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九日山漫记

2014-06-26 17:41阅读:
九日山漫记




提到九日山,我忽然有一种十分遥远的感觉。这种遥远有两个方面,一是记忆的遥远,好像中学时代就有了九日山的印记,以后再也没有记起过;二是距离的遥远,好像九日山离我太远,不可能见到。一旦到了九日山前,心中就涌起了十分的惊喜。
我来九日山纯属偶然。今年十月,我因公到泉州,为了办事方便,我住在了泉州郊区丰州镇的一个宾馆里。办完事后,这个单位的领导来看我,并对我说:“去九日山看看吧。”我一听,立即泛起了记忆,忙问:“远吗?”他说:“就在眼前-我陪你去。”
确实很很近,从泉州市区到丰州镇只有十四里路,从丰州的这个宾馆到九日山根仅有一里路。我们来到山脚下,抬头望去,满眼的葱郁,完全可以用翠盖遮荫、
山花摇红来形容,让人目爽神怡。山根有一条石砌的道路,到山谷后又分成多条小路,盘旋着通往每个峰头。山腰里,苍崖悬着峭壁,山头上,古松衬着白云,人好像走进了画里。
此山并不高,只有海拔九十米。有东、西、北三个峰头,三峰环抱一谷,叫“白云坞”,坞底有一个池塘,里边游着放生的鱼。他们介绍说,白云坞很神奇,每当晨昏或雨前雨后,总能看到坞中浓雾翻滚,白云出岫,景色十分诱人。
此山的个头与五岳一类的大山比起来,它在孙子辈以下,但在人文历史方面,它可与五岳一类的名山并列。据《九日山志》记载,在一千七百多年前的晋代它就很有名了。永嘉之乱时,中原板荡,贵族南迁,隨着晋室南渡入闽居住在泉州的中原士族,每于重九日到此豋高远眺,遥望家山,寄托乡思,时间一长,成为习俗,故称此山为九日山。早在西晋太康九年(公元288年),九日山下就兴建了一座全闽最早的佛教禅林-延福寺,海内外的高僧释子多来此挂锡住禅。到了南朝梁代,又有印度高僧拘那罗陀泛海来中国,在这里翻译经书。在这之后的许多朝代里,又常有名士高人,或来这里吟咏啸傲,或在这里筑室隐居,九日山也就成了名山胜地。





沿着被绿荫覆盖的入山道路前行,经过一眼菩萨泉,这就是放生池。站在这里,东、西北三座峰看得最清楚。在西峰巨岩峭立的东壁上,“九日山”三个红色的大字显得特别突出,资料载,这是清代乾隆年间福建提都马负书所题。据说,九日山三个字原是南宋朱熹的题刻,由于年代久远,原刻已经淹没无存,马负书所题属于补刻。
山上的石刻很多,据统计,现在尚有七十五段,多集中在东西两峰。由于山小,石刻多,且大小不等,隨处都可以见到,有的可能就在你脚边立着,不注意很难发现,如果累了坐下来休息,说不定就坐在了摩崖石刻上。所以有“山中无石不刻字”之说。石刻的内容很多,《九日山志》归纳为七类:景迹题名石刻;豋临题诗石刻;游览题名石刻;修建纪事石刻;海交祈风石刻;碑刻和雕像等。这些石刻西峰最多。
我们沿石级向左往西峰攀登,走到半山腰,遇到了石刻群。此处从宋朝到现代的各个时期的石刻都有,宋代和现代石刻较少,明代较多。在石刻群南边上方的石级旁有一段石刻,是一首诗,虽经数百年风剥雨蚀,字迹清晰,隽秀古雅,内容也让人留连:青阳淑气正熙微,九日山前一振衣。岩谷千年余胜概,冠裳万里共春晖。秦君亭废名犹在,姜相祠荒世已非。欲觅辽东旧时鹤,御风仍向海天飞。这是明代丁一中的春游诗。据载,丁是当时丹阳的一位名士,性情耿直不阿。任泉州府丞时,常与友人到此豋临吟咏。此诗是他借凭吊秦系和姜公辅来抒发自己“御风仍向海天飞”的壮志的。此类诗很多,都是借以抒发情怀的。可以说,九日山既是因为可以抒发情感而闻名的,又是因为可以埋葬情感而闻名的。





我们离开石刻群,沿着整齐的石级继续往上走,一直到九日山三字题刻的石壁下,这一段路可以说是绿树织成的林荫小道。石级两边,老藤、古松、相思树,枝枝相覆盖,叶叶相交通,下垂的枝枝杈杈牵衣扯袖,在一路牵牵扯扯中我们攀上了西峰。
西峰,又叫高士峰,因唐朝高士秦系曾在此隐居而得名。秦系是会稽(现绍兴)人,生于唐开元年间,因赴举不第,漫游吴越。他善诗,有许多名人如刘长卿、韦应物、钱起,包括皎然和尚等都与之同游。天宝末,因避“安史之乱”隐居剡溪二十多年,五十岁以后,又离剡溪到泉州九日山,在这里筑室长隐。
秦系是中唐的隐逸诗人。据说在九日山期间,写了不少诗,但见于记载的仅有十来首,他的全部诗作在全唐诗中也只有一卷三十九首。可当时不少的人将他与刘长卿、韦应物并立,尤其称赞他的五言诗,说他用“偏师”攻下了刘长卿的“五言长城”。我想,这恐怕是过誉之词。应当说,他的诗是好诗,但从比较而言,无论是五言还是七言,都不在刘长卿和韦应物之上,也不能轻易地并列。那为什么历史上会有“三人鼎立”和“偏师攻五言长城”之说呢?我以为,主要原因可能有两个。第一,把诗词往来中的互誉之词当了真。如秦系赠韦应物的诗中说,我长隐九日山,诗兴来时无一事可写,何况苏州郡里还有五言泰斗谢玄晖(即韦应物)呢?韦应物赠秦系的诗中却说,“莫道谢君方在郡,五言今日为君休”。这类互谦互誉之词很容易被后人作为评价的标准。第二,人们因为爱秦系的人品,也偏爱了他的诗,再加上他的诗确比一般人的要好,于是便把他的诗说得很高很高。当然,我们不防品味一下他的人品与诗品
秦系确是一个真挚而又坦诚的人,他与那些借隐居故弄玄虚、别有他图的“终南捷径”的隐者不同,他的隐是自觉的。对于为什么要隐,他在《鲍防员外见寻因书情呈赠》一诗中说得很清楚:
少小为儒不自强, 如今懒复见侯王。
览镜已知身渐老, 买山将作计偏长。
荒凉鸟兽同三径, 撩乱琴书共一床。
犹有郎官来问疾, 时人莫道我佯狂。
诗中没有愤怒,没有牢骚,也极少幽怨,平静而真诚地说出了因为自己没有考取功名,懒见侯王将相才隐居的,不是佯狂。诗虽不能算上乘,但他这种心境的无遮无掩的坦诚表露,在当时的隐者中是很少见的,是很值得人们敬重的。
秦系在隐居中,有不少人多次请他出来做官,他始终不干。当年逾花甲时,御使大夫张建封又举他为“校书郎”他仍然没去,这个虚衔是别人给他挂上的,一直挂着,他也不去理会。这不是他故作沉吟,也不是他愤世嫉俗,他是实实在在地不想做官,想过一种完全自我、完全自由而恬淡的生活。这种思想在他的许多诗中都有流露,特别是《献薛仆射》一诗中表现得更为突出:
由来哪敢议轻肥, 散发行歌自采薇。
逋客未能望野兴, 僻书翻遣脱荷衣。
家中匹妇空相笑, 池上群鸥尽欲飞。
更乞大贤容小隐, 益看遇谷有光辉。
薛仆射即薛播。官为仆射时,曾奏请朝庭让秦系任右卫率府仓曹参军,他托病以辞,写了这首诗。此诗淡然而忘忧,情真而意切,特别是读到“更乞大贤容小隐”时,那种真诚而急切的归隐之情,让人呯然动心。他的诗完全是心境的流露,他的情感完全融进了诗里,因此,喜欢他人品的人,对他的诗偏爱或有过誉之词就是十分自然、十分合情的了。
秦系是一位真正的隐逸之人,从他入山隐居直到终老,他无怨无悔。他不愿意多去尘世,特别是不愿意去官场。他虽然没有像陶渊明那样仇视“乡里小儿”,但他极不愿意接近官场。曾经真诚地堆荐他出仕的薛播,后来因事被贬为泉州刺使,仍常常上山来看他,并送来酒和肉,但他始终没有去拜访过一次,也没有到过泉州城,很少关心外界的事物。但他与当时同隐山中的姜公辅却常来常往,对他非常关心,姜死后无人料理后事,是他择地东峰南麓安葬了姜公辅。之后不久,“他忽又北归吴越,渡秣陵,过丹阳”。这时他已经八十多岁了,终老何处?已无处可考了。
秦系在九日山隐居二十五年,据说山中留下了不少遗迹,但年深月久,已无迹可寻了。有的遗迹是后人重修的,如“秦君亭”;有的早已被岁月淹没,如“思古堂”,据说堂额上有“仰高”二字,是朱熹题的,意为仰慕姜秦二公的高风亮节;现在连地址都难以确定了,一切都随着匆匆的岁月了无痕迹地逝去了。





在关于九日山许多资料的记载中,都把姜、秦并提,他们很受人们景仰。为了寻找姜公辅遗迹,我们凭吊了“秦君亭”,观看了石佛岩、翻经石、一眺石等遗迹后,沿着石阶走下西峰,向东峰攀去。
东峰,又叫姜相峰。姜相,就是姜公辅,爱州日南(约在现在的越南中部的荣市一带)人,他是唐德宗时期的谏议大夫,职宰相,因为他谏阻德宗厚葬唐安公主被贬为泉州别驾(即泉州刺使助理)。到泉州后,他心情苦闷,常来九日山拜访秦系,二人心性相投,姜公辅就在九日山东峰筑室而隐,后人便叫东峰为姜相峰。
唐德宗李适是个猜忌成性而又刚愎自用的皇帝。他在位二十六年,换了二十个宰相。他在位期间,内忧外患十分严重,国库渐渐地空了,特别是“奉天之难”(节度使姚令言、军阀朱泚叛乱,德宗逃到奉天-今陕西乾县)后,经济更加困难,皇室中的一部分生活用品甚至靠宦官在市上抢夺民间物资来维持;而德宗皇帝却要耗费大量钱财厚葬唐安公主。姜公辅看不下去,出来谏阻,认为不该铺张,“宜从俭,以济军兴”,这就惹怒了德宗,结果遭罢相谪陟。
唐朝以后,几乎每朝每代都有名人名士来九日山凭吊姜公辅,在地方志中留下了许多诗词歌赋及碑刻,赞扬姜公辅为人的正直和为官的忠贞,并借以抒发自己的感慨。
东峰上有一段摩崖诗刻,是南宋著名词人黄公度的。他在朝为官清正,遭奸相秦桧忌恨而被罢官,罢官后来九日山凭吊姜公辅,刻下了这首《题姜相峰》的诗:
抱琴历高峰, 佛石就晚阴,
空山对摇落, 怀哉千古心。
他的心情沉重却不露声色,思接千载而浩渺无垠。这种沉重的千古兴亡之叹没有直接的表露,而是深深地掩在了只可意会无法言传的幽远的诗境里。但有的诗文却相当地直率而热烈,字里行间充满了对姜公辅的崇敬和怀念,充满了对昏君侫臣的不满与愤怒。明成化年间,傅凯《重修姜相墓碑记》就表露了这种情绪。碑记很长,最后一段这样写道:
“天地交而万物通,时有直臣而方显其功;天地不交而万物不通,时有直臣而无所 容。公之在唐,忧社稷之将危而费出之无穷;封章朝上而匹马夕出闽山之中。忠言逆耳, 王臣匪躬。公盖以之古今,孰不仰姜相之高峰?!满山红叶,孤坟胧朦,不有我候,孰 起其崇?谨镌石以记实,盖将使后人知异世而同风。”
这段辞写出了当年的真实情况:时有直臣而无所容。姜公辅对唐祚的忠贞不仅不见信于皇帝而遭贬,德宗还说他“卖直售名”,落了个沽名钓誉的结论。臣子当到了这步田地是悲哀的,皇帝做到了这步田地更是悲哀的;这种悲哀又不只是个人的悲哀,多是社稷的不幸,民族的不幸,百姓的不幸。中国有语道,家贫有贤妻,国难思忠臣。这句话不完全符合中国历史的实际,国难思忠臣的皇帝有,但极少。在这极少数的皇帝中,有些皇帝思的并不是当朝的忠臣,而是前朝或更久远的忠臣,当朝的忠臣他是看不到的。因此,在中国几千年的历史中,忠臣每每都是以悲剧的形式显现出来的,在一定程度上说,忠臣就是悲剧,所谓自古忠臣难见信,正是中国君臣之间关系的真实写照。正是在这一点上,姜公辅不是个明白人,但他是一个忠贞不二的臣子。
说姜公辅不是个明白人,是将他和秦系相比较而言的。秦系看得明白,活得自由而真实;姜公辅却不然,他即使在山中隐居,思想上依旧是郁郁寡欢,还常想有朝一日再辅唐祚。德宗死后,顺宗即位,又启用姜公辅为吉州刺使,他即赴任还没有动身,就与世长辞了。他死时很惨,妻子儿女远在爱州日南,无法前来,身边没有一个亲人,幸有秦系相助,才得以葬在九日山下。他一生忧国忧患,是为唐祚殚尽竭虑而死的,但朝庭却从未祭奠过他;来这里为姜公辅谒墓祭奠的多是仁人志士或正直的贬官。当然,春风得意的“现任领导”也有来祭奠他的,但那多是为了沽名钓誉。




这座并不高大的九日山,之所以有如此的魅力,是它不仅是人们对兴亡之事无限感慨的寄托之地,也是人们对当年的许多繁华胜事向往之所。 在九日山姜相峰的南麓,有一片仅次于高士峰石刻的石刻群,在这片石刻群中,除了那些凭吊忠臣良相、悲古叹今的内容之外,更值得注意的是那块祈风石刻。在这座山里,七十五方摩崖石刻中就有海交祈风一类的石刻十三方,是不可多得的文物珍品。
所谓海交,就是海上交通。早在一千多年前的唐代,泉州已是我国对外通商的四大港口之一,到了宋代,泉州(过去叫‘刺桐’)港一跃成为与埃及亚里山大港齐名的世界大港。它的交通畅达东、西洋,东至日本,南通南洋诸国,西达波斯、阿拉伯和东非、北非等地,同世界上一百多个国家和地区有贸易往来。出口的商品主要有瓷器、茶叶和铜铁,特别是丝绸。泉州是“海上丝绸之路”的起点。当时,刺桐港内船来船往,商贾云集。这种繁华景象,全赖于海上交通的发展。
过去的海上远洋航行,船上没有动力,全靠信风推动。冬季东北风,船乘东北风而去,夏季多西风,船乘西风而来,每年两次。过去的人们多信神灵,无论做什么事情,都要乞求它们的保佑,远洋航行更不例外。因此,每年都有一次或两次由官方组织的祈风典礼。南宋时的泉州太守真德秀在祈风祝词中说:
“唯泉为州,所持以足公私之用者,番舶也。番舶之至时与不时者,风也,而欲使 风之从律而不衍期者,神也。是以国有典祀,俾守土之臣一岁而两祷焉。呜呼,郡计之 殚,至此极也;民力之耗,亦既甚矣!引颔南望,需其至以宽倒垂者,唯此而矣!神其 大彰厥灵,俾波涛晏清,舳舻安行,顺风扬帆,一日千里,毕至而无梗焉。”
这篇祝文把海上交通的重要牲及为什么要祈风的原因说得很清楚,且言词真挚,充满了情感,充满了对番舶平安去来的急切心情。直到现在,沿海一带,特别是东南沿海一带的渔民出海打鱼,民间仍有类似的活动。
九日山前,篁溪(晋江)蜿蜒流过,奔腾入海。在唐宋时期,九日山前江海难分,每到涨潮,海水就在山前。每到祈风典礼之日,山前番舶绵延,风樯林立,“舶货山积”的大船如在弦之箭,待风而发。这时泉州太守便率市舶司官员来到九日山下延福寺的通远王祠,在这里焚香祷告,念诵祝文,祈求神灵保佑远航船只安全顺利到达目的地。典礼即毕,万船齐动,扬长帆击大橹,顺风而去。这时,大小官员饮晏延福寺,晏毕豋山刻石,以示纪念。这类直接记述祈风的石刻,九日山共十块(其它与海交有关的三块是以提举市舶司的身份登游九日山所刻)。
说泉州是中国海上丝绸之路的起点,不如说中国丝绸之路的起点在九日山更具体。一九九一年春节,联合国教科文组织“海上丝绸之路”考察团中三十多个国家五十多位学者、专家、记者在泉州期间,曾兴奋地豋上九日山作细致地考察,并在西峰的摩崖石刻群中留下了考察纪事石刻。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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