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中国传统文化很可能对人类社会作出划时代的新贡献

2023-12-24 11:28阅读:
中国传统文化很可能对人类社会作出划时代的新贡献 中国传统文化在中华民族伟大复兴的
历史新时期,它面对全球化的态势下
很可能对人类社会作出划时代的新贡献
中华民族正处在伟大民族复兴的过程之中,民族的复兴必须由民族文化传统的复兴来支撑。但是在全球化的时代,中华民族的传统文化复兴不仅要面对自身社会的问题,而且要面对当前世界存在的问题,这样就要求我们在发展中华民族传统文化的同时,必须注意到它既是民族的,又是世界的。因此,我们不仅要关注中国社会文化自身文化发展的现实,同时我们必须关注当前西方社会文化发展的苗头。在这里我们提出一种可供讨论的一种可能的趋势,即中国传统的国学与西方刚刚萌芽的建构性的后现代主义思潮的结合,是否能对当今中国和世界的健康、合理发展有所贡献。
“人与自然是一生命共同体”
与“天人合一”理论
建构性后现代主义的代表人物柯布说:“今天我们认识到人是自然界的一部分,我们生活在生态共同体中”,这个思想是从哪里来的呢?虽然直接来自怀德海,但它无疑是和中国的“天人合一”理念有着密切的关系。“天人合一”是中国传统思想的核心价值理念之一。它和在西方长期流行的“天人二分”理论是两种不同的思维模式。
1992年世界1575名科学家发表了一份《世界科学家对人类的警告》,在开头有这样一句话:“人类和自然正走上一条相互抵触的道路”。自然界为什么惨遭破坏,这不能不说它与在西方长期有着影响的“天人二分”的思维模式有着密切的关系。与西方这种思维定式不同的“天人合一”思维方式可以说
正是为解决自然界惨遭破坏提供了可行的思路。
我们可以看到,早在2500多年前的孔子提出既要“知天”,又要“畏天”的思想。“知天”是要求人们认识自然界,以便使人们可以自觉地利用自然界为人类社会谋福祉;“畏天”是要求人们对自然界有所敬畏,认识“天”的神圣性,要自觉地尽到保护自然的责任。朱熹对“天人合一”思想的解释说:“天即人,人即天。人之始生得之于天,即生此人,则天又在人矣。”意思是说,在“天”把“人”产生之后,“天”和“人”就存在着一种相即不离的内在关系,因而“天”的道理就要由“人”来彰显,“人”对“天”就有了不可推卸的责任。
我们可以看到,在解决“人”与“天”(自然界)的关系上,中国传统哲学和建构性的后现代主义走着相同的道路。所以正如法国大儒汪德迈说:“曾经给世界完美的人权思想的西方人文主义面对近代社会已降的挑战,迄今无法给出一个正确答案。那么,为什么不思考一下儒家思想可能指引世界的道路,例如‘天人合一’提出的尊重自然的思想、‘远神近人’所倡导的拒绝宗教的完整主义以及‘四海之内皆兄弟’的博爱精神呢?可能还应该使儒教精神在当今世界诸多问题的清晰追问中重新认识。”
为什么汪德迈把西方的“人权”思想和中国的“天人合一”、“远神近人”、“四海之内皆兄弟”联系起来考虑?我们知道,“人权”对人类来说无疑非常重要,这是由于“人”的自由权力是不应被剥夺的,社会发展只能靠“思想自由”、“言论自由”、“信仰自由”、“迁徙自由”等等来实现。但是如何保障“人权”,往往受到外在的力量干扰,甚至剥夺,无论中外都有这种情况。西方某些思想家或政客把“人”的权力无限扩大,以至于把“人”的权力扩大致可以去无序地破坏自然界。
因此,汪德迈认为“人”对自然界的权力应该受到限制,这样就应该从中国的“天人合一”思想中取得有意义的思想资源。在西方由于基督宗教认为上帝已经把世界完整地创造了,似乎“人”再无能为力了。汪德迈则认为虽然上帝把世界完整地创造好了,剩下的事就是“人”的问题,要“人”来作主了。正如法国文学家安德烈·纪德所说:“神出主意,人做主意。”
在中国儒家所说的“四海之内皆兄弟”是和中国传统思想的“天下观”相联系的,它认为,人类最高的理想是“天下大同”(协和万邦),《大学》说:修身、齐家、治国、平天下,因此任何民族和国家要考虑的不仅是自己的国家(治国),而且最终要考虑“天下太平”(即全人类的共同利益),这应是“人权”中的应有之义。这就是说,西方的“人权”思想应可以在其他民族思想文化传统(如中国的文化传统)中找到某些补充和丰富其原有价值的思想因素,以便人类社会走向更加合理之路。
建构性后现代主义的“第二次启蒙”
与儒家的“仁学”理论
建构性的后现代主义提出,如果说第一次“启蒙”的口号是“解放个人”,那么第二次“启蒙”的口号则是“关心他者”、“尊重差异”。“关心他者”的思想如果用中国儒家思想来表述,那就是“仁者爱人”。“仁爱”是孔子儒家学说的核心价值。儒家提倡的“仁爱”虽是从“亲亲”(爱自己的亲人)出发,如孔子所说:“仁者,人也,亲亲为大。”仁爱之心是人本身所具有的,爱自己的亲人是“仁爱”精神的出发点和基础。但是孔子认为,“仁爱”不能只停留在爱自己的亲人上面,要推己及人,“老吾老以及人之老,幼吾幼以及人之幼”。
孟子也说:“亲亲而仁民,仁民而爱物。”从爱自己的亲人出发必须推广到对老百姓的“仁爱”,由爱护他人才会对一切事物都有爱心。这样的思想又可以和建构性的后现代主义“关心他者”接轨。建构性的后现代主义认为,他们的哲学是在“保留现代性某些积极的东西”(主要是西方思想家依据理性提出的极有价值的“自由”、“民主”、“人权”等理想性思想)的基础上“以建构一个所有生命共同体福祉都得到重视和关心的后现代世界”,这正是对“关心他者”的更为全面的表述。
因为,人类社会的发展,其文化是要不断积累,总是在传承中创新。因此,后现代社会必须是在保留“现代性”社会的“自由”、“民主”、“人权”等等中的积极因素,这样“建构一个所有生命共同体福祉都得到重视和关心的后现代世界”的意义才得以充分显现。建构性的后现代主义提出的“尊重差异”,它正是儒家思想所主张的“道并行而不相悖”的另一种表述。不同的思想文化传统往往是各有其特点而不相同,但这种不同可以说对人类社会都有一定的意义,并不是要相互排斥的。
例如肯定西方近代提出的“民主”思想在特定的社会条件下的积极意义,并不要否定中国思想文化传统中的“民本”思想在特定的社会条件下也具有某种积极意义,更不应否定中国传统文化中的“己所不欲,勿施于人”对人类社会的“普遍价值”。只有承认在不同思想文化传统中都有其对人类社会有积极贡献的部分,这样在不同国家和民族之间才可以“共存”、“共荣”。
吸收和消化不同文化传统中的优长,以达到“会通”是人类文化发展的必由之路,正如罗素所说:“不同文明之间的交流,过去已经多次证明是人类文明发展的里程碑。”我们应该看到,同为人类就有着共同要解决的问题,如何解决人类所面对的共同问题,道路可能不同,方法可能有异,但往往目标是殊途同归的。所以“尊重他者”和“道并行而不相悖”有同等的价值。
——文章节选自《汤一介哲学精华编》
中国传统文化很可能对人类社会作出划时代的新贡献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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