论中国古代文人画中的“墨戏”与心境
2011-04-21 10:15阅读:
古代的文人画亦称“士夫画”,是中国民族绘画中的重要风格流派之一。文人画泛指中国封建社会中文人、士大夫所作之画,以别于民间画工和宫廷画院职业画家的绘画。在创作上强调个性表现和诗、书、画等多种艺术的结合,作者多属具有较深厚、较全面的文化修养的文人士大夫。“文人画”的称谓最先由明代董其昌提出,并对其历史传承关系作了初步阐述:“文人之画,自王右丞始,其后董源、巨然、李成、范宽为嫡子。王晋卿、米南宫及虎儿,皆从董、巨得来,直至元四家黄子久、王叔明、倪云林、吴仲圭,皆其正传。吾朝文、沈,则又远接衣钵。”
文人画的滥觞可以追溯到六朝的刘宋时期。但文人画绘画思想萌发,却早于刘宋。文人画艺术思想最初只反映在个别的观点上,后来逐渐成为一个有着系统绘画思想和强烈民族风格的绘画体系。文人画自萌芽始
,就带上了文人主体的价值取向,注重形而上的建构,不为绘画形迹所拘,强调胸次和趣味,投注于内在、自足的、私秘化和超越性的审美境界。文人画在曲折而漫长的演进中,向书法偷师,藉以表达至纯至简的形象,而获得形神具盛以后,一路将那多姿而灵动的线条视同血脉之生命一样息息相关,进而更因文人画家把自己对生命的体悟和情感注入到“水墨”这一具体的物质媒介,并以“墨戏”的形式把自己的人生体悟和情感演绎得精彩纷呈。从而也使文人画变得更具有生命和表现力,终于成为元、明、清绘画的主流,文人画也成为中国绘画的正典。
“画如其人”,“画乃心画”。关于文人画已有很多专家进行了专门的论述,固在此不再累赘。本文要讨论的是文人画中流露着个人生命之内在精神活动的“墨戏”及与这种精神活动有着密切关系的文人画家的心境。
一、“墨戏”及其浪漫的历程
陈雨岛先生在《写意画的本质与精神》中认为“墨戏”是一种风格。“‘墨戏’不仅是一种风格,而且是中国文人画艺术审美本质所在,是一种较为特殊的创作心态。”
“墨戏”从字面上来看,“墨”是传统绘画中的物质材料,“戏”,游戏;“墨戏”有“以墨游戏”、“使用墨的游戏”或“游戏笔墨”之意;同时也指无视于笔法的、自由自在的文人画家在创作中的一种行为态度。这种行为态度是文人画家特殊创作心态的反映,也体现了他们的审美态度。因此,我认为“墨戏”是文人画在自身的基础上,结合水墨画,用一种带有游戏心态进行创作的水墨画表现形式。它较之传统意义上的文人画和水墨画,笔墨上更加自由、形式上更加多样、造型上更加不拘形迹、更能宣泄作者的个人情绪。
水墨画是指以墨为主要材料的绘画。墨色以清水的多少引为浓墨、淡墨、干墨、湿墨、焦墨等。古人云:“墨分五色”,意思说,仅凭墨色就可以画出丰富的层次。水墨画是从着色画所流衍而独立出来的。水墨画作为一种艺术形式在一些汉代的墓室壁画中已见其端倪。发展到盛唐,吴道之作“有笔无墨”的“疏体”水墨山水时,这种艺术形式已经基本确立。唐中期以后,王维、张?、刘商等人在吴道之探索的基础上,又创造了以水墨渲谈为法的水墨画艺术形式,他们将水墨画这种艺术形式推向一个新的高度。作为一种艺术观念,作为文人画家创作心态的水墨画,在唐代已基本完备。“王维以水墨取代丹青,以写意取代写实,开水墨写意一路。他的水墨画虽还不成熟,但他的绘画观念、文人画意识的确具有划时代意义。”[1](p.
195)水墨画在后世文人士大夫实践和理论总结之下,渐渐从着色画中独立出来,日臻完备,嬗变为文人画中独具风格的一种绘画形式。虽然水墨画在相当长的时期内还是守常法以状物的。如:荆浩、董源、李成、范宽、郭熙、李唐、马远、夏圭等。一旦发展到不守常法的文人“墨戏”时,则作画的群体、作画的心态、作画的方式又为之一变了。
“墨戏”性质的水墨画可以推究到唐代李灵省、王洽、张志和等人“格外不拘常法”(朱景玄《唐朝名画录》)的泼墨形式,这种泼墨法在当时仅被作为聊备一格。而张彦远在《历代名画记》中干脆斥之为“非画之本法”。然而就是这种“非画之本法”,却开启了后世文人的“墨戏”之作。当代最早对“墨戏”考察研究的是日本岛田修二郎和铃木敬两位学者。据铃木敬的研究,认为“墨戏”兴起于北宋末。在成书于北宋宣和二年的《宣和画谱》中有文同“善画墨竹,知名于时。凡于翰墨之间,托物寓兴,则见于水墨之戏”的记载。而“墨戏”一词的正式提出却是黄庭坚。“东坡墨戏,水活石润,今与草书三味所谓闭户造车出门合轫。”(《山谷题跋》卷八)铃木敬还认为依照时间的顺序来看,米芾应该说是最能算作“墨戏”的画家。赵希鹄《洞天清禄集》中记载:“米南宫多游于江湖间,……,其作墨戏,或以纸筋,或以蔗滓,或以莲房,皆可为画,纸不用胶樊,不肯于绢上作一笔。”不过米芾没有写过“墨戏”这样的题款,他的绘画作品也已难见踪迹。因此我们不可能领略米芾“墨戏”的风采。但我们还是可以从其子米友仁《潇湘奇观图》、《云山得意图》、《大姚村图》等作品中可窥一斑。米友仁承其父法,稍加变异,所作云山烟树,湿墨点染,破线为墨,连点成面,浑融而成。他自称这种不拘绳墨、脱落形迹、随兴而成的作画方式为“墨戏”。并在画上常有“墨戏”或“戏作”的自题。另外,对“墨戏”有着重大推动和影响作用的是北宋著名的文学家、书画家苏轼。虽然苏轼没有明确的“墨戏”之说,但其“萧散简远”、“论画以形似,见与儿童邻”的绘画美学思想和“游戏于管城子楮先生之间,作枯槎寿木、丛筱断山”的水墨实践,给了一些稍逊绘画基本功的文人画家在理论上提供了强有力的支撑和图式上的榜样,也使得一些绘画基本功扎实、造型严谨逼真的文人画家乘兴偶一为之。到了南宋,一些禅僧画家的“墨戏”之作,如上竺寺书记若芬的“泼墨云山”、西湖长庆寺法常的“任墨流淌”、杭州玛瑙寺子温的“酒酣兴发以手泼墨”等,也大大影响了当时及后世文人的水墨画创作。至此,文人的“墨戏”之风已普遍流行。“墨戏”发展到元代,由于文人画家所处的特殊政治环境,使得大批有着落难坎坷经历和人生失望体验的文人士大夫隐于画,他们在宋人“墨戏”的基础上又向前推进了一步,使其理论意识更加明朗化了,并从审美意识上给“墨戏”带来了新的意味。黄公望“画一窠一石,当逸墨撇脱,有士人家风”;吴镇“墨戏之作,盖士大夫词翰之余,适一时之兴趣”;倪云林一再说:“仆之所谓画者,不过逸笔草草,不求形似,聊以自娱耳”;王冕“戏墨,
发墨成形,动之于兴,得之于心,应之于手。”致使一大批文人士大夫画家从物象造型的羁绊中解脱出来,通过更为放松随意的线、枯湿浓淡的墨、稠稀纵横的点,表述心意,传达兴味、观念。把诗、书、印融入到“墨戏”之中,使之成为一个更有文人雅趣的艺术载体。“墨戏”成了这一时期文人士大夫画家的时尚画风,并一直延续到明清。明清两代之文人“墨戏”,从总体来看,在元人“墨戏”的基础上更加强注重表现画家自我和人的品格。其用墨更加具有个性和生命力,更加强调水晕墨章,更加讲究墨分五色的水墨效果和笔墨情趣。
从“墨戏”的演进历程来看,有如下风格特征:
1、自我表现化的游戏特征。它从传统的“成教化,助人伦”的绘画功能中解放出来,只是“不学为人,自娱而已”(姚最语),完全成了画家本人赏玩和遣兴表意的方式。2、不拘常法的表现方式和随意性、偶然性特征。“墨戏”在形式和笔墨上,更加不拘常法,甚或偏离了传统的图式和笔墨方法,使其在创作过程中更加具有随意性和偶然性。3、尚逸求简、不拘形迹的造型特征。由于文人画家重神轻形的理论主张和受“逸笔草草”、“萧散简远”的美学思想的影响,加上特殊的心境,使文人画家们在造型上有别于其它画体,转向对尚逸求简、不拘形迹的追求。4、追求笔情墨趣、水墨恣肆的文人情趣效果。“墨戏”同文人画和水墨画相比更强调笔墨情趣和画面水晕墨章氛围的营造,同时也更注重文学意趣。如:在一片水墨氤氲天地里配以绝妙的诗、书和红印。
但是,“艺术风格