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广州光孝寺与密宗传播之关系

2012-05-31 14:41阅读：

http://blog.sina.cn/dpool/blog/u/1969799657

何方耀
提起光孝寺，人们大多会想到它是禅宗祖庭，是六祖慧能大师阐发风幡奥义之所，剃发、受戒之处，创立东山法门的最初道场，大雄宝殿后面的菩提树、瘗发塔就是历史的见证。可是，很少人知道它曾与密宗有着密切的关系,也是密宗传播的重要道场。
走进光孝寺，穿过天王殿，沿左（东）边的走廊向东前行约20多米，便可见一座高约 一米左右的石经幢。幢下有基座，幢身呈八面圆柱形，幢柱上有宝盖，但整个石幢已破败不堪，且表面糊满了水泥，上面的字迹已很难辨认。一般人可能对这个毫不起眼的小石墩不加注意，但它可是建于唐敬宗宝历二年（826）的古老文物，至今已有近1200年历史了，见证了密宗在光孝寺起落兴衰的历史。
一、海路杂密传播的枢纽
佛教密宗又称坦特罗（Tantra）宗，在人们印象中颇为神秘。其实，密宗应该说是印度大乘佛教发展的最后一个阶段或最后一种形态。系统性的密教约形成于七世纪，八世纪开始大规模地传入中国。汉地密宗作为一个独立的派别，形成于唐开元年间（713-742），但密典传译却时代颇早。一般认为，“事相”、“教相”相摄融通，体系化、系统化的密教经典产生于七世纪初，而专重于“事相”的密教经典，则历史悠久。[1]
佛教在中国的真正传播，其最为重要的一环就是经典传译，密宗的传播也是如此，学界通常将系统密教产生以前的密典称为“杂密”，将系统密典称为“纯密”。
无论“杂密”还是“纯密”，其传播路线和显教一样，分海陆两条路线传入中国：陆路，即人们常说的丝绸之路；海路即南海道，也就是现在人们所称的“海上丝绸之路”。广州自三国以后，便成为南海航路的主要始发港，成为中西商贸和文化交流的中心，印度梵僧来华传教和中国僧人西行求法，广州则为其出入港和集散地。梵僧来华传法大多在广州登岸并在此停留一段时间，然后北上长安或南京等中国的政治、文化中心译经传教。
光孝寺自东晋安帝隆安间（397-401）昙摩耶舍尊者开山立寺之后，不断发展扩建，成为岭南规模最大的寺院，又地处广州这个交通中心，很快成为中外高僧云集的“海滨法窟”。古代高僧持戒精严，“行必头陀，居必兰若”，每到一地必居寺院、精舍之中，作为规模最大的寺院，中外大德来穗传法，光孝寺自然成为其首选。“中外名德，行经粤会，无不莅（光孝）寺巡礼，或暂住演法，或发夹译经。如求那跋陀罗与菩提达摩，及波罗末陀（真谛）、般剌蜜帝，及义净、鉴真等，其最著者也。”[2]就密宗经典的传译而言，在“开元三大士”之前，来华梵僧或求法归来之华僧并无专门传译密宗典籍者，但在传译显宗典籍的同时，也传译密教经典者却代有其人。
据僧传和经录所载，途经广州或沿海路往来中印间而又从事密典传译的中外僧人有佛陀跋陀罗、竺难提、智严、求那跋陀罗、僧伽婆罗、那提三藏、义净、地婆诃罗（日照）、阿尔真那（宝思惟）、般剌密谛等十人[3]，此十人之中，有的只是偶尔译有一部密典，有的译有十多部密典。许多人文献明确记载曾在光孝寺传法布道，如求那跋陀罗，刘宋元嘉十二年（435年），渡海来到广州，于光孝寺创立戒坛及毗卢殿，设“制止道场”。[4]岭南之有戒坛自此始。而与光孝寺关系最为密切而又在密典传译方面贡献最大者为义净和般剌密谛二人。
义净是沿海路西行求法者中成果最丰，影响最大的僧人，他虽不以密典传译名世，却翻译出了12部密典[5]，这12部密典虽非在光孝寺译出，但他西行求法途中却三次莅寺，唐咸亨四年（673）于广州启程西行时曾至光孝寺，从印度取经返国途中滞留室利佛逝（今印尼巨港）时，曾回广州至光孝寺求购纸墨和聘请译经助手，后从印尼返国时又途经光孝寺。[6]三次莅寺时是否弘传密法，史无明载，但义净本人对密典却是十分注意的。他说自已在印度那烂陀求法时“亦屡入坛场，希心此要”，然“为功而不就，遂泯斯怀”。[7] 他后来虽将注意力转移到律典传译方面，但并未“遂泯斯怀”，而是翻译了12部密典，宋代赞宁在《宋高僧传》中称他“性传密呪，最尽其妙 ，二三合声，尔时方晓。”[8]“二三合声”指密宗咒语的梵文字母拼合之法。因此，对密宗咒语“最尽其妙”的义净三次参访光孝寺，与寺中四众交流密典信息应是自然之事，因为当时光孝寺就有一个被义净称为“恭阇梨”的法师，[9]“阇梨”，即“阿阇梨”之简称，[10]称“阇梨”者多指密教弘传者。
而般剌密谛则是与武则天时的宰相房融在光孝寺翻译《楞严经》的西来梵僧。般剌密谛为中印度人，其梵文名为Pramiti，意为极量。据《宋高僧传》载：

释极量，中印度人也。梵名般剌密帝，此言极量。怀道观方，随缘济物，展转游化，渐达支那，（原注：印度俗乎广州为支那，名帝京为摩诃支那。）乃于广州制止道场（今广州光孝寺）驻锡。众知博达，祈请颇多，量以利乐为心，因敷秘赜。
神龙元年（705）乙巳五月二十三日，于《灌顶部》中诵出一品，名《大佛顶如来密因修证了义诸菩萨万行首楞严经》，译成一部十卷。乌苌国沙门弥伽释迦（原注：释迦稍讹，正云铄佉，此云峰。）译语，菩萨戒弟子前正义大夫同中书门下平章事清河房融笔受，循州罗浮山南楼寺沙门怀迪证译。量翻传事毕，会本国王怒其擅出经本，遣人追摄，泛海西归。后因南使入京，经遂流布。有惟悫法师、资中沇公各著疏解之。[11]
这段材料透露出如下几点重要信息：第一，其所译之《楞严经》是从密教《灌顶部》中译出的秘密经典之一；第二，该经译出后，很快由“南使（即南铨之使，负现考察地方官员之）附经入京”，“经遂流布”，在中国流传开来；第三，作为南海航道的始发港，广州很早就以“支那（cina）”之名知名于印度。《极量传》原注“印度俗呼广州为支那，名帝京摩诃支那（mahacina）。”义净《大唐西域求法高僧传》在记载印度一座“支那寺”遗址时也曾注云：“支那即广州也。莫诃支那即京师也。”[12]由此，亦可知当时广州在印度具有极高的知名度，几乎就是中国（支那）的代名词。
围绕这部译于光孝寺的《楞严经》，有许多的争议，比如，此经是译是著？为密为显？迄今尚无定论。[13]但有一点却是确定不移的共同看法，那就是这一经典对中国佛教产生了巨大的影响，在中国佛教史上有着极其重要的地位。此经译成流布之后，尤为贤首、天台、禅宗三家所重。自中唐以迄近代，备受禅讲之士推崇，成为修行人必读之书，有宗教司南、性相总要、一代法门精髓之誉。第七卷所载之大白伞盖佛顶陀罗尼（即楞严咒），至今仍为汉地许多佛教丛林早课之一。此经之传译不仅为密教之要典，且为影响汉、藏三藏之重要经典（此经之藏译本翻自汉文本）。[14]而光孝寺作为此经的翻译之地，在密教的传播史上的地位自是不言而喻。
据清顾光《光孝寺志》载，寺内曾有译经台、洗砚池等纪念这次经典传译的遗物，但经近代以来的动荡与破坏，今天已难觅踪迹了。
二、纯密传播的重要道场
中国系统密典的传译始于“开元三大士”，即善无畏、金刚智和不空三藏。传入中国的密教分胎藏和金刚两大部，善无畏经吐蕃沿陆路来华（716年抵达长安），其所传译主要为胎藏部典籍；金刚智、不空师徒所传主要为金刚部密典。三人之中尤以不空贡献最大，是为密教传播的集大成者，也是汉地密宗的实际建立者。而金刚智和不空都与广州光孝寺有着极深的渊源。
金刚智由海道入华，曾驻锡广州弘法传教。金刚智与弟子不空一起于“开元己未岁（719），达于广府。”[15]后又北上长安，得到唐玄宗的支持，译《金刚顶经》等9部重要密教经典。[16]作为一个密教弘法大师，金刚智“所住之刹，必建大曼拏罗灌顶道场，度于四众。”[17]即每到一处都尽力传播密法。密宗与佛教其他宗派明显的不同之处就在于它特别注重法术技能，不仅有独特的理论体系，更有其独特的实践体系，要求心作观想、口诵真言、身结契印，三密相应方可即身成佛，因此，它有复杂的结坛之法，护摩之方、祈禳之术，强调师徒相授，灌顶加持，是一个实践性极强的宗派。所以金刚智不仅大力传译经典，更是利用一切机会结坛传法。
他与不空于开元七年（719）第一次泛海到广州时，就受到士绅及四众弟子的热忱欢迎。“计海程十余万里，逐波泛浪，约以三年，缘历异国种种艰辛，方始得至大唐圣境。行至广府，重遭暴雨。时节度使使二、三千人乘小船数百只，并以香花、音乐海口远迎。”[18]他们是否在广州弘法传教，史无明载，但既然金刚智 “所住之刹”，必建坛传法，广州官民四众又对他如此热情，他乘机弘传密法，当为意料之中事。
不空，北天竺人，聪慧好学，幼失双亲，后随其叔父来华，是为印度侨民。从十四岁开始师事金刚智，尽得其真传，成为一代密教宗师，“前后共译密典111部，140卷。”[19]历经玄宗、肃宗、代宗三朝，深得宠幸，屡加恩赐，使密宗得以大弘天下、风行一时。《宋高僧传》称其“生荣死哀，西域传法僧至此，今古少类矣。”[20]汉地密宗实际是在不空手上正式建立起来的，且一时风靡朝野，几成佛教主流。而作为一代宗师，不空曾二次在光孝寺登坛传法，将密宗的热潮带入广州乃至整个岭南。
开元二十年（732），其师金刚智示灭，不空在料理后事之后，“曾奉遗旨，令往五天并师子国（斯里兰卡）。”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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