熟，临事坦白，志尽公道”，故为奸相所不容，但得到了仁宗的赏识和庇护，多次化险为夷，并不断得到升迁。仁宗去世，铁木迭儿复官，若愚最终招来杀身之祸，幸有英宗的保护，才得以“除名归乡里”。于此可见仁宗时期帝党与后党以及权臣间激烈斗争之一斑，终使欲有作为的仁宗未能达到
中兴的目的。
碑又言：“至治三年冬，昭雪，冤诬列公数人，大告天下。驿使送制敕即其家，还之，征拜刑部尚书，秩正议：至拜湖广行中书参知政事，赐燕省堂，留为詹事丞。奉使宣抚江浙，留迁侍御史，用饬风纪。逾年，使宪浙西，俄拜河南江北行中书左丞，秩资善。”而传载：“至治三年，昭雪其冤。泰定元年，命复其官，寻拜刑部尚书，迁湖广省参知政事，未行，改詹事丞。八月，命宣抚江浙，复留为侍御史。……三年，擢浙西廉使，未行，拜河南省左丞。会文宗平内难，若愚划策中机，帝嘉之，进资政大夫。”于此，传可补碑之不足。至治二年（1322年）铁木迭儿死。至治三年八月四日，英宗遇弑。九月，泰定帝也孙铁木儿即位，故是年冬，若愚等人得昭雪。碑中不言若愚参与“文宗平内难”一事。所谓的内难，系指文宗时的帝位之争，统治集团内部自相杀戮，给人民造成严重祸害，并非光彩之事，故碑中讳言。
传载：“天历三年，（若愚）迁淮西江北道廉访使。九月，以疾卒，年六十八。”天历三年为1330年，而是碑却由若愚建于至顺二年（1331年）二月。或传载有误；或该碑巨制，文字繁多，制作时间长，而立碑时间已预先择定，中途韩若愚不幸去世，碑成，仍从择定的吉日。
此外，碑文与本传对同一官职有简称、全称及别称之别，如碑言：卫史、诸路宝钞都提举、御史台都事、参议中书等；而传云：武卫府史、提举诸路宝钞库、内台都事、参议中书省事等，二者相校，对了解元代官职或有裨益。
又《保定路总管府题名之记碑》载：韩若愚长孙韩孟源，曾任大名路内黄县尹，并于至正二十一年（1361年）八月十二日任保定路总管府推官。[11]

三、书法价值

此碑书丹者康里巎巎（1295～1345年），字子山，号正斋、怒叟，又号蓬累叟。色目人，籍贯康里，因以为姓。其祖父燕真曾随元世祖忽必烈征战，卓有功勋，为元廷重臣。父不忽木，官至平章政事，是元世祖、成宗朝名臣。巎巎一生在朝为官，历仕秘书监丞、集贤直学士、奎章阁大学士、翰林学士承旨、知制
浩、知经筵事兼修国史等。
康里巎巎风流儒雅，博涉经史，以重望居高位，竭力倡导汉学，曾直接参与了元朝文化制度的规划，在推动民族文化交流、促进蒙古统治者接受汉文化上起了重要作用。如元朝建国后，曾建立了专门研究汉学的奎章阁和研究书画艺术的艺文监，但随着文宗的去世，朝中的一些蒙古大臣建议废除奎章阁和艺文监，他力排众议，云：“民有千金之产，犹设家塾，延馆客，岂有堂堂天朝，富有四海，一学房乃不能容耶。”“帝（宁宗）闻而深然之，即日改奎章阁为宣文阁，艺文监为崇文监，存设如初。”[12]其他的如元代科举制度的恢复、宋辽金史的修撰等亦得力于他的倡议。
康里巎巎是元代大书法家，尤使人注目的是：其一，他是一位少数民族书法家，在中国书法史上占有重要的地位。其二，他敢于打破元代书法“趋赵若鹜”的局面，进行创新。元代，自赵孟烦出，一改宋人尚意而轻古法之习，托古改制，师法晋唐，用点画圆韵停匀、结体端正秀美、章法均衡齐整的书风一统天下。而巎巎却不为其所囿，博先贤之众长，舍姿媚而取倔强，堪称独步。《书林藻鉴》云：“康里子山稍后起，其时群皆趋赵，独能不仰其息，亦自豪士。”[13]他善正行草书，《书史会要》曰：他“刻意翰墨，正书师虞永兴，行草师钟太傅、王右军，笔画遒媚，转折圆劲，名重一时，评者谓国朝（元代）以书名世者，自赵魏公后，便及公也。”[14]《四友斋丛说》云：“康里子山书从大令来，旁及米南宫，功夫亦到，其神韵似可爱。”[15]瞿智董云：“子山平章书，似公孙大娘舞剑器法，名擅当代。展玩之，如秋涛端锦，光彩飞动。”解绪叹曰：“子山书如雄剑倚天，长虹架海。”方孝孺亦云：“康里公如鸾雏出巢，神采可爱。”[16]司故他的书名在当时甚显，无论片纸只字，价如金玉。《元史》卷143本传载：“（巎巎）善真行草书，识者谓得晋人笔意，单牍片纸，人争宝之，不翅金玉。”[17]
巎巎的书法墨迹历代著录的凡25件，[18]而流传至今的，据刘九庵先生统计仅4件，[19]《中国古代的书法艺术》[20]所言约10件。这些存世墨迹多为行草书，楷书极少见，目前仅见小楷书跋《定武兰亭帖》4行、《临十七帖》2行及跋《化度寺碑》5行，而大字楷书则不见。若较全面地了解其楷书面貌，只有从写碑中去寻觅。或曰其写碑有十几通，笔者孤陋寡闻，除韩昌墓碑外，仅见楷书《亦都护高昌王世勋碑》[21]与行书《张思中神道碑》[22]。《亦都护高昌王世勋碑》是巎巎奉敕书于至顺二年九月，但至上世纪40年代初就仅存下半段，并于“抗战期间避免兵火，埋藏地下，已不知去向”[23]。也就是说，目前存世的巎巎楷书碑刻，仅有《韩昌墓碑》了。又查历代金石著录，河北历史上巎巎书碑亦仅有此，真可谓吉光片羽，弥足珍贵。
该碑虽遭厄运而漫漶损泐，所幸碑阳右上部分文字仍比较清晰，可见冥冥之中自有呵护者。是碑书于至顺二年（1331年），书者年仅37岁。是年，巎巎度奉敕书《亦都护高昌王世勋碑》，可谓官高（礼部尚书、监群玉内司事）书显。观此碑书法，取法晋人风韵而尤得唐人笔法，间有虞世南《孔子庙堂碑》、欧阳询《九成宫醴泉铭》之笔意，随字形大小为势，修短合度，结体谨严，笔力雄健，既有遒劲雄强之势，又有风姿秀雅之韵，洋洋洒洒2000余言，犹如一气呵成，足见其临池之功深厚，非常人能望其项背。如此佳构，应在书法史上占有一席之地。
此碑篆额者郭贯（1250～1331年），字安道，保定人。以才行见推择，为枢密中书掾，后历官济南路经历、淮西廉访使、礼部尚书、中书参知政事、左丞相、集贤大学士等。此碑具衔是：翰林学士承旨、荣禄大夫、知制诰兼修国史。《元史》卷61本传[24]无载此衔，于此可补史不足，亦可知郭贯不仅是元代中期的一位朝廷重臣，且才学亦名重于时。
张金栋 <wbr> <wbr>雷永路：《元韩昌墓碑跋》
图五 篆书题额拓片
《元史》云:“贯博学，精于篆籀，当世册宝碑额，多出其手。”据《河北金石辑录》、《畿辅续金石目》等载，河北尚有郭贯篆额的碑有：易县的《梁国文正公何玮神道碑》《太常博士敬元长墓碑》《松庵篙公和尚道行碑》，石家庄后太保的《左丞相赠太尉中书史天泽神道碑》，满城县的《眺山重修北岳庙记碑》，枣强县的《东岳行宫记碑》等，可见《元史》所言不妄。遗憾的是这些碑多已不存，可窥郭氏篆书大约仅此碑而已。《元史》载：郭贯于“至顺二年，以疾卒，年八十有二。”可知，他篆此碑额时年已82岁，且卒于是年，当为绝笔。该额篆书得李斯、李阳冰、徐铉诸家之长，应规人矩，笔笔中锋，委婉流畅，结体整齐，疏朗有致，于朴茂中寓飘逸之致，诚属元代篆书之佳作，可补书法史之阙如（图五）。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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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肖新祺辑：《畿辅续志金石目》，《文物春秋》1992年3期，1993年1期、4期，1994年3期，1996年4期。
[2]清·李鸿章、黄彭年等纂修：《畿辅通志》300卷，光绪十年（1884年）本。
[3][4]杨式震、陈昌源等：《满城县志略》中张、杨序，天津协成印刷局刊印，1931年。
[5]《元史》卷183，第4219页，中华书局，1997年缩印本。
[6]《元史》卷176，第4111页，中华书局，1997年缩印本。
[7]《元史》卷3，第47页，中华书局，1997年缩印本。
[8]《元史》卷99，第2526页，中华书局，1997年缩印本。
[9]《元史》卷205，第4576页，中华书局，1997年缩印本。
[10]明·陈邦瞻撰:《元史纪事本末》卷21《铁木迭儿之奸》，中华书局，1979年。
[11]刘铁增:《一通刻了十二年的碑》，《文物春秋》1996年3期。
[12] [17]《元史》卷143，第3413页，中华书局，1997年缩印本。
[ 13]马宗霍:《书林藻鉴》，文物出版社，1984年影印。
[ 14]元·陶宗仪:《书史会要》，第336页，中华书局，1984年。
[15]明·何良俊:《四友斋丛说》，第251页，中华书局，1983年。
[16]瞿智董、解络、方孝孺所言，请参见马宗霍:《书林藻鉴》卷10，第265页，文物出版社，1984年。
[18]朱家溍、于富春:《历代著录法书目》，紫禁城出版社，1997年。
[19]刘九庵:《宋元明清书画家传世作品年表》，上海书画出版社，1997年。
[20]张志和:《中国古代的书法艺术》，中国社会科学出版社，2000年。
[21] [23]黄文弼:《亦都护高昌王世勋碑复原并校记》，《文物》1964年2期。该碑第2行仅存“巎奉敕书”4字，作者云:“巎巎为当时大书家，元至顺间，官至礼部尚书，应有官衔，惜上段残缺，全衔如何无由知。”《韩昌神道碑》与其书于同年，可补巎巎具衔之不足。
[22]吴茂林、冷涛:《元康里巎巎书张思中神道碑》，《文物》1990年8期。
[24]《元史》卷61，第4060页，中华书局，1997年缩印本。
（作者单位:河北省文物出境鉴定组、满城县文物保管所）

此文刊于《文物春秋》2003年第5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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