儒家：国家的存在是因为它应当存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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儒家：国家的存在是因为它应当存在
禽兽。圣
人有忧之，使契为司徒，教以人伦：父子有亲，君臣有义，夫妇有别，
长幼有序，朋友有信。”（《孟子·媵文公上》）人之所以异于禽兽，
在于有人伦以及建立在人伦之上的道德原则。国家和社会起源于人伦。
照墨家说，国家的存在是因为它有用；照儒家说，国家的存在是因为它
应当存在。
像亚力士多德，主张“人是政治的动物”，主张只有在国家和社会中，
才能够充分发展这些人伦。国家是一个道德的组织，国家的元首必须是
道德的领袖。因此儒家的政治哲学认为，只有圣人可以成为真正的王。
孟子把这种理想，描绘成在理想化的古代已经存在。据他说，有个时期
圣人尧为天子（据说是活在公元前二十四世纪）。尧老了，选出一个年
轻些的圣人舜，教绘他怎样为君，于是在尧死后舜为天子。同样地，舜
老了选出一个年轻些的圣人禹作他的继承人。天子的宝座就这样由圣人
传给圣人，照孟子说，这样做是因为应当这样做。
这种情况下，即使杀了君，也不算弑君之罪。这是因为，照孟子说，君
若不照理想的君道应当做的做，他在道德上就不是君了，按孔子正名的
学说，他只是“一夫”，如孟子所说的（《孟子·梁惠王下》。孟子还
说：“民为贵，社稷次之，君为轻。”（《孟子·尽心下》）孟子的这
个思想，在中国的历史中，以至在晚近的辛亥革命和中华民国的创建
中，曾经发生巨大的影响。西方民主思想在辛亥革命中也发挥了作用，
这是事实，但是对于人民群众来说，本国的古老的有权革命的思想，它
的影响毕竟大得多。
两种治道。一种是“王”道，另一种是“霸”道。它们是完全不同的种
类。圣王的治道是通过道德指示和教育；霸主的治道是通过暴力的强
迫。王道的作用在于德，霸道的作用在于力。在这一点上，孟子说：
“以力假仁者霸。……以德行仁者王。……以力服人者，非心服也，力
不赡也。以德服人者，中心悦而诚服也，如七十子之服孔子也。”
（《孟子·公孙丑上》）后来的中国政治哲学家一贯坚持王霸的区别。
用现代的政治术语来说，民主政治就是王道，因为它代表着人民的自由
结合；而法西斯政治就是霸道，因为它的统治是靠恐怖和暴力。
立在殷实的经济基础上。由于中国经常占压倒之势的是土地问题，所以
据孟子看来，王道最重要的经济基础在于平均分配士地，这是很自然
的。他的理想的土地制度，就是以“井田”著称的制度。按照这个制
度，每平方里（一里约为三分之一英里）土地分成九个方块，每块为一
百亩。中央一块叫做“公田”，周围八块是八家的私田，每家一块。八
家合种公田，自种私田。公田的产品交给政府，私田的产品各家自留。
九个方块安排得像个“井”字，因此叫做“井田制度”（《孟子·媵文
公上》）。
种上桑树，这样，老年人就可以穿上丝稠了。各家还要养鸡养猪，这
样，老年人就有肉吃了。这若做到了，则王道治下的每个人都可以“养
生送死无憾，王道之始也”（《孟子·梁惠王上》）。这不过仅仅是王
道之“始”，因为它仅只是人民获得高度文化的经济基础。还要“谨痒
序之教，中之以孝悌之义”，使人人受到一定的教育，懂得人伦的道
理，只有这样，王道才算完成。行这种王道，并不是与人性相反的事
情，而恰恰是圣王发展他自己的“恻隐之心”的直接结果。孟子说：“
人皆有不忍人之心。先王有不忍人之心，斯有不忍人之政矣。”（《孟
子·公孙丑上》）在孟子思想中。“不忍人之心“与”恻隐之心”是一
回事。我们已经知道，照儒家所说，仁，只不过是恻隐之心的发展；恻
隐之心又只有通过爱的实际行动来发展；而爱的实际行动又只不过是
“善推其所为”，也就是行忠恕之道。王道不是别的，只是圣王实行爱
人、实行忠恕的结果。
载。有一次齐宣王看见一头牛被人牵去作牺牲，他“不忍其觳觫，若无
罪而就死地”，因而命令用羊替换它。于是孟子对宣王说，这就是他的
“不忍人之心”的例子，只要他能够把它推广到人事上，他就是行王
道。宣王说他办不到，因为他有好货、好色的毛病。孟子说，人人好
货、好色，王如果由知道自己的欲望，从而也知道他的所有人民的欲
望，并采取措施尽可能满足这些欲望，这样做的结果不是别的，正是王
道。
是行忠恕之道。在这里我们看出，孟子如何发展了孔子的思想。孔子阐
明忠恕之道时，还只限于应用到个人自我修养方面，而孟子则将其应用
范围推广到治国的政治方面。在孔子那里，忠恕还只是“内圣”之道，
经过孟子的扩展，忠恕又成为“外王”之道。即使是在“内圣”的意义
上，孟子对于这个道的概念，也比孔子讲得更清楚。孟子说：“尽其心
者，知其性也。知其性，则知天矣。”（《孟子·尽心上》）这里所说
的“心”就是“不忍人之心”，就是“恻隐之心”。所以充分发展了这
个心，也就知道了我们的性。又据孟子说，我们的性是“天之所与我
者”（《孟子·告子上》），所以知道了性，也就知道了天。
人有忧之，使契为司徒，教以人伦：父子有亲，君臣有义，夫妇有别，
长幼有序，朋友有信。”（《孟子·媵文公上》）人之所以异于禽兽，
在于有人伦以及建立在人伦之上的道德原则。国家和社会起源于人伦。
照墨家说，国家的存在是因为它有用；照儒家说，国家的存在是因为它
应当存在。
像亚力士多德，主张“人是政治的动物”，主张只有在国家和社会中，
才能够充分发展这些人伦。国家是一个道德的组织，国家的元首必须是
道德的领袖。因此儒家的政治哲学认为，只有圣人可以成为真正的王。
孟子把这种理想，描绘成在理想化的古代已经存在。据他说，有个时期
圣人尧为天子（据说是活在公元前二十四世纪）。尧老了，选出一个年
轻些的圣人舜，教绘他怎样为君，于是在尧死后舜为天子。同样地，舜
老了选出一个年轻些的圣人禹作他的继承人。天子的宝座就这样由圣人
传给圣人，照孟子说，这样做是因为应当这样做。
这种情况下，即使杀了君，也不算弑君之罪。这是因为，照孟子说，君
若不照理想的君道应当做的做，他在道德上就不是君了，按孔子正名的
学说，他只是“一夫”，如孟子所说的（《孟子·梁惠王下》。孟子还
说：“民为贵，社稷次之，君为轻。”（《孟子·尽心下》）孟子的这
个思想，在中国的历史中，以至在晚近的辛亥革命和中华民国的创建
中，曾经发生巨大的影响。西方民主思想在辛亥革命中也发挥了作用，
这是事实，但是对于人民群众来说，本国的古老的有权革命的思想，它
的影响毕竟大得多。
两种治道。一种是“王”道，另一种是“霸”道。它们是完全不同的种
类。圣王的治道是通过道德指示和教育；霸主的治道是通过暴力的强
迫。王道的作用在于德，霸道的作用在于力。在这一点上，孟子说：
“以力假仁者霸。……以德行仁者王。……以力服人者，非心服也，力
不赡也。以德服人者，中心悦而诚服也，如七十子之服孔子也。”
（《孟子·公孙丑上》）后来的中国政治哲学家一贯坚持王霸的区别。
用现代的政治术语来说，民主政治就是王道，因为它代表着人民的自由
结合；而法西斯政治就是霸道，因为它的统治是靠恐怖和暴力。
立在殷实的经济基础上。由于中国经常占压倒之势的是土地问题，所以
据孟子看来，王道最重要的经济基础在于平均分配士地，这是很自然
的。他的理想的土地制度，就是以“井田”著称的制度。按照这个制
度，每平方里（一里约为三分之一英里）土地分成九个方块，每块为一
百亩。中央一块叫做“公田”，周围八块是八家的私田，每家一块。八
家合种公田，自种私田。公田的产品交给政府，私田的产品各家自留。
九个方块安排得像个“井”字，因此叫做“井田制度”（《孟子·媵文
公上》）。
种上桑树，这样，老年人就可以穿上丝稠了。各家还要养鸡养猪，这
样，老年人就有肉吃了。这若做到了，则王道治下的每个人都可以“养
生送死无憾，王道之始也”（《孟子·梁惠王上》）。这不过仅仅是王
道之“始”，因为它仅只是人民获得高度文化的经济基础。还要“谨痒
序之教，中之以孝悌之义”，使人人受到一定的教育，懂得人伦的道
理，只有这样，王道才算完成。行这种王道，并不是与人性相反的事
情，而恰恰是圣王发展他自己的“恻隐之心”的直接结果。孟子说：“
人皆有不忍人之心。先王有不忍人之心，斯有不忍人之政矣。”（《孟
子·公孙丑上》）在孟子思想中。“不忍人之心“与”恻隐之心”是一
回事。我们已经知道，照儒家所说，仁，只不过是恻隐之心的发展；恻
隐之心又只有通过爱的实际行动来发展；而爱的实际行动又只不过是
“善推其所为”，也就是行忠恕之道。王道不是别的，只是圣王实行爱
人、实行忠恕的结果。
载。有一次齐宣王看见一头牛被人牵去作牺牲，他“不忍其觳觫，若无
罪而就死地”，因而命令用羊替换它。于是孟子对宣王说，这就是他的
“不忍人之心”的例子，只要他能够把它推广到人事上，他就是行王
道。宣王说他办不到，因为他有好货、好色的毛病。孟子说，人人好
货、好色，王如果由知道自己的欲望，从而也知道他的所有人民的欲
望，并采取措施尽可能满足这些欲望，这样做的结果不是别的，正是王
道。
是行忠恕之道。在这里我们看出，孟子如何发展了孔子的思想。孔子阐
明忠恕之道时，还只限于应用到个人自我修养方面，而孟子则将其应用
范围推广到治国的政治方面。在孔子那里，忠恕还只是“内圣”之道，
经过孟子的扩展，忠恕又成为“外王”之道。即使是在“内圣”的意义
上，孟子对于这个道的概念，也比孔子讲得更清楚。孟子说：“尽其心
者，知其性也。知其性，则知天矣。”（《孟子·尽心上》）这里所说
的“心”就是“不忍人之心”，就是“恻隐之心”。所以充分发展了这
个心，也就知道了我们的性。又据孟子说，我们的性是“天之所与我
者”（《孟子·告子上》），所以知道了性，也就知道了天。