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海内外学者对端木蕻良红学的评价

2012-08-07 11:37阅读:


曹革成按:端木蕻良先生与《红楼梦》的因缘关系,是被海内外文学研究的专家学者所津津乐道的。这里要提出的是:所谓端木先生的红学成就,既包含广大红学家一般意义上的对小说《红楼梦》的研究和对作者曹雪芹的研究,更包括属于他自己独特的一些组成。如作为文学家,端木先生更是从文学家的角度和心理来理解《红楼梦》,靠近曹雪芹。他提出曹雪芹的“意象主义”已经为曹雪芹研究提出了一个课题。而他更不同于一般文学家研究的地方,是他在自己的文学创作中,已经自觉和广泛地融入了曹雪芹的情感、艺术思想和手法;而更为重要的是,已经有专家学者注意到,端木先生在一生奋斗与追求的行程中,出于家庭的背景、时代的思考,人际的遭遇,内心的反省等等综合因素影响作用下,他从早年到晚年,走过了从托尔斯泰到曹雪芹的内在精神的嬗变之路。这在中国作家中是独有的,为今后研究端木先生与《红楼梦》,与曹雪芹的关系开辟了一条容量无限的领域。在端木蕻良先生诞辰百年之际,我们收集了部分海内外学者对端木蕻良红学成就与思考的评价,希望引起专家学者和评论界新秀的关注。


端木蕻良先生既是著名作家,又是一位著名的红学家。他一生喜爱《红楼梦》,早在创作他的第一部长篇小说《科尔沁旗草原》,就十分注重向《红楼梦》学习,小说中的《春愁曲》即从《红楼梦》中的《风雨词》脱胎。1941年发表《哀曹雪芹》诗,1942年发表《向红楼梦学习描写人物》。1943年他把《红楼梦》改编为五场话剧,并发表了《林黛玉》、《晴雯》两场。那时就萌发了续写《红楼梦》的想法。几十年来,端木老始终没有放弃这个愿望,1977年,他不顾重病缠身,带着强烈的使命感,以惊人的毅力,与夫人钟耀群先生合作创作出长篇巨著《曹雪芹》,至今已经出版上、中两卷。同时发表了《曹雪芹朴素唯物主义思想》等多篇学术论文。 (《红楼梦学刊》编辑委员会)


端木蕻良先生,是著名作家,也是红学界的老前辈,其大著《曹雪芹》早已风行海内外。
红学家冯其庸)

端木老是现当代史上杰出的小说家、散文家、诗人,同时也是一位成绩卓越的学者、红学家。……端木老的一生与曹雪芹和《红楼梦》结下了不解之缘。(红学家胡文彬)

《曹雪芹》的作者端木蕻良是大家熟悉的,修养有素的“红学家”,深得《红楼梦》中艺术真谛。( 吴秀明教授)


当前像端木蕻良这样既熟悉《红楼梦》,又熟悉长篇小说创作的人是很少见的,所以端木蕻良才能把《曹雪芹》写得那样成功。(红学家刘世德)


长篇小说《曹雪芹》是学者型的创作。因为它是建立在端木蕻良先生对曹雪芹和《红楼梦》深刻研究基础之上的,在《曹雪芹》的创作中,倾注了端木老全部感情和心血。
(红学家林冠夫)


端木不但喜爱曹雪芹,还承认与《红楼梦》发生了爱情。唯其如此,对这部“全世界伟 大
作品行列中的非凡作品”(周汝昌《红楼梦新探》)自有其独特的见解。
(香港作家、评论家刘以鬯)

端木又是一个对中国民俗文化有深刻理解的“杂家”,一个有独特眼光的“红学”专家。……对《红楼梦》和曹雪芹,端木算是一辈子情有独钟。如果说他把曹雪芹当做自己如魂如父如师的楷模,大概也未必过分。(美国 孔海立教授)

1943年前后,刚刚经历了萧红的早逝,蛰居在桂林,处于孤独中的端木,在回味、反省自己的爱情生活的同时,大概也在反思创作的得失,他回到了真正属于自己的(同代作家中少有的)贵族童年生活的记忆,反观自然生命,回到了最能展示自己的才情的诗性追求,出入于现实与梦境之中。也正是这一时期,他开始了《红楼梦》的研究,写出了《向《红楼梦》学习描写人物》这样的有着精辟的艺术见解的论文(载桂林《文学报》第一卷第一期),并进行了写作以《红楼梦》人物为题材的戏剧创作的尝试,如《林黛玉》(载桂林《文学创作》第一卷第六期)、《晴雯》(原载《文学创作》第二卷第二期)。据说他还有续写《红楼梦》的计划。可以想见,对童年生命的回忆与两度体验,对《红楼梦》艺术的反复品味与研究,在这一时期作家端木蕻良的精神生活中,是浑然一体,互融互生的,其结果就产生了我们现在所要讨论的这篇《初吻》,还有《早春》。······《红楼梦》对作家创作《初吻》等作品的影响是明显的。弄清这一点,就可以理出端木蕻良创作发展的一条线索;从《科尔沁旗草原》对“红楼梦式的,仆婢成群的府邸”的描写,到这一时期对《红楼梦》的研究,《初吻》等作品的自觉借鉴,以及《红楼梦》题材剧本的尝试,直到晚年长篇小说《曹雪芹》的创作,都是顺理成章的。中国古典文学的经典《红楼梦》对现代文学的影响,这是一个重大的研究课题,这里,我们又找到了一个具体的例证。(钱理群教授)


他在晚年,更多地离开了列夫·托尔斯泰,而更多地接近了曹雪芹。我认为,他对于《红楼梦》的研究和对于曹雪芹的描写,其暗示的意义更大于它的直接的意义。在这里,宣布着他早期追求的失败,宣布着他内心的枯寂。但是,这二者之间的联系仍然是清晰可见的。列夫·托尔斯泰和曹雪芹都出身于贵族大家庭,他们在感情上都更亲近下层社会群众,只不过列夫·托尔斯泰为此孜孜不倦地奋斗了一生,曹雪芹则有看破红尘、在精神上遁入空门的惆怅。端木蕻良与他们都不同,但在中国现代历史的背景上,走过的却是一条从列夫·托尔斯泰到曹雪芹的内在精神嬗变之路。毫无疑义,在这一点上,即使把端木蕻良放到整个中国现代文学史上,也是有其不可替代的价值和意义的。他虽然没有将这样一个精神发展过程都淋漓尽致地袒露出来,没有造成像列夫·托尔斯泰之于俄国文学、曹雪芹之于中国古代文学那么伟大的贡献,但他为中国现代文化和中国现代文学所提供的这个文学的主题却是有着不可忽视的重要性。(王富仁教授

这种贵族少年的出身经历(与《红楼梦》中的贾宝玉和俄国的托尔斯泰庶几相似),母亲及其家族的不幸凄婉的命运,求学时代受到近代民主主义和人道主义思想的熏陶,使端木对不论是豪门巨族还是贫民寒室的女性极其命运,产生了强烈的悲悯与同情,并使得端木形成了一种现代的妇女观。在这样的妇女观的导引下,端木把对妇女人生命运观照沉思通过文学表达出来,在作品中情愫深沉地、艺术地发现和表现女性的美丽、价值及其命运,诚如他在阅读《红楼梦》和后来写《曹雪芹》时所认识到的、所谈及到的那样。同时,贵族豪富家庭的环境和与贾宝玉相似的感同身受的经历,也使端木能够较认真地写出那些具有“红楼梦遗风”的上至贵妇下至仆婢的鲜活的女性形象,像《早春》、《初吻》中所写的姑姑、母亲、灵姨等侯门深宅中的上流女性,和《科尔沁旗草原》、《大地的海》中写的水水,灵子、杏子等下层寒门女性。这些不论是上流还是下层的女性,其内心、其情感、其命运几乎都带着某些凄婉与悲凉,笼罩着“水一样的哀愁”,与萧红的《小城三月》、《呼兰河传》等作品传达的情调何意境非常接近,渗透出、体现出动人的阴柔缱 绻之美。(逄增玉教授)


端木小说对意象的营构及其认识经历了从自为到自觉的发展提升。一般意象理论以为意象进一步发展可达到意境的境界高度,而端木关于意象的理论和创作实践则是从“意象”发展到“意象主义”。这固然见出诗骚抒情传统影响,更主要的是受到曹雪芹《红楼梦》“意象写真”、“意象主义”的影响。端木与曹雪芹及其《红楼梦》关系密切,孩童时代起就一遍又一遍地阅读《红楼梦》,晚年勉力创作长篇历史小说《曹雪芹》,并致力于“曹学”“红学”研究,发表了许多重要的看法,很值得关注。……(端木)发表重要论文《我的创作经验》,第一次概括自己的创作追求“四种东西”,他对“四种东西”的解说很值得注意,如说“人情”是意识的形象,“性格”是意识和潜意识的河流,“氛围”是磁场,是事物在人类心理上的投影等等,明显可见与“意象写真”的联系。晚年的端木,在创作《曹雪芹》的同时,潜心研究《红楼梦》,将其“意象写真”提升到“意象主义”的高度,标志着他从自发创作上升到理论上的自觉。端木这样概括自己的理论自觉历程:“多年来,我认为《红楼梦》中所运用的是两种写实主义。一种是一般的写实主义,也就是写真主义。无一字不真,无一事是假;贾宝玉则置这个原则于不顾,……与前者刚刚反着。我认为这种写法应该说是意象写法才觉恰当。如果在‘意象’后面加上一个‘—ISM’,才可以说明曹雪芹写作自成体系。”一言以蔽之,“我说《红楼梦》不像《儒林外史》那样的现实主义,曹雪芹运用的是意象主义”。
综合端木晚年的多次论述,他心目中《红楼梦》的意象主义包括三方面要义:第一,关键词是“意象”,须体现“意”(主观)与“象”(客观)的有机结合。端木指出,“真正通过作者的主观意识使人物产生典型意义,同时通过作者的观察和体验,上升到思想高度,而以艺术手法构成一部具有典型环境和时代精神的作品,应该是从《红楼梦》开始。”“《红楼梦》的伟大成就,一方面表现在它的独特风格和它的浪漫色彩,使主观融化于客观;同时又使客观经过作者的内心世界生动地反映出来,成为一个和谐体。这样一来,《红楼梦》便摆脱了过去的因袭传统,脱颖而出。”第二,仍强调写实,但不刻板、拘泥。端木认为曹雪芹写人,求神似不求形似,外部形象勾勒简洁,似不完整,但可通过人物性格塑造,通过读者的审美再创造加以补偿;端木认可有人提到曹雪芹写人深得浪漫主义手法诀窍,用“如影纱事”写法,如同纱窗后朦胧的人影与情事在活动着一般。曹雪芹打破了史传文学传统,《红楼梦》不是为人物作传,“而是以人物作模特儿,写出那个时代的女性内心活动和她们的时代感受,创造出异常丰满的艺术形象来。”同时又有意识继承了宋玉、曹植的文学传统,尤其是后者采用“凌波微步,罗袜生尘”,“增之一分则太长,减之一分则太短”的写法写洛神,这种境界“遗貌取神”,只能从想像中得之,兼得白描传神写意神髓。第三,叙事手段上“绘事后素”,“淡而有味”——表面上平淡无奇,内在蕴涵丰富,值得再三玩味。(马宏柏教授)

如果把家族历史天衣无缝地纳如艺术创作中去,曹雪芹无疑是开创了中国小说的先河,它又不是自传体小说,因为他把家世的经历切割成无数的小说元素,用艺术手法编制成一部故事,到了真假无分的地步。这种几乎是空前绝后的手法,在小说诞生几百年之后,一位现代作家,全面继承了这种手法,写出了“必可惊人一世耳目”的《科尔沁旗草原》。当巴人盛赞这部小说时,他可能还一点也没意识到小说和作者的家世存在一个怎样的联系。他那篇激情的著名评论­——《直立起来的<科尔沁旗草原>》连一点自传成分的暗示都没有。……曹雪芹是竭力表白自己是将“一番梦幻敷衍出一段故事来”,“可使闺阁昭传,复可悦世之目,破人愁闷”。故小说“意于闺中”,“不敢干涉朝廷”等等。对此,反而引起人们穷追“真事隐”的苦衷,挖掘排比出某些故事情节的历史性和真实性,由此大大推动了“红学”的发展,进而又有“曹学”产生。曹雪芹是慑于封建文网,和儒家理念,不得不把曹家召祸的怨恨曲曲折折,“有映带,有隐有现,有正有润”,“草蛇灰线,空谷传声”地透露出来,因为曹家的败落,一来自自家“子弟不肖,招接匪人”,“父为子隐,群小迎合”,一来自朝廷的整肃获灭顶之灾。端木蕻良生活的时代早已是一个思想纷杂、文化吐纳的新旧交替时代。他坦率放言,直抒胸臆,人们却认可了他的解释。可是把大量的真人真事写进小说,仅仅是因为“赶快写完的缘故”吗?其实,它是一部典型的《红楼梦》式创作手法的小说,即不是自传,也不是自传体小说,而是把家世的种种经历分割成无数的小说元素,用艺术手法,以小说的自己创作规律虚构成一部长篇小说。《科尔沁旗草原》中,围绕丁府的许多人物,通过端木蕻良本人的文章和他族人的回忆,及他故乡的史料发掘和采访,可以印证却有真人真事的影子,特别是开头的几个章节。这比考证《红楼梦》中的事实相对容易多了,收获也更大一些。(作家曹革成)

40年代的端木蕻良因沉湎于对家族的怀旧和自身遗留的贵族气而显得对于时代格格不入(这一点也与《红楼梦》不无关系)。他曾因为与当时主流文学的不协调而远离时代,进而又将自己作为忏悔的贵族,这种遍布于其创作的情绪和气质在很大程度上影响到了端木蕻良在文学史上的评价和地位。“举凡在一个大苦闷的时代,闭着,闭着,到后来一定要来一个大爆发,而得到大觉悟”。端木蕻良以这样的语句起首于《轮忏悔的贵族》,并在演绎“大概一个星时代的变革,最初的表现,最大的部分要寄托在人的感情上面,到后来感情凝固了,结成理智的实体,行动才达到了决定的阶段”的逻辑上,从卢梭、歌德、屠格涅夫谈到曹雪芹《红楼梦》及托尔斯泰,在很大程度上呈现了变革时代他内心的痛苦情绪。虽然就文学创作极其艺术性上看,这一情绪顺而形成了端木蕻良40年另一创作高峰,但端木蕻良自青年时代就拥有的渴望融入时代漩涡的理想却并未就此得到伸展。这一切似乎都在表明:经历漂泊、失去萧红之痛的端木蕻良依然徘徊在“红楼情境”之中,他的痛苦正源自其内心深处两种矛盾的纠葛与冲突。(张立群副教授)

“红楼情结”贯穿端木蕻良的一生,这种巨大的情感力量,显然不仅仅是心理和情感上的巨大的潜在的长期的眷恋和冲动,而是来自他长期的红学研究,伴随着他对《红楼梦》的认知而不断提升的,从而获得理性的支撑。可见,其“红楼情结”的内核是学术精神,是长期不懈地求索《红楼梦》的精神价值。对《红楼梦》的精神价值的认知,是产生“红楼情结”的情感动力,是支撑“红楼情结”的认知基础。只有解读这个问题,才能读懂端木蕻良的“红楼情结”;才能在其随笔中捕捉他自然流露的“红楼情结”思绪。读他的红学随笔,仿佛是和他面对面的交谈,亲切、谦和、实在,没有大家的派头,也没有高深学问的架势。在随意谈吐中迸发出的闪亮的思绪,渐渐地从各个方面把思维触角伸向《红楼梦》文本意义的世界。
这种价值追求,主要地包括在三大领域内对价值进行的精神文化探索,那就是:“求真”、“求善”、“求美”。应该说明的是,这所谓“三大领域”是我们对人的价值追求赋向的性质的“理论”划分,是为了进行明确的阐述而对人的文化的精神活动的现实统一性所作的一种不得已的“分解”或“分析”,实际上,人在其生命存在的活动中,对价值的这三个方面的追求是统一的,即使在不同的情况下侧重点有所不同,也仍然是融三者为一体的精神活动。(郑铁生教授)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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