最近读刘未鹏的《暗时间》,看到“遇见二十万年前的自己”这一部分时,深有感触。行为来自于大脑,而人的大脑又分为理性大脑和情绪大脑。情绪大脑是我们的原始大脑,是人类历经二十万年的时间留存至今的部分,它位于大脑的内部。而理性大脑,则是人类在近千百年才形成的部分,它位于较外侧的大脑皮层。我们不同的行为分别受到这两个大脑的支配,而事实是,情绪大脑往往战胜理性大脑。
不难想象,历经二十万年存在至今的情绪大脑拥有莫大的权利和力量,在面对各种事情需要做决定的时候人们自然而然地会受情绪大脑作用而作出发应,而人类在这种情形下的行为则会遵循位于情绪大脑深处的,根深蒂固的模式。当理性大脑屈服于情绪大脑,人们依从情绪大脑做出与理性大脑相悖的行为时,最常见的表现便是欺骗自己,用各种各样的理由去为情绪大脑的行为做辩护,而那些理由都不是该行为的真正理由。还有一个常见的现象便是别人说破嘴皮子你都不听,一定要栽了跟头才能有印象,保不准还要栽很多次才能改变既有的思维模式。这也是情绪大脑在支配你的表现,因为原始的情绪大脑是听不进任何道理的,只能通过“栽跟头”(学名敏感化)的方式来进行改变。
更可怕的是,大脑遵循用进废退的原理,越是经常屈服于情绪大脑的支配就越难以用理性大脑去支配自己的行为,久而久之,自己便达不到理性大脑中对自己的期许,废柴般的感觉便油然而生,愈来愈不快乐。在谈到如何改变这样的习惯时,刘未鹏提到靠的不是自制力而是知识,私以为与其说是知道倒不如说是意识。意识到自己在受情绪大脑支配时所作出的行为时愚蠢的,会增大理性大脑上位的机会。再不行,还有分散注意力的方法,这也是刘未鹏提出的连小孩子都掌握的方法,暨另大脑处于“忙碌”、“被占用”的状态来干扰情绪大脑的欲望。
大学中有一堂课让我印象深刻,那堂课教授在黑板上画了一个坐标轴,x轴的箭头旁写道“最紧急”而y轴的箭头旁写道“最重要”。教授告诉我们,人们总是在疲于解决那些很“紧急”的事情而忽略了那些“不紧急,但却很重要的事情”。我想到,这也正是我们习惯于受情绪大脑支配的结果,直到事情变得很紧急的时候才去处理一定是我们情绪大脑中的模式(所谓的“截止日期效应”)。而偶尔我们会有对自己如何改变做出规划的时候,才是理性大脑的行为。比如,我的理性大脑中有的一些“不紧急,但
不难想象,历经二十万年存在至今的情绪大脑拥有莫大的权利和力量,在面对各种事情需要做决定的时候人们自然而然地会受情绪大脑作用而作出发应,而人类在这种情形下的行为则会遵循位于情绪大脑深处的,根深蒂固的模式。当理性大脑屈服于情绪大脑,人们依从情绪大脑做出与理性大脑相悖的行为时,最常见的表现便是欺骗自己,用各种各样的理由去为情绪大脑的行为做辩护,而那些理由都不是该行为的真正理由。还有一个常见的现象便是别人说破嘴皮子你都不听,一定要栽了跟头才能有印象,保不准还要栽很多次才能改变既有的思维模式。这也是情绪大脑在支配你的表现,因为原始的情绪大脑是听不进任何道理的,只能通过“栽跟头”(学名敏感化)的方式来进行改变。
更可怕的是,大脑遵循用进废退的原理,越是经常屈服于情绪大脑的支配就越难以用理性大脑去支配自己的行为,久而久之,自己便达不到理性大脑中对自己的期许,废柴般的感觉便油然而生,愈来愈不快乐。在谈到如何改变这样的习惯时,刘未鹏提到靠的不是自制力而是知识,私以为与其说是知道倒不如说是意识。意识到自己在受情绪大脑支配时所作出的行为时愚蠢的,会增大理性大脑上位的机会。再不行,还有分散注意力的方法,这也是刘未鹏提出的连小孩子都掌握的方法,暨另大脑处于“忙碌”、“被占用”的状态来干扰情绪大脑的欲望。
大学中有一堂课让我印象深刻,那堂课教授在黑板上画了一个坐标轴,x轴的箭头旁写道“最紧急”而y轴的箭头旁写道“最重要”。教授告诉我们,人们总是在疲于解决那些很“紧急”的事情而忽略了那些“不紧急,但却很重要的事情”。我想到,这也正是我们习惯于受情绪大脑支配的结果,直到事情变得很紧急的时候才去处理一定是我们情绪大脑中的模式(所谓的“截止日期效应”)。而偶尔我们会有对自己如何改变做出规划的时候,才是理性大脑的行为。比如,我的理性大脑中有的一些“不紧急,但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