新浪博客

雕印术和中国古代版画的发展——雕版印刷术溯源

2011-06-14 15:43阅读：

http://blog.sina.cn/dpool/blog/u/1981889272

第一章 雕印术和中国古代版画的发展
第一节 雕版印刷术溯源
一、中国古代早期的刻、印文化

从人类的发展史来看，大自然的一些现象以及留痕，给人类的创造留下了启迪。原始社会陶器的发明是森林大火将地面湿泥烘烤而成为坚硬的陶片。由此而引发了人类用此方法烧制陶器，制作陶器手指印痕则又启发了人们用绳、席压出纹理作为饰纹。从今天的考古资料来看，我们不仅发现在内蒙的阴山、甘肃黑山等石壁上人类留下了刻划的痕迹，而且在红山的文化层里发现了距今已有七千年历史的玉龙（图1—1），龙身琢有精美的纹饰。在河姆渡文化中发现陶钵上的陶刻猪（图1—2）。 雕印术和中国古代版画的发展——雕版印刷术溯源
殷商时代留在龟甲、牛骨上的刻字、
甲骨刻文（图1—3）。 雕印术和中国古代版画的发展——雕版印刷术溯源
青铜时期钟鼎重器上的铭文和纹饰图案（图1—4）。 雕印术和中国古代版画的发展——雕版印刷术溯源
春秋时期的模印瓦当（图1—5）。 雕印术和中国古代版画的发展——雕版印刷术溯源
西汉的封泥印肖形印（图1—6）， 雕印术和中国古代版画的发展——雕版印刷术溯源
汉砖的砖面上布满了连续形式的纹样（图1—7）， 雕印术和中国古代版画的发展——雕版印刷术溯源
从历史资料证明人类在印刷术发明之前的几千年的时间里已有了刻、印的文化，这些历史的文物为我们追溯雕印术的渊源留下了考证依据，而且我们可以看到在很早的时候我们祖先已在印痕技术上取得了相当的经验。
我们今天可以在这些凸凹不平的图形上清晰的拓印出画面，亦可成为“版画”但其原物图痕并非为版而造，而且当时人们保留文化内容的一种形式。也是使其能够长久保存的手段。当然今天我们不能直呼其为版画，但是这些文化表达方式已经对后来的雕印术的发明构成了很好的条件。
当春秋、西汉时期人们在使用封泥作为信证，使用印模制作瓦当，画象砖的同时，也开始了在其它材料上使用耐用技术。1970在长沙马王堆西汉墓出土的印花敷彩纱（彩图1—8），
雕印术和中国古代版画的发展——雕版印刷术溯源
是目前有物可证最早的用凸印模在平面上印出图形的实物资料，此织物为先用印模奈出黑色底纹再在其上用白、红等色手绘花纹，西汉印花敷彩纱的发现证明，印痕技术的发展已经向着雕印技术走近。我们不可否认的是一种发明不可能是突然的它需要有关条件的完备，这时人类在等待一个重要的发明，那就是纸张。

二、雕印术的发明
雕版印刷术的发明，无疑对人类传播文化、信息带来极大便利，直接或间接的推动了社会各方面的发展，因此多少年来人们一直在探知雕版印刷术到底始于何时，寻根溯源弄清人类文明的历史，揭开这对人类做出巨大贡献的伟大发明的神秘面纱。
早在几百年前对于雕印术的起源，即有汉代之论、东晋之论、六朝之论或隋朝之说。明代学者陆深在其所著《河汾燕闲录》的《俨山外集》卷三中说：“隋文帝开皇十三年十二月（593年）赦废像遗经，悉令雕撰。”又有胡应麟说“则雕木肇自隋时，行于唐世，扩于五代，精于宋人。此余酌诸家，确然可信者也。”清代画家高士奇也曾相持此说。但从史料来看，皆因论证不足，没提出佐证。因此今天看来我们不能将其作为科学考断。现代一些深研之士认为明人陆深文中“雕撰”二字，释义应为函石造像，并在佛像上刻上造像者所撰愿文。因此魏之后由于印度学的大量流入中国，当时盛兴造像之风，百姓聚集银两供立佛像还心中之愿。此“雕撰”之意应释为撰文立像之事才通。前人胡应麟的“雕木肇自隋时”之说则与“雕撰”之意有根本的区别“肇自隋时”则有直指雕版始于隋代。这有可能是当时有物可考而提出的。
如今我们发现初唐时期的雕版印刷实物资料《陀罗经咒图》及《金刚经扉画》。但有唐人写经之说，唐代佛教盛兴，当时的教徒为扩大教义的宣传，鼓励人们多诵经，多抄经。故有后人所称唐人楷书之精绝，这也与唐人书写量有一定关系。从而说明尽管当时雕印术已发明，但未普遍应用。尽管今有《陀罗经咒图》、《金刚经扉画》等实物资料的发现，但同时期的其它实物发现极少。这也与纸张较难保存有关。如不是西部地区地质气候之故，恐怕现可考实物就没有了。由此也说明“雕木肇自隋时”之说是可能的，甚至大胆追想再早也未尝可知。这也当然需要时间用科学揭示这一伟大发明的迷团。
随着考古学的发展，当今已有文物证实“雕木肇自隋时”之说是成立的。有资料表明1983年11月30日在纽约克里斯蒂拍卖行出版的《中国书画目录》中所刊《敦煌隋木版加彩佛像》（彩图1—9）证实了中国隋代已有雕版印刷术，这幅木版加彩画为麻纸所印，画中内容是南无最胜佛和两名侍从。佛像在画中的中央，姿势如行步状，右侍从迎佛面做膜拜态，左侍从随佛持钵，三人物都有背光。画幅下部有兰地黑书，中间一行 为“南无最胜佛”其它为“大业三年四月大庄严寺沙门智果敬为敦煌守御令孤押衙敬画二百佛普劝众生供养受持。”大业三年应是公元607年。图中字迹部分有双钩填墨的痕迹，这说明此本应是先印出双线字迹，而后再用墨填实。图中人物的黑发及靴子都有填墨痕迹。以此先后两次用的迹象表明当时并不能印好较大面积的墨色。也证实了当时印刷技术的程度。《敦煌隋木版加彩佛像》虽漂于异国，但毕竟是我们考证雕印术的实物，由此也证实雕印术在年代的考证上至少从隋代即已出现，至于是否还可以从时间上前推还有代于今后的不断发现历史实物资料，才能够澄清这延续几百年的争说。

我的更多文章

下载客户端阅读体验更佳

APP专享