化州一中渊源漫考
2023-07-31 14:14阅读：
化州一中渊源漫考
（化州市第一中学
陈华胜）
摘要：化州一中的历史，属于化州城历史的一部分。两宋期间，以“四贤”（范祖禹、梁焘、龚夬和莫汲）、苏辙为代表的众多贬谪化州的名臣学士，为推动化州文化、教育做了“再开化”和“奠基”的贡献。于是在南宋绍兴三十一年（1161），化州历史上第一所官立学校、化州一中的前身化州学宫创建。化州学宫发展至明代嘉靖三十八年（1559），其学校的具体教学功能由新创办的官立书院担任。化州官立书院在清光绪三十一年（1905）改制为新式学堂，结束其历史使命。至民国3年（1914），在化州学宫、官立书院始址，以前清文场为校舍，化县县立中学创立，至此近现代化州一中诞生。
关键词： 化州学宫
化州官立书院
化州一中
以近现代中学范畴定义，化州一中始建于民国三年（1914）的化县县立中学，迄今校龄为109岁。按学校历史渊源定义，则化州一中始创于南宋绍兴三十一年（1161）的化州学宫（亦称儒学、孔庙、文庙），迄今校龄达862岁，是鉴江流域校史最悠久的官立学校。
化州一中的历史，融汇在化州的历史长河里。故要考究化州一中的渊源，应与化州古城、人物、故事等一起考查，才可能趋于全面而富有情味。
（1）化州古城
在鉴江流域中，化州是最早建置县、州、郡（府）政区的地区。早在南朝宋元嘉三年（426），宋将檀道济在陵罗江口筑石城（址在今化州市合江镇），置罗州县，为化州建县之肇。南朝梁大通年间（527-529），罗州县升为罗州，州治在今河东旧城岭。此后至南宋绍兴三十一年（1161）迁往河西前，化州治所都设在河东旧城岭。其间，北宋太平兴国五年（980），改辩州为化州，是化州命名之始。
南宋绍兴三十一年（1161），州守李丹将治所从河东旧城岭迁至河西，在宝山东新筑化州城。城西跨宝山，砖石结构，周长396丈（约1254.5米），开四门:东“开泰”，西“罗山”，南“迎薰”，北“临江”。按古代地方官署多“坐北朝南，左文右武，前衙后邸，狱房居南”的规制，州署设在城北石龙岗（址在今化州市公安局），直至1999年9月末化州市政府迁往河东现址。此839年间，化州历代州署、县市政府都设在这里。
把州治建在城北的石龙岗，应该是多重考量的结果。
化州城地处罗江、鉴江交汇的冲积平原。流自宝圩的陵江，在合江汇入流自文楼的罗江。罗江一路流到化州，汇入流自信宜、高州的鉴江。鉴江一路流向吴川，最后在吴川出海。罗、鉴两江交汇构成的三个岸区中，河东地势平缓开阔，山少岭矮，北岸罗江畔虽有山岭，但地形狭窄，都不宜治城据守。唯有河西，东傍鉴江，北临罗江，西骑宝岭（也名上宝岭）、狮子岭（也名石牛岭），南倚下宝岭（也名瓦窑岭、龙母岭、南关岭、南山），地形宜于建城防卫。在这里建城，东、北有江堑天险，西、南有山势阻隔，只要能据宝岭、狮子岭、下宝岭之山险而守，则州城防卫无虞，并扼制罗、鉴两江要冲。将化州城由开阔平坦、无险可据的河东旧城岭迁往河西，防卫上的考虑应该是重要原因之一。而把州署设在城北的石龙岗，除了符合官署“坐北朝南”的规制，还因为它是整个州城最难受到攻击、最安全的地方。
并且，依照中国传统“风水”文化，石龙岗是化州龙首之地，州治当然要设在这里了。
化州古称“石龙”，北宋太平兴国五年（980），以石龙能变化的缘故，改称辩州为化州。关于化州州治的石龙，有两种说法、两条石龙；两条石龙的体格，一小一大；小体格的石龙由北朝南，大体格的石龙由南朝北；两条石龙在州治石龙岗聚首。
明代成化六年（1470）杨洪著《重修化州治记》，云：“化州本石龙县地，汉唐以来始为郡，明为州。州治有石如龙，潜于下，首在州治前左，尾在治后江中，水涸乃见之。郡以石龙名者以此，又以石龙有变化之义，故称化州……而石龙有时而鸣……”明代州守赵仕锦作《石龙记》，道：“化州州治有石龙，首蟠庭左，或鸣，其声如鹅，而洪浩过之，或时吹沙满堂，光润明洁。尾在江水中，水涸时儿童褰裳游戏，入其岩穴，往往得古钱不穷，真天地间一奇也。景泰时，同知杨景者妇孕，而石龙鸣三日，生子一清，官至宰相，即文襄公是也……”1996年版《化州志》（以下简称为“《1996化州志》”）载：“石龙井位于州署左侧。据旧志载，井位原为石龙窍，下通于江，气激则鸣。明崇祯年间（1628—1643），州守赵仕锦以石龙为灵物，乃凿穴为井，并建亭立碑。入清以后井平穴废。至民国20年（1931），县长辛煋桥再次开凿，重建石龙亭于其上。是年冬，继任县长梁庆翔为石龙井竖碑，上刻‘醴泉不竭’四字。解放后，石龙亭被拆掉，石龙井也被封闭。”这是体格稍小的石龙，尾北头南，龙尾在现化州市公安局后的罗江中，龙头就埋在公安局左侧的地下，说不定哪日挖掘，还能见到到它的龙首呢！
体格更大的石龙，龙首也在现市公安局处，不过它是头北尾南的。龙头在石龙岗，龙身则由宝岭（上宝岭）延伸至狮子岭（也称石牛岭，古称石坑冈，即今生态公园），龙尾大概在狮子岭的“龙冈盘石”。在明代形成的化州古八景中，有两处是“龙冈盘石”和“凤井鸣泉”，它们靠得很近。“凤井鸣泉”在今化州市人民医院留医部左前的凤泉，《1996化州志》记：“凤井鸣泉位于城西2里的护龙庵（已废）旁，井阔3尺，深一丈，水从石缝出，叮咚有声，久旱不竭。相传栖息于龙冈盘石旁的凤，早晚到此井饮水，故名。今井尚存，但被众多居民新建住宅所包围，昔日花卉映入井中的‘一井碧泉一井雪’的景色不复存在。”这只凤的栖所旁的龙冈盘石，就在现人民医院留医部处。清光绪版（1890）《化州志》（以下简称为“《光绪化州志》”）有“化州八景”的图画，《龙冈盘石图》的正中是范祖禹墓和玉光亭（玉光亭应属范祖禹墓的一部分）——范祖禹墓是化州历史悠久的名胜古迹，其址就在现今的人民医院留医部。《1996化州志》这样记载“龙冈盘石”：“石坑冈（古又称石牛岭，今称狮子岭），在城西3里，上有石高6尺，周6丈，左边有纹似龙形，50年代中后期，盘石被劈开运去建石堤，此景遂毁。”《光绪化州志》记：“明载石坑冈在城西南三里，则龙脉自是，来从西南。”又记：“三里坡在州西三里，州龙在西来，从此入城。”关于这条石龙的各种史载间难以吻合，但该石龙首北尾南，绵延石龙岗、宝岭和狮子岭等三山，体格很庞大，则大概是无疑的。
或许两条石龙是相约来化的。它们一条由北渡江而来，一条由南穿岭而至，在石龙岗中“聚首”，并在古时或嬉而鸣？那么，现今化州市公安局的地下，该有两个龙头了？但龙能变化，亦能潜游腾飞，市公安局地下的龙已二三百年未鸣，说不定它们已结伴远游或飞走了。如果真是这样，何日君再来呢？再来时，能识美丽新化州否？
迁至河西的化州城，在历史上经历了三次大变化。
第一次在明正统十三年（1448）。由于流贼犯境，知州邓敏扩宽州城为周长870丈（约2705.7米），高1.6丈（约5米），沿城开壕堑。这是化州城最广大的时期，其城墙南包下宝岭、西跨狮子岭（今生态公园处）。《光绪化州志》记：“旧志论曰：‘前志谓旧城跨南关、龙母（两山相连，都属下宝岭。笔者注）之上，据高以临下，险势在内，故难攻而易守。后以城垣太广，兵守难周遍，因敛而小其制，尽弃南关、龙母于外，外反得乘高而俯瞰城中，由是守御无术。明世狼寇一至，城辄不守，此明征也。其说诚得于形势……’”可见其时州城范围极广大，上、下宝岭都在城内。这么大的防守范围，当然很难具备足够的兵力戍卫，所以后来只好缩减州城规模，放弃下宝岭（南关岭和龙母岭）与狮子岭了。
第二次在明成化四年（1468）。因城广难守，遂缩小州城，为周长563丈（约1751米），高1.9丈（约5.9米）；又因北临大江，西邻山麓，出入不便，所以只开东、南二门。东门称“宾阳”，南门称“迎薰”。此后，化州城一直保持这个规模。咸丰八年（1858），知州李际昇改“迎薰门”为“文明门”。州城规模缩小后，由于放弃了下宝岭（南关岭和龙母岭），带来防守的隐患，容易被敌人占据下宝岭由高往下攻城，于是掌政者做了两个应对措施。一是把旧南门设为南关，以阻缓敌人进攻，这也是下宝岭也称作“南关岭”的由来。《光绪化州志》载：“南关岭一名龙母岭，又名瓦窑岭，在城外西南隅，平冈绵亘，旧城基跨其上。自移城，以旧南门址设南关，西门址设西关。此岭遂为州之案山。”瓦窑岭的命名，大概是因岭上有烧制土瓦的窑灶；南门旧址和南关，大约就在现今瓦窑岭和狮子岭之间的山坳处了。至于西门旧址及西关在何处，待考。由此也可知，构成下宝岭所属的南关岭、龙母岭，其地势由低到高，即南关岭低平，龙母岭高陡；所以现在的化州市防疫站所处的下宝岭段，应该就是龙母岭。二是在下宝岭（龙母岭和南关岭）修筑炮台。《光绪化州志》载：“按龙母岭为守城要害，咸丰末年陈金缸之乱，知州张钦泰筑炮台于其上，并于牵（《光绪化州志》此处字迹模糊难认，约摸是“牵”字）连之瓦窑岭巅添筑炮台，为犄角之势，城赖以保全。”这里的瓦窑岭，应该就是南关岭。
第三次在民国二十年（1931）五月。《1996化州志》载：“县政府为修建马路，下令拆除化州城墙（保留中山公园至宝岭段）。”又载：“中山公园原位于旧县城东北隅，民国23年（1934）年建，有同乐亭、通惠亭、五烈士纪念亭、九一八国耻纪念碑、裁撤罗江税厂纪念碑及雨量测验站等。全园面积82亩。新中国成立后，从（上世纪）50年代后期至60年代前期，园中碑、亭多被拆除，东侧2口池塘也被填平，大片面积用去建公共楼房及灯光球场，公园日渐缩小并荒芜。1985年县人民政府重修中山公园，设围墙，重建同乐亭、通惠亭，重修五烈士亭，新建青少年宫及三门四柱的中山公园牌坊。院内曲径通幽，花木繁茂，风景宜人。重修后的中山公园面积为4700平方米。”星移斗转，人物变换，如今的灯光球场已建为商品楼
“明智广场”小区，而中山公园安在？曾经古远、绵长、雄伟的化州古城墙，仅存市公安局清风楼后的一小段，聊慰有心者凭吊之怀。
化州古城墙虽已拆毁，但依照地方志及健在鲐背、期颐老人的指引，可考知明成化四年（1468）以后的化州古城墙的大略范围：
东城墙，即今民主路步行街——东门就在今步行街新华书店前的十字路口。
南城墙，由陵园路往西至中医院（河西）与宝山公园正门交接处，然后顺着山势而上，至化州市电视台，再西下接宝山路——南门就在今宝山公园正门前的交叉路口处。
西城墙，沿宝山路经三官塘市场至罗江江堤南侧。
北城墙，即沿罗江江堤南侧，西接三官塘市场，东连民主路步行街。
需要说明的是，根据《光绪化州志》所载的化州城图，化州古城不是通常的长方形，而是少见的偏于圆形的。如果这些图是基于事实的，则这样建造城池形状的原因，应该同化州城西与南枕山、东与北临江的独特地势相关——张驭寰先生著的《中国城池史》里，就记载了一些因地制宜建造的各种形状的古城。城墙之外，还有土墙、木栅栏和护城河。《光绪化州志》记：“咸丰十一年（1864）知州李际昇增修外墙土城、木栅。”又记：“城壕自东北角起，至西北角止，共长四百九十九丈（约1551.9米），阔一丈八尺（约5.6米），深六尺（约1.9米），北隅近河无堑。”城北濒临罗江，故而以罗江为护城河，这很好理解。但护城河自东北角至西北角止，就令人费解了，这条护城河如何能穿越宝岭而绕城呢？可能是东南有一段护城河，西北又有一段护城河吧。
在中国近现代，拆除古城墙作马路，是常见的现象。王小波在《北京的风情》中感慨道：“没有了宏伟的城墙、寂寞的城楼，北京城是一座没有了历史的城市。”拆除了古城墙，化州城的历史将往何处寻觅呢？而当我们行走在民主路步行街、陵园路、宝山路时，是否会想到，自己正走在化州古城的墙基上呢？
（2）四贤、苏辙
化州历史上第一所官立学校，是建立于南宋绍兴三十一年（1161）的“学宫”（即儒学、孔庙、文庙）。但在这之前，化州的文化教育已蒙受“四贤”及苏辙的濡泽。
明清时化州有四贤祠。据《光绪化州志》载：“四贤祠余地旧址在南门外，道光元年（1821）将四贤祠、忠孝祠迁建罗江书院旧址，以四贤祠旧址余地建石龙书院。”可知石龙书院本为四贤祠余地旧址。但所谓“四贤祠余地旧址”、“
四贤祠旧址余地”，应该不是指四贤祠旧址，而是指四贤祠的庙田旧址。“余地”其实是“庙田”的意思。古代，学宫、书院有学田，祠庙有庙田。它们是学宫、书院和祠庙的田产，一般用于放赁收租，以作学宫、书院和祠庙的经费。在《光绪化州志》中，四贤祠余地旧址属于“官地”，可见它也是官府的田产。既然是官府的田产，用来建官立的石龙书院就很自然、方便了。
“四贤祠”始建于明隆庆间（1567—1572），始址在“州治鼓楼前”。清乾隆十二年（1747），知州杨芬重修该祠。到了道光元年（1821），四贤祠同忠孝祠一起迁建罗江书院旧址（现化州市人民武装部处）。州人立四贤祠，是为了纪念两宋时被贬化州的四位名臣学士：北宋的龙图阁学士范祖禹、尚书右丞梁焘和殿中侍御史龚夬，南宋的国子监正莫汲。此四人因直言进谏冒犯章惇、蔡京、秦桧等权臣及最高统治者，先后贬谪化州，其中范祖禹和梁焘卒于化州。
四贤中，名气最大的是范祖禹。范祖禹不仅是大臣，还是史学大家，才学、品操一流，深受时人推崇，司马光、王安石、富弼等都非常赏识他。司马光称赞范祖禹“智识明敏，而性行温良，如不能言；好学能文，而谦晦不伐，如无所有；操守坚正，而圭角不露，如不胜衣，君子人也”，并让他协助自己修著《资治通鉴》，专门负责
“唐史”部分的编撰。范祖禹跟随司马光，在东都洛阳潜心撰写《资治通鉴》十五年，不事进取，举世敬重。范祖禹独自著有《唐鉴》等著作，被誉为“唐鉴公”。元符元年（1098），范祖禹迁谪化州。他在化州时，按规定官府不能提供居所，他只好居住在南山寺中。但此“南山寺”非现今的丽岗镇“南山寺”。据《光绪化州志》载：“南山寺在城南一里，宋学士范祖禹被谪寓此。”又载：“南关岭一名龙母岭，又名瓦窑岭……龙母岭在城东南隅，一名南山，旧州之南城跨其上，有龙母庙遗址，故名。”《1996化州志》则记：“下宝岭又名龙母岭、南山，位于化城东南隅，东襟鉴江，北临东风路，西接下宝路，南为下郭村。”可推知现在的下宝岭（今化州市防疫站所处之山），在北宋元符年间有南山寺；范祖禹由广西宾州来到化州时，州署还在河东旧城岭，他没在城里租房居住，而是寓居在此山寺中。
范祖禹寓化州未几而卒，葬在城西石牛岭（即狮子岭，在今生态公园）南麓（在今化州市人民医院留医部）。葬后一年，范家将其骨骸归葬四川，但化州人仍修衣冠墓来纪念他。范祖禹墓迭经修葺，最后一次重修为民国23年（1934），树有“宋翰林学士之墓”墓碑，墓前建有玉光亭一座。范祖禹墓自古便是化州一处名胜古迹。可惜在1958年，为修体育运动场，范祖禹墓、玉光亭被毁，而运动场未修成，荒置20多年，在1982年建为人民医院留医部。如今，化州民众想要瞻仰范祖禹遗迹，大约只能在《资治通鉴》的“唐史”里寻觅了。有言道：“故乡即是埋葬亲人的地方。”身为化州人，读《资治通鉴》的“唐史”时，若想到作者曾谪在化州、逝在化州、葬在化州，是否心中会生起温暖的亲切来呢？是否也将范祖禹视为化州亲人呢？是否懊悔范祖禹墓的废毁呢？
梁焘为官正直，忠笃宋廷，心系苍生，是闻名的忠臣贤相。绍圣四年（1097），梁焘被贬雷州别驾，化州安置。同年十一月，梁焘卒于化州。
龚夬（1056—1111）是宋哲宗元祐三年戊辰（1088）科的探花。徽宗(1100—1126在位)立，闻其声名，召拜殿中侍御史。龚夬“始上殿，即抗疏请辨忠邪”，弹劾权臣章惇、蔡卞和蔡京，忠勇非凡，“于是三人者皆去”。龚夬贬谪化州的确切年份，史书不载。但由徽宗立于1110年，龚夬卒于1111年，可推算其贬谪化州的年份，该在1100年至1111年之间。龚夬是一步一步被贬到化州的，《宋史》载其“诏削籍，编管房州（今湖北房县），继徙象（今广西来宾市象州县），又徙化（化州）”。幸运的是，其抵化州后，“逢赦令得归”。
龚夬是骨鲠之臣，刚毅超卓，《宋史》记其赴化州时，“徒步适贬所，持扇乞钱以自给”。这与绍圣四年（1097）苏辙贬化州别驾、雷州安置赴谪所时，多走水路、自藤州（今广西梧州藤县）至雷州有兄长苏轼作伴的“贬途”，要艰辛太多。
莫汲《宋史》无传，名气不比范、梁、龚，但他对化州文教的贡献，比三者要直接。史载：“莫汲，绍兴十八年（1148）进士，为国子监正……秦桧恶其不附己，谪化州。郡士之秀者多从之学。”明白记述其在化州教书育人。莫汲贬化州的具体年份失考，不过他是被秦桧贬谪的，而秦桧死于1155年，可推知其贬化州年份当在1148至1155年间。
范、梁、龚、莫贬谪化州，州人以四贤视之。清代化州知州杨芬《重建四贤祠记》志：“明隆庆间（1567—1572），乡人感其忠诚，立祠于州治鼓楼前专祠四贤。”四贤祠后废。
梁焘被贬为雷州别驾，化州安置；而苏辙刚好掉了个过儿，被贬为化州别驾，雷州安置。那么，苏辙有没有到过化州呢？如果苏辙到过化州，则苏轼也很有可能到过化州。
化州人民当然希望苏辙、苏轼到过化州。在旧化州州署（址在今化州市公安局）西侧（大概在现今“宏泽花园”处），有清乾隆十二年（1747）州人为纪念苏辙而建的“苏泽堂”（该堂久圮）。堂前有老橘红树一棵，相传为仙人罗辨所种，为化州橘红的原始树种。清代文坛宗师、两广总督阮文达于嘉庆二十五年（1820）路过化州，慕化州橘红的盛名，派仆人到赖家园购买橘红，并写下散文《化州橘红记》，文中就提及“苏泽堂”。其文如下：
按志，橘红出化州者佳。化州四乡多橘，以城内者为佳。城内多橘，以及闻州衙谯鼓者为佳。及闻谯鼓之橘多矣，以衙内苏泽堂前者为至佳。苏泽堂前只两树矣，尤推赖氏园中老树一株为至佳。老树久枯，其根下生新树，今数十年，高丈许，故复称老树。赖氏守此，世为业，买者就树摘之，以示其真。花实少之年，一枚享千钱。虽官不能攫之。夫苏泽堂橘，官物也。征之者多，州牧不遐给，长官若买之，则官不受价，否则攫而已。余于庚辰十一月过州，知赖园之橘可买也，命仆人入园访老树，赖叟曰老树买已尽，惟零丁数枚矣，即以数千钱摘之。赖叟其古橘中人欤？或云化城地中多礞石，苏泽堂当石之上，而赖园老树根下，礞石之力或更巨，物性所秉，或亦然欤？
当代台湾有位李常生先生，原是颇为成功的房地产商人，因为太喜爱“二苏”，从53岁起，“弃商从研”，丢下生意不做，跑到大陆，专门研究二苏。为此，他先在台北中国文化大学读市政暨环境规划硕士，接着在南京东南大学建筑学院读城市规划博士，然后在64岁读南京师范大学历史学博士，最后在69岁读武汉大学文学博士，还历时12年自费300万到实地考查二苏行踪，终于著成《苏轼行踪考》和《苏辙行踪考》两部巨作。
李先生在《苏辙行踪考》中，提出苏辙赴雷州贬所的三条可能的路线：“兄弟（苏轼、苏辙）于五月十一日后某日自藤州出发，过容州（今广西容县）。六月五日至雷州，前后二十余日，自容州至雷州，意想有三条路：孔繁礼谓走高州至雷州；有学者谓至北流后，再顺龙化水南下至雷州；或谓自北流转鉴江（应该是罗江。笔者注）南下，至化州报到（因苏辙官名为责授化州别驾、雷州安置，故必须至化州报到），再至雷州。”如此，李先生所提供的三条路线中，一、三两条路线都经过化州。
但众多学者的主流观点，是认为苏辙未曾到过化州。比如何火权先生在《巾帼礼赞，空谷回音——苏轼<</span>和陶拟古九首之五>写作背景探究及赏析》中，论证苏轼未曾到过高州。苏辙是和苏轼一起赴雷州的，如果苏轼没到过高州，则苏辙也不会从高州经过化州去雷州。苏辙到雷州去安置，是先与兄长苏轼在滕州会合，然后一起抵达雷州的。他也无需到化州报到，自有雷州的地方政府向朝廷报告、向化州知会苏辙抵雷州的消息。我们查阅苏辙、苏轼的诗文，没有任何提及到过化州的内容。而在北宋贬官制度里，被异地安置的贬官是否要到所挂闲散官衔之地报到，也暂无考究。
当然，从北宋时化州辖区的角度说苏辙曾路过化州，也是可以的。因为，北宋时化州“领石龙、吴川两县”，而吴川县其时辖管“石城”（即现今的廉江市）；苏轼、苏辙赴雷州、返中原时，都路经廉江——如此说来，苏氏兄弟在北宋时确实途径化州辖区，但没有到过化州城。
两宋期间，岭南是朝廷流放贬谪官员的“热门目的地”。据史载，两宋期间被贬化州的官员共11人，在广南西路（大致包括今粤西、广西、海南和云南东部）25州中，与海南儋州并列第八多。这些贬谪化州的官员，虽然在化州时迫于身为贬官而多不能视事，但州中学子得以亲聆教诲，州中诸民可以慕风模仿，则他们对促进化州教育发展、提升化州文化氛围，客观上起着很大的濡育作用。我们可以想象，当化州学子闻知苏辙就住在不远的雷州，能不有负笈翻山渡水去向他求教者？
元代记化州学宫的《城南旧学记》里说：“圣贤之心具在学校。宋时左丞梁公焘况之，太史范公祖禹淳夫，皆谪是邦。君子则不幸矣，而于化则有甚幸焉。去今三四百年，化之士民仿其流风余韵，而感发瞻慕之，其良心善性安可泯也？为教者，亦盍因民之性而利导之？则淳夫《唐鉴》所言，以明义利之辨。而溯于程氏之学，化之人士何遽愧于邹鲁哉！”充分肯定了四贤、苏辙等贬谪官员对化州教育、文化乃至风气民心的深远影响。可以说，这些贬谪官员在潜移默化中，对尚处蒙昧落后的化州教育、文化进行了“再开化”，从而为后来南宋、元、明、清时化州学宫、官立书院的创办，作了文化和思想上的“奠基”。
（3）化州学宫（孔庙）、杨一清
古代地方官学的设立，始于汉武帝时“乃令天下郡国皆立学校官”，这是由政府主持设立地方官学的最早记载。史料中明确记载将地方官学制度化的，最早在汉平帝元始三年（3）的王莽执政时期。唐时广立地方官学。唐宪宗元和十四年（819年），韩愈因上谏反对迎佛骨，由刑部侍郎贬为潮州刺史，其时潮州便已有州学和乡学。韩愈在潮州的最大贡献，是兴学育才。他启用地方才俊主持州学，并大兴乡学，从而使得潮州文教大盛，被誉为“海滨邹鲁”,唐时即有3人登进士第，宋代则达113人。（关于宋代潮州考中进士人数，不同史料统计数据不尽相同，此处采用韩山师范学院文学与新闻传播学院教授、潮州市潮州文化研究中心特约研究员吴榕青之说）
唐代和北宋，化州没有邑人登举人、进士的记载。究其因，应该是其时化州尚属荒蛮未化之地，官办学校未创，教育荒芜，无法培养出优秀的科举人才，也就无人能考中举人、进士了。北宋出现了三次官办州学热潮，第一次在仁宗时期，第二次在神宗时期，第三次在徽宗时期，至此州学普及，但都与穷野之域的化州缘悭一面。南宋时，高宗大力兴办州学。这次，化州没有错过机会，抓住了高宗时代的尾巴，在高宗禅位的前一年即绍兴三十一年（1161），创建化州学宫（又称儒学、文庙、孔庙）。
绍兴三十一年（1161），化州城由河东旧城岭搬迁至河西的同年稍晚，州守沈云举始建学宫，址在州城宝山东麓（即今化州市人民武装部处）。这是化州历史上有文字记载的第一所官立学校（州学），其办学宗旨是为科举考试培养人才。南宋景定三年（1262），州人余成行、林斗南中进士，这是化州人首次登进士者。此时，距化州学宫建立已达102年之久——真可谓“百年树人”了！
化州学宫自创建至清代，都是化州的文教中心和最高学府。而古代的地方学宫，往往是学、庙、署一体的，包括儒学、文庙、教官衙署（相当于现代的教育局）三者。它既是府、州、县学员攻读的学校，也是拜祭孔子的祠庙，还是教官的衙署。
明清时地方学宫的学生称作“生员”，很不容易考取。一方面，明清时读书人要取得参加正式科举考试的资格，就先要通过县、府、院三级的童试。童试被录取，称为“入学”（即具有入读县、州、府学的资格）；入读学宫后称为生员，也就是俗称“秀才”——这才是“功名”的起点。这三级童生考试，就难倒了一大批人。有的读书人，甚至一辈子都没能通过童试，白发苍苍仍然被称为“童生”。另一方面，地方学宫每年的招生按地方建制等级定额，大体上是府学40人、州学30人、县学20人，名额极少。《光绪化州志》载：“高州府学文武各二十三名，廪增四十名。化州学文武各十二名，以咸丰同治间寇乱保守危城，自同治十一年始加文武永额各十一名……”可见学宫生员名额之少，也可知生员分文、武生。（但实际多为文生，武生较少）
生员又分为廪生、增生和附生三等。廪生是享受政府膳食（粮）、膏火（钱）供给待遇的生员，增生是增加名额录取的生员，附生是附加录取的生员，凡新录取的生员都是附生。进入学宫后，生员最重要的学务是应付岁考和科考。因为岁考成绩等级决定生员等级的升降甚至是否退学，科考成绩等级决定谁可以参加乡试（科考成绩一、二等才能参加乡试）——可见生员的学业竞争也是很激烈的。府、州、县学宫是平级关系，互不隶属，但在生员名额和推荐贡生（入读国子监）名额上有所不同。
生员难以考取，但其在地方上的地位相当高。明清两代，生员享有免除夫妻徭役、免交公粮（田税）、状子直递、见官不拜、犯法不经学政虢除功名不得用刑等特权待遇，“齿于衣冠，得于礼见官长，而无笞、捶之辱”，“小民不可以与生员平起平坐，只能‘惟秀才之容止是观，惟秀才之言语是听’”，是很荣耀的。网上流传《陈鉴智辱刁秀才》的故事，说明末清初的化州名人、杨梅乐岭村人陈鉴，年少时用计使品行恶劣的刁秀才被县官用刑鞭打。这个故事显然不符合历史常识。
历史上，化州学宫多次搬迁。宋嘉定三年（1209），学宫迁至城西郊上郭村；宋咸淳八年（1272）复迁城内原址；元沿宋制；明弘治年间（1488-1505）改迁城南郊下郭村；明万历二十四年（1596）又迁城内原址；清乾隆十三年（1748）再迁城南现址至今。现在的化州学宫，历经清嘉庆六年（1801）、20世纪20年代和21世纪初年三次重修。
如今，化州学宫已是广东省文物保护单位。在全国众多地方学宫的建制中，少有如化州学宫般设置“青云路”——这是化州人民为纪念州人杨一清而设立。
据史载，杨一清原籍云南安宁,明景泰五年（1454）十二月初六日，出生在化州州署（址在现市公安局；考明清官衙建制，常常是前衙后邸的）。其父杨景，在景泰二年（1451）至天顺四年（1460）间，任化州同知（相当于化州市副市长）长达十年。杨景在化州的事迹，可考者有明代文坛领袖、内阁首辅李东阳著的《化州同知杨公传》。现录其文如下：
公姓杨，讳景，字时亨，云南安宁人也。事母以孝闻，性狷介，不妄取。少补州学生，举永乐癸卯乡贡，卒业国子。
拜霸州判官，专领马政。政久驰，逋课累数岁，官急征，马数益耗。公叹曰：“养马者，民也。民困，马何由息？”乃与民约，悉纵使就业，期年而马足。会父丧，民数百辈诣阙，请夺情留公，不得，皆涕泣去。
服阕，改灃州，力益举剧。有卒失牛，诬民吴姓为盗，州已成狱，公疑之，阴使人置牛郭外纵之。归牛经卒门，奔民家，入其苙中，卒乃服罪。会九载秩满，民请留，部使者六七至，例不得复留。
擢化州同知。峒夷乱贼千馀将攻城，会久雨，城寝坏，民谋走徙，号声震天地，守将夜缒城以遁。公今曰：“吾在此，毋恐。”时城中民兵不满三百，公激以义，且示祸福，皆愿尽力。乃撤故仓木以蔽城缺，又缚藁人被衣铠，置城上以疑贼。贼夜至，攻甚急，有三人缘堞上，擒斩以徇，贼知有备，乃引去。欧都督信在高州，闻警，以兵至，则贼已遁。欧大惊叹，书“守忠”二字遗公，而置守将于法。公益治城练兵，寇屡至，无所获，遂不敢复犯，民皆曰：“活我者杨公也。”
方贼乱时，有按察官至城下，守城将启关内之，公执不可，按察怒曰：“汝寇我邪？”公谢曰：“今日之事，城为重。”明日，果闻有异服者自稠人中遁去者，按察方欲报公，愧乃止。
公每获贼，既鞫实，必诛而后报，或曰：“法不当尔。”公曰：“脱有不虞，奈何？”既而邻郡缚贼者，皆堕贼计，人益服之。
化俗尚鬼，有广西罗姓者客死，民伪传为神，祠事之，公毁室，斧其像，妖遂息。
天顺庚辰，以老乞致仕，道巴陵，贫不能归，因占籍焉。子一清，举奇童，入翰林，登进士第。而公卒，家益贫，不能归巴陵，一清乃葬公镇江。比拜中书舍人，获敕进公阶儒林郎，封公配张氏太安人，时公已卒若干年矣。
太史氏曰：“世谓处常易，处变难。”其非然哉？夫自取舍至于利害，以极于生死，皆有际分。有所向必有所辟矣，苟纵意恣欲，箪豆尤所择，而望其赴难徇义，蹈死而不顾，恶有是理哉？予与中书君游，闻化州事，壮公所为，及询其恒居细行，固若是濯濯也。呜呼！居小官，处僻地，能向义辟利，确然不为变，不可谓不难矣，故著之。若化州事，灼灼在人耳目者，固皆难之，岂俟论哉。
文中所写杨景守卫化州城之事，考查《明史·欧信传》及《光绪化州志》，可推知很可能发生在天顺三年（1459），即杨景致仕（退休）携杨一清离开化州的前一年，其时杨一清六岁。在文中，李东阳称颂杨景“居小官，处僻地，能向义辟利，确然不为变，不可谓不难矣”，这是很高的评价。
李东阳长杨一清七岁，是杨一清人生中最亲密的朋友和同事。他们间有着漫长的交集和深厚的情谊，在京师时连李东阳所骑之马走到杨一清家门口都会自己停住。（明初朱元璋出“禁轿令”，明中期成化后又出“禁轿令”，大致是除达六十岁的三品以上文官可乘轿，其他官员按官品高低，或乘马或乘驴。但在明中后期，“禁轿令”形同废文）而他们的求学经历和仕途成就，也颇相类。李东阳也是一位“奇童”，八岁即以神童入读顺天府学，十八岁即高中二甲进士第一（也称“传胪”）；入仕后，“立朝五十年，柄国十八载，清节不渝。官至特进光禄大夫、左柱国、少师兼太子太师、吏部尚书、华盖殿大学士。死后赠太师，谥文正”。在世而长年为宰辅，逝后而得文臣最高等的“文正”谥号，李东阳是中国古代少有的人生大赢家。
杨一清小时即被誉为神童，十三岁便以“明经童子”的身份，被推荐到翰林院中读书。明宪宗闻杨一清神童之名，就在金殿上面试他。杨一清的表现令宪宗大为惊喜，说：“我朝有幸，社稷得一股肱，天降奇才以助寡人矣！”亲命内阁择师教之。成化八年（1472），年仅十八岁的杨一清登进士第，从此仕途鹏展。他“出将入相，位列三公，历任户、吏、兵三部尚书，陕西三边军务总制，武英、谨身、华盖三殿大学士，是成化、弘治、正德、嘉靖四朝中枢重臣，居官至内阁首辅、正一品俸”，是化州历史上官阶最高、任职最长、成就最大、影响最著者。杨一清逝后，朝廷追赠其“太保”，谥“文襄”。
杨一清时，化州学宫还在始址（即现市人民武装部处），离州署（即现市公安局处）不过一二百米，小杨一清当经常到学宫游玩。加之小杨一清既是神童，十三岁入读翰林院，皇帝亲令内阁择师教之，则其在化州时作为“旁听生”在学宫学习，或者直接“破格”入读学宫，也甚合情理。后来，州人为了纪念他，将学宫内小杨一清平日上学所走的路，命名为“青云路”。这就是化州学宫“青云路”的由来。
化州自明代洪武九年（1376）起属高州府，而高州原来也有学宫，学宫里也有“青云路——应该也是为纪念杨一清而设的。可惜，高州学宫已在1958年拆毁。“青云路”在全国学宫建制里属非通行建筑——故而在全国现存学宫中，化州孔庙是少有的设置“青云路”的学宫。
（4）官立书院、化州文场
唐时地方学宫广立，北宋则官立书院兴盛。不过，与化州学宫姗姗来迟一样，化州官立学院也出现得比较晚。直到明嘉靖三十八年（1559），化州第一所官立书院“宝贤书院”，在学宫始址（即今市人武部处）建立。其时，距书院大盛的北宋，已达600年。
中国官立书院的历史，可以追溯到唐代。开元六年（718），唐玄宗改东都洛阳的“乾元殿”为“丽正殿”，也称丽正修书院、丽正书院，这是中国历史最早出现的官立书院。但这时的官立书院，是中央政府修书、藏书、校书和偶尔为皇帝讲经的场所，与后世作为教育机构、学校的“书院”不同。
具有学校性质的书院，在唐末和五代时基本形成。到了北宋，作为教育机构的书院大盛，睢阳（应天府）、岳麓、白鹿洞、嵩阳、石鼓、茅山等书院应运而生，获得御赐，成为官立书院。北宋熙宁四年（1071）朝廷直接向州学派出教授，以削弱书院和县学。熙宁七年（1074）将有教授的州中书院并入州学。
南宋初期，张栻、朱熹、吕祖谦、陆九渊等学者开始修复书院，并成为学派活动基地及讲学的场所。理宗（1224—1264在位）将理学定为正统学说，书院教育成为朱熹等理学大师的遗产被官府继承。景定元年（1260）起，正式通过科举考试或从太学毕业的官员才能成为每个州的书院山长，朝廷借此控制书院。
元代至元二十八年（1291），元世祖首次下令广设书院，民间有自愿出钱出粮赞助建学的，也立为书院。后多次颁布法令保护书院和庙学，并将书院等视为官学，书院山长也定为学官，是书院官学化的开始。元代将书院和理学推广到北方地区，缩短了南北文化的差距，并创建书院296所，加上修复唐宋旧院，总数达到408所。但书院受官方控制甚严，已无争鸣辩论的讲学特色。
明初时，宋元留存的书院，多被改建为地方学校和社学。成化（1465—1487）、弘治（1488—1505）以后书院逐渐兴复。嘉靖十六年（1537），世宗（1521—1566在位）以书院倡邪学下令毁天下私创书院。嘉靖十七年（1538），以书院耗费财物、影响官学教育，再次禁毁书院。到嘉靖末年，内阁首辅徐阶提倡书院讲学，书院得以恢复。万历七年（1579）张居正掌权，在统一思想的名义下下令禁毁全国书院。张居正去世后，书院又开始盛行。天启五年（1625），魏忠贤下令拆毁天下书院，造成了“东林书院事件”。崇祯帝（1628—1644在位）即位后书院陆续恢复。明代书院总数达到2000所左右，其中新创建的有1699所。明书院分为两类：一种重授课、考试的考课式书院，同于官学；另一种是教学与研究相结合，各学派在此互相讲会、问难、论辩的讲会式书院。后者多为统治者所禁毁。
清初统治者抑制书院发展，使之官学化。顺治九年（1652），明令禁止私创书院。雍正十一年（1733），改采鼓励态度，明令各省建书院，后各府、州、县相继创建书院，书院渐兴，但不分官立私立，都受政府监督。乾隆年间（1736—1796），官立书院剧增，绝大多数成为以考课为中心的科举预备学校。至光绪二十七年（1901），令书院改为学堂，书院的历史就此结束。
化州官立书院出现较迟的原因，与地方学宫唐时即普遍，但化州学宫要到南宋才诞生是一样的：化州自古开化较晚，经济、文化、教育发展落后。所以在宋、元书院大盛之时，化州并无官私立书院——因为没有这种需求，没需求则说明当时化州教育落后，读书风气淡薄，读书求学者少。
明代是科举制度的鼎盛时期,化州官立书院应时而生。其一，明代建立了完备的科举体系，并沿用至清代。其二，明代规定“中外文臣皆由科举而进，非科举者勿得与官”，科举是进仕的唯一正途。其三，明代人口大增，科举取士人数也较唐、元时大增，故而学子数量也随之大增，学宫不足容纳。其四，学宫教学渐趋僵化，弊端丛生，以致“传统的府州县学往往都只是士人考试行礼的地方”，需要新式学校担负学宫的具体教学功能。在此种种因素的加持下，嘉靖三十八年（1559），化州第一所官立书院“宝贤书院”诞生，以“佐学校（学宫）之不及”。
不过，化州明清时的官立书院，来来去去就只有一所。宝贤书院在明崇祯（1628—1644）初年废弃，然后到了崇祯十年（1637），又在宝贤书院原址建石龙书院。由于清代化州有也石龙书院，故这所明代的石龙书院被后人称为“旧石龙书院”。旧石龙书院在清康熙（1662—1722）时废弃，到了乾隆八年（1743），再在其原址建罗江书院。罗江书院在嘉庆（1796—1820）时废弃，后于嘉庆二十四年（1819），在现今学宫（孔庙）右边建石龙书院（址在化一中旧校区、今实验中学）。
为什么会这样呢？
这和化州官立书院的性质有关。地方官立书院虽然有“官立”的招牌，但官立书院又分两种：一种是获得御赐、受中央承认的书院，这种书院有中央资金和政策的支持，能长久、良好地运作；一种是出于地方长官意志筹办的书院，它由地方财政支持，并且随地方长官的更迭、办学意愿的消长，而或兴或废。化州官立书院属于后者。办官立书院需投入大量财物，并不是所有县、州、府都能负担。所以有时纵然地方长官愿意举办官立书院，也可能因财力不逮而作罢。更何况，并不是每任地方长官都愿意办官立书院的。化州本是经济落后之地，地方财政并不宽裕，要建办官立书院，财政上会比较困难；而历任化州长官的办学意愿，也不大相同。正因为这样，化州的官立书院，始终仅有一所，且时存时废。当然，明清期间有时朝廷命令停废书院，也是原因之一。
化州官立书院的这种窘境，是其时中国许多县、州、府官立书院所共有的。由于得不到朝廷资金的支持，它们大多设施不全，且规模较小。正因如此，官立书院的实力和地位，始终不及由中央承认和财政支持的学宫。历朝的学宫和官立书院，一直保持着地位、经费上的“学宫强，书院弱”的局面。因为官立书院的弱势，难以独立生存，所以它们多附属于县、州、府学，与之共享资源。于是，官立书院与学宫之间，呈现出密切的关联：书院或“寄身”在学宫内，或毗邻（附属）于学宫旁。比如石龙书院，就紧邻学宫右旁而建；而在化州学宫的官方介绍里，有“孔庙原为化州古州郡的文教中心，它包括崇圣祠、明伦堂、乡贤祠、名宦祠和石龙书院等建筑群体”的话
，就可知道石龙书院是“寄身”在化州学宫里的，是“附属”于学宫的一部分。
在明清，化州官立书院虽然附属于学宫，却承担了原属于学宫的具体教学功能。因为，在明清两朝中后期，尤其是到了清嘉庆（1796—1820在位）时，地方官学衰微，学宫基本上仅承担“庙”的功能，“学”的功能则交由官立书院来负责。“儒学浸衰，教官不举其职，所赖以造士者，独在书院”，“士子不居于学宫，则讲艺论道，胥为书院”，
如此，官立书院成为地方育才的中心。
官立书院的正取生，是经过严格的考试，择优遴选的。甚至，一些正取生本是学宫的生员，但他们同时也属官立书院的学生，在书院里攻读学业。所以，能正式考上化州官立书院的学生，必然“皆化州英俊之尤”。
官立书院学生，按学业表现等级分为正课生、附（副）课生、外课生等类别，享受不同的待遇。正课生待遇最优，附课生次之，外课生最末。正课生、附课生不仅能免费食宿，还能每月领取“膏火银”。膏火银古时称“养士费”，类似于现在的助学金，其经费主要来源于书院的学田。正课生领取的膏火银，一般是附课生的两倍。外课生不享受膏火，但可与正课、副课一道居住书院攻读。当然，与学宫生员等级制度类似，学院的学生等级也是依学业表现而升降调整的。
明清时，化州除了官立书院，还有私立书院。化州第一所私立书院，是明代末年创办于杨梅芬坡的芬坡书院。其后，有清道光二十年（1840）创办于中垌圩竹村的文光书院（即现中垌中学前身），光绪三年（1877）创办于丽岗镇指教村的丽山书院，光绪八年（1882）创办于镇安石湾埠头的临江书院和名教莞塘村的鉴光书院，光绪年间（1871——1908）创办于杨梅圩的梅山书院（即原杨梅中学、现化州一中杨梅空港校区前身）。这五所私立书院，为其时的化州文化教育贡献良多，培养了众多优秀学子，但其实力和地位不能与官立书院等同。
光绪三十一年（1905），石龙书院改为化州高等小学堂，这是近现代化州第一所新式学校。民国3年（1914），在化州学宫、官立书院始址，以前清文场为校舍，创建化县县立中学（即现化州一中）。
文场也称“化州试院”，是用来进行化州童子试（县试部分）的考场。化州试场的地址，据《1996化州志》的记载来推算，应该在现化州市人民武装部。笔者托人询问年届102岁的化州一中退休教师苏汝琛老师，也说是在这里。《光绪化州志》记试院规模：“横长一十丈（约31.1米），直长二十六丈（约80.9米），中建照墙一座，南北建‘兴贤’、‘
育才
’二坊，头门一座三间，二门一座三间，大堂一座三间，二堂一座三间，俱坐西向东，中间甬道，两旁号舍六十八间，南北向相建，置桌椅，计座号二千六七百座。”可见规模不小，并且其建筑受南北短东西长的地形影响，是坐西向东的；也可由此推测，当时化州每年参加童子试县试的学子，大概在二千五百人。
《光绪化州志》又记：“学正署原在旧学宫明伦堂之左，康熙六年（1667）学正朱廷谊修，三十七年（1698）李嗣钰重建，五十一年（1712）曾孙来捐俸继修，今在南门内新建试院之右。”又记：“训导署在行台左。”又记“行台在试院之左，训导署之右。”综合这些记载可知，其时在市人武部现址的这四个部门的建筑，应该都是坐西向东，由南到北依次为学正署、化州试院、行台、训导署。
按明清学宫建制，学宫一般在州县衙署近旁，学宫内必设学正署、训导署。考明清地方官学制度，“教官居处官给，基本是住在地方儒学中。地方儒学基本都会建有教官衙”。所谓“儒学”，就是学宫；所谓“教官衙”，就是学正署和训导署。学正是负责督管本州学业与教授生员的官员，学正署就是学正办公、居住的衙署。训导是学正的副官，训导署就是训导办公、住宿的衙署。至于行台，应该是接待地方大吏的临时官署与居住之所。
学正、训导应该在学宫内办公、居住。可依《光绪化州志》所述，其时学宫已在城南门外（即在现今学宫处），学正署、训导署却依旧留在城内学宫旧址，这是何故呢？
笔者以为，主要原因有二。其一方便学正、训导生活。至清嘉庆时，地方学宫的管理渐趋松弛，教学流于形式。“生员在学，并非以读书课业为主，其主要任务在于参加岁考、科考以取得廪生、乡试资格”，“
有师生之名，无训诲之实”，
“府、州、县学，皆阒无其人，人家仍只目他为文庙”,学宫教师也就无需经常到学宫授课办公，故而将学正署、训导署设在城内，以方便生活。其二是避贼寇战乱。化州城较小，难以容纳学宫，所以学宫曾数次迁往城外。但化州自古便是多战乱之地，尤其在明清时期，汉民起义、瑶壮民起事、倭寇侵扰等不绝，城外学宫屡毁于兵燹。既然学宫教学已是形式，生员也不常住于学宫，则将学正署、训导署设在城内，可保学正、训导这些官员的在战乱时的安全。
由学正署、训导署设在城内文场旁，可推知此处应当是化州学宫的始址——换而言之，近现代化州一中是在化州学宫的始址上创建的。
民国二十年（1931），即化州县政府下令拆除城墙的同年稍后，化州一中（时称“化县县立第一初级中学”）与化县高等小学堂（即原化县高等小学堂）对调校舍。第二年（1932），化州一中拆除石龙书院重建校舍，民国二十三年（1934年）竣工。
至此，化州官立书院完成其历史使命，完全融入化州一中。
（5）一脉相承
中国的传统文化，往往讲究“血统”、“血脉”传承。由以上分析可知，学宫、官立书院和化州一中是一脉相承的，具有深厚的历史渊源。在此，再从校址与校产、性质与从属、地位与使命等三个方面略作总结。
其一，校址与校产相承。
在校址方面，现化州市人民武装部是三者的共同始址，三者在这里相承而生。先是南宋绍兴三十一年（1161）在此创建学宫；然后是明嘉靖三十八年（1559）、明崇祯十年（1637）、清乾隆八年（1743）先后在学宫原址建立宝贤书院、旧石龙书院、罗江书院；最后是民国三年（1914），化州一中（时称“化县县立中学”）在这里创立。
清乾隆十三年（1748）学宫搬迁到现址后，于清嘉庆二十四年（1819）在其右侧创办的官立石龙书院。民国二十年（1931年），化州一中（时称“化县县立第一初级中学”）搬迁至石龙书院，并于第二年拆除石龙书院扩建。这样，三者的校址又连合在一处了。
在校产方面，三者是一体共享的。学宫始址拿来建官立书院、化州一中，官立书院拿来改建化州一中。官立书院毗连、附属于学宫，承担学宫的“学”（学校）功能，也享用着学宫的资源。化州一中本是在石龙书院的基础上扩建而来的；在上世纪，学宫纳入化州一中校园，成为化州一中的校舍。如此看来，在20世纪末化州学宫独立为文物保护单位之前，学宫、官立书院和化州一中，是三者一体、共享资源的。
其二，性质与从属相承。
在行政属性上，三者都是“官立学校”。化州学宫产生之时，本就是“学”、“庙”合一的，“学校”是其重要的本质。明清时，学宫的“学校”功能析出，由官立书院承担，于是宝贤等书院产生。清末民国初，书院退出历史舞台，于是书院改制为近现代新式学校，化州一中由此诞生。可见，学宫、官立书院和化州一中，是化州历史上不同时代相承而生的“官立学校”。
在从属关系上，官立书院附属于学宫。由前文分析，可知化州明清时期的官立书院，都从属于学宫。官立书院实力有限，难以独存，加之明清时官立书院属于学宫的“学正署”（相当于现今的教育局）管辖，所以其必然从属于学宫。近现代化州一中虽是完全独立的“官立学校”，
但在上世纪，学宫却长期作为校舍并入化州一中，成为化州一中的一部分——这个，在某种程度算是学宫从属化一中吧。如今，随着时代的发展，学宫与化州一中各自独立发展。学宫仅存其“庙”的性质，成为广东省文物保护单位。化州一中则传承、发展学宫“学”的性质，成为广东省国家级示范性普通高中，并于2011年9月整体搬迁至北岸新校区。
其三，地位与使命。
三者地位相承，都是化州的“唯一”和“第一”。
“唯一”指唯一的官立学校（或中学）。学宫尚存“学”的功能时，它是化州唯一的官立学校。学宫“学”的功能式微后，官立书院是其时化州唯一的官立学校。官立书院改制为近现代中学时，化州一中是化州唯一的官立中学。这种“唯一”性，是我们判断三者渊源承传的重要依据之一。
“第一”指第一（最高）学府、文教中心。自南宋化州学宫创立以来，学宫、官立书院和化州一中，分别是化州不同时期的第一学府、文教中心。自古以来，三者都是化州师资生源、配套设施、文化影响最强的第一学府。即使在现当代，化州教育发展迅猛，兴起了众多实力不俗的“五驾马车”（化州二中、化州三中、化州实验中学、化州官桥中学和化州九中）等官立完全中学，化州一中的第一学府地位依然屹立，是化州市名副其实的“龙头”学校。这种历史底蕴厚重的“第一”，已浑然成为化州一中的性格、气质和使命。正因为这样的卓然地位，使得“化州一中兴，则化州教育兴”
成为州人的期许，亦成为化州一中沉甸甸的“原责”。
三者使命相承，致力“育人才”和“善乡俗”。
“育人才”和“善乡俗”是古代地方官学的目的，也是古今学校永恒的使命。固然，“育人才”与“善乡俗”的内涵需与时俱进，但在化州教育发展的历史长河里，学宫、官立书院和化州一中，都肩负、履行着这两个使命。而且，作为化州最高学府、文教中心，三者的“育人”和“教化”使命，别有特点。
一是“育人才”，不是培养一般学生，而是培育州中精英学子。自学宫创办以来的化州精英学子，几乎全部出自学宫、官立书院和化州一中。南宋、元时，化州仅有学宫而无官私书院，所以到学宫攻读，是化州学子的唯一选择。明清时，由于“非生员无以科考，非科考无以出身”，州中学子的翘楚，无论在官、私书院学习，都须考取生员的资格，成为学宫的学生。而官、私书院实力悬殊，选择地位更高、待遇更优的官立书院，应该是诸学子的优先选择。如此，则学宫、官立书院尽纳化州之英才而教之。据《1996化州志》统计，南宋至清代，化州共18人考中进士，其中南宋3人、元2人、明12人、清1人；139人考中举人。这些进士和举人，应该都出自学宫和官立书院。至近现代，随着基础教育普及，化州一中的招生额比学宫、官立书院大增，但其仍是州中顶尖学子汇集的学府。所以化州历年高考的特尖生，如考上清北等顶尖名校与一流大学的，几乎全部出自化州一中。
二是“善乡俗”，即教化生民，醇厚民风。无论是古代的学宫、官立书院，还是近现代的化州一中，这种藉学校“教化社会”的使命和理想，都是依托三者在化州的特殊地位与深远影响而施行的。中国传统文化推崇“见贤思齐”，学宫、官立书院和化州一中，都可作为化州之“贤”而令州人慕风而仿。尽管这是潜移默化的“软影响”，但其影响的广泛和深远，确实可以“善乡俗”。而化州中能承续学宫、官立书院这种“软影响”的学校，也仅有化州一中了。
岁月不居，书香不绝。教育是强国之本，也是振兴地方之道。化州一中在化州发展、化州教育中，具有无可替代的重要作用及地位。考究化州一中的渊源，可以了解化州一中与学宫、官立书院的一脉相承，可以知晓化州城历史发展的部分脉络，由此而珍惜化州一中，重视化州教育，热爱化州这座古老而现代的千年古邑。
参考文献：
1、
化州志[M]，(清)彭贻荪、章毓桂修，(清)彭步瀛纂
；（清）光绪十六年（1890年）刻本.
2、 化州县志 [M],
，化州市地方志编辑委员会编，广东人民出版社,
1996年.
3、
苏辙行踪考[M]，李常生，（台北）城乡风貌工作室，2020年6月第一版.
4、
吕著中国通史[M],吕思勉，华东师范大学出版社,2005年.
5、 中国文化史
[M],吕思勉，商务印书馆国际有限公司,2018年4月第1版.
6、
杨一清评传[M],谭祖安、戴美政，云南出版集团公司、云南出版社，2007年5月第1版.
7、
中国城池史[M],张驭寰，中国友谊出版公司，2022年4月1日。
8、 巾帼礼赞
空谷回音——苏轼《和陶拟古九首之五》写作背景探究及赏析[J],何火权，
南方论刊，2014年第2期.
9、
宋朝贬谪官生活研究[DB/OL]，王进，中国优秀硕士学位论文全文数据库，
2015.01.
10、
明代生员层的经济特权及其贫困化［J］，陈宝良，中国社会经济史研究，2002年6月25日.
11、
明代高州府进士群体概述［J］，陈友乔、陈增铭，广东第二师范学院学报，2018年12月，第28卷第6期.
12、
明清地方官学教官日常生活探析［J］，申国昌、王佩，山西师大大学报（社会科学版），2014年3月第41卷第2期。
13、
清代甘肃书院与地方教育中心的形成［J］，陈尚敏著，《地域文化研究》,2022年第1期.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