面对教育贫困地区的儿童，我们该做些什么？
2012-03-23 10:22阅读：
编者：关于这个主题，今天将有两部分内容与大家分享。
第一部分，是中国教育行动创始人、首席执行官温慧玲（Rachel
Wasser）在香港MaD的演讲，介绍中国教育资源不均衡现状和中国教育行动的使命及模式。演讲中，Rachel带着大家做了一个游戏，看似轻松，实则沉重。教育贫困地区的儿童，在求学的道路上逐渐无奈“落伍”，对此，我们该做些什么？
第二部分，来自于记者庞清辉的个人文章。她走访了中国教育行动云南项目学校大寺中学，在那里，认识了一个叫施平富的农村孩子。在施平富的故事里，我们可以看到贫穷，看到无奈，看到悲凉，更可以看到大环境中属于所有农村孩子的共同困境。对此，我们又该做些什么？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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视频:Rachel Wasser_A Win-win Innovative Education
Model
Rachel在香港MAD的演讲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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城乡二元制之下，农村经济、教育发展长期落后，农村孩子越来越缺少改变命运的机会
农村孩子的教育苦旅
本刊记者/庞清辉 （发自云南临沧）
“我想继续读书，又读不得。”施平富是云南省临沧市凤庆县大寺乡大寺中学初一年级的学生。1998年出生的他有着“希望工程”苏明娟那样的大眼睛，但瘦弱的像个三年级的孩子。
临沧多高山，毗邻澜沧江，西南与缅甸交界。从临沧开车走四个多小时的山路才能到大寺乡。施平富从来没走出过大山。已经上初一的他，有很多常用的汉字不会写，奶奶总是写成“女及女及”，写作文很少能写一句完整的话。
临沧是云南劳务输出大市。施平富和
很多同学的父母都在昆明、深圳和缅甸打工。每个周末的晚上十点，远在贵州的妈妈准时给施平富打电话，每次电话里最后一句施平富都是问道：“妈妈，你什么时候回来？”
施平富只有13岁，上课时、晚上睡觉前，他经常想的也是要出去打工。从小到大，村里的同学们总会逐渐消失于上学的途中，出现在田间地头或者打工者拥挤的火车上。在施平富眼里，城市很斑斓，农村很苍白。
年迈的爷爷奶奶没有办法给予施平富好的家庭教育，除了需要他做一些喂猪、摘茶叶的家务。在乡中学施平富的成绩也不拔尖，进入好的高中再考上大学的可能也几乎为零。城乡差距的扩大，整体的教育资源配置也缺乏公平，从起点、过程到结果，和施平富一样的农村孩子，在整个家庭教育和学校教育的系统中都处于不公平的地位。施平富想通过读书改变命运的通道，几乎被堵死。
家庭教育缺失
施平富的日记里写的都是爷爷奶奶，从来没有出现过爸爸妈妈。这让他的语文老师樊超群想去他的家里看看。樊超群2011年刚刚毕业于华东师范大学，是中美青年联合支教项目“中国教育行动”（Teach
for
China）2011-2013年的项目成员。放弃外面的世界，来到这个一眼能望见澜沧江的乡村中学，樊超群的信念是：每一个孩子，都应该有机会享受优质教育。“这，是他们应得的。”
（图为施平富的爷爷）
从学校到施平富家要顺着两座大山中间的溪流走两个小时的山路。黄牛、炊烟、阡陌，就像人在画中游。但是，从这阡陌走到山外面却相当艰难。每天只有一趟准坐11个人的小巴通往县城，还经常抛锚。
顺着溪流，不足三十厘米宽的泥土路蜿蜒到几户人家聚集的村落——岔河村。村子里静得可以听到牛羊回栏的脚步声。两栋用粗木搭建的房子，就是施平富的家。施平富和爷爷奶奶住在只有10平方米的屋子里，里面挤着两张铺着草席的床。大一点的屋子和阁楼用来装玉米和祖宗牌位。唯一的镜子是从路边捡的别人丢掉的汽车倒车镜。
施平富和67岁的爷爷、61岁的奶奶，种着4亩地，养了四个猪，一头驴。英语课上，老师问他有什么宠物时，施平富说：“I have four
pigs。”（我的宠物是四头猪）
施平富的爷爷奶奶都很矮小，十个手指因为拨核桃而被染成了黑色。几年前，政府要求退耕还林，把山上的土地改种果树，茶树，核桃，家里能有一些经济收入，还有政府补助。这个政策让施平富的爷爷想了好几年，直到2011年才弄明白怎么回事，赶紧跑到山上去种核桃树。每次提到这件事，施平富就咬牙切齿地说自己要好好学习。
施平富的爸爸妈妈三年前在凤庆县周边的云县打工，夫妻感情不和，爸爸饮酒中毒而亡，妈妈远赴贵州打工。隔代抚养有一个最大的缺点是：老人力不从心。奶奶能做的就是每天嘱咐施平富：“成绩不好不怪，在学校乖就行了。”
除了喂猪、摘核桃、摘茶叶等家务，施平富剩下的时间就是看电视。他最喜欢的电视节目是中央电视台第一频道的天气预报。因为天气预报里可以听到很多他从来没有去过的城市的名字。“北京的名字最好听。”他最想去的是美国。
（图为施平富家的厨房）
施平富从来没去过书店。除了喜欢《丑小鸭》以外，“不那么爱看”童话。施平富最喜欢的历史人物是张飞，《三国演义》也是从电视上看的，“我喜欢冲动的人。”
和施平富一样，他班里的同学在家里唯一的活动就是看电视。班里有一半的人想当明星。最想去的地方是湖南，“湖南卫视快乐大本营那里众星云集。”还有的同学的愿望是想去浙江看大海，最喜欢的游戏是在操场上用手指头弹来弹去的溜溜球和引体向上。最想上的学校是“黄冈中学”，在他们心里，只有上黄冈中学这样的重点高中才有机会上清华和北大。
施平富没有上过幼儿园，小学三年级就开始住校。据上海交通大学教授熊丙奇统计，农村孩子接受3年学前教育的比例不到40%。而自从2001年国家提出办寄宿制学校以来，就像当年“普九”时大规模地建校一样，一所所山村小学被撤掉，分散的学生被集中在规模较大的寄宿制学校上学。在学校里，十岁的施平富要生活自理，自己起床、洗脸、打饭、打水、洗碗，甚至洗衣服。三年级，施平富就开始上晚自习到8点50分。“没有玩的，晚上老师就带我们唱歌。”施平富说。
杨金光是施平富的班主任。2004年，毕业于普洱的师范专科学校，曾经在村小学教了四年课。刚毕业的时候，当地缺老师，“只要能教书的都被找来代课，工资200多块。”杨金光过了两年代课的日子，2006年很幸运通过转正考试。1000多人的转正考试，只有四五十个人能通过。而他的另一个50多岁的同事，代了25年的课，都没有通过考试，工资虽然涨到四五百块钱，但只够一个人吃饭抽烟。
曾经有人用“1234”形容农村小学的景象，即1名老师，2个年级，3个学生，4间教室。杨金光就同时在一个教室教两个年级。四十五分钟一节课，他先让一年级的同学预习或者默写，然后给二年级的学生讲二十分钟，布置完作业，再给一年级的同学讲课。“教了四年等于教了八年。”杨金光不仅教一二年级的语文、数学，还教品德与社会、音乐课、美术课、体育课。
当时学校只有30多个学生，一年级11个人，二三四年级各有7、8个人。到高年级学生人数会变少，出外打工或者在农村有一点积蓄的人都将孩子从农村学校转到城镇学校、从城镇的一般学校转到重点学校、从县城转到大城市的学校，这样的“流动”越来越多。
学校有两个教室，从中间隔出一间，既是卧室也是办公室，还是多媒体播放室。所谓的多媒体播放室就是一台电视，一个DVD，和一些教学的光盘。光盘内容大致是《语文课怎么上》，《禁毒》等。
在学校，杨金光还要教孩子怎么穿衣服，如何讲究卫生。“父母常年打工不在家，很多孩子没人管。”临沧市凤翔街道的文华小学校长李本琴也告诉记者，农村小学的老师除了教学，还承担了大部分父母的职责。他经常碰到在外打工回来到学校找孩子的家长，“不知道班主任是谁，不知道自己的孩子上几年级。”
素质教育，强者愈强，弱者愈弱
施平富2011年9月，到大寺乡中学念初中一年级。大寺乡中学承担着大寺乡1万多人的初等义务教育，常年在校学生500人左右，山高路远，大多数学生都住校，所以大寺乡中学也叫家长学校。
大寺乡中学建在村里最高的山顶上。据当地老师讲述，上个世纪80年代，中央要求高度重视教育，凤庆县的学校就大多建在了最高的地方，比乡镇府还要高。学校都在山顶，政府都在半山腰。
曾经这个学校的办学经费只有1万元左右。校长施益位经常头疼这些钱要怎样保证印够学生考试用的试卷，“用的试卷纸薄的风一吹就飞了”。如今，近500个学生用200平方米的小操场，操场只能画一条100米的跑道。
“知识改变命运，希望就在眼前。”教室里，裂得像乌龟壳一样的黑板顶上的几张红纸上的大字，是施平富和同学们从小被灌输并认定的世界观。
教室里，各种装香肠的纸箱装着书，堆在脚下，桌斗里放着一个大瓷碗和勺子。每天早上6：25起床，晚上10点钟下晚自习。除了早中晚三餐各一个小时的时间，施平富和同学们都坐在教室里度过。
“渴望又害怕下课。”施平富说，上学太累。盼望的下课铃声响后，只有一个小操场可去。还有一个20平米的体育活动室，地上堆着四个篮球，两个足球，墙上靠着三个仰卧起坐的垫子，中间一个乒乓球台，所有的乒乓球都是坏掉后，贴了透明胶条继续使用。
学校没有音乐老师。曾经为了迎接音乐老师而准备的风琴已经坏掉。2011年刚刚派来的音乐老师没待几天就想办法调回了城里。现在，找了其他科目会唱歌的老师在教音乐，施平富的音乐课就是唱歌。
学校还有一个多媒体教室。学校近500名学生只有30台电脑，为了响应政策，学校必须配电脑教室，电脑的配置是很多年前的，内存只有256MB。
1999年高考改革后，传统的以知识导向为命题的指导思想，转变为以能力为导向，更加重视考生的能力和素质。巨大的城乡差别，农村学生受教育的条件远不如城市的学生，勤奋刻苦所能起到的作用下降了，考生的家庭背景、教育环境等因素所起的作用大大上升。
以北京大学为例，体育特长生高考可加分25分、50分甚至更多的分。据北京大学的招生办资料显示：绝大部分体育特长生来自东部地区，比例超过四分之三。其中，70%来自大中城市，20%来自小城市或城镇，来自农村的只有6%。
同样，北京大学近年来招生的艺术特长生，生源地也很集中。北京、广东、辽宁最多，占70%。从生源地类型来看，88%的艺术特长生来自大中城市，11%的人来自小城市或城镇，没有一位艺术特长生来自农村。其中，这些艺术特长生的父母普遍拥有比较高的学历，85%的父亲和80%的母亲拥有大本或大本以上学历。
强势阶层的子弟更容易获得考试加分。据媒体报道，2009年浙江绍兴一中73名考生因体育竞赛获奖高考20分加分。考生家长中，30名为政府官员和事业单位领导。吉林松原市2006到2008年通过被评为“省优”而保送精英大学的考生中，父母有三个副厅级，五个正处级，一个副处级，三个教育局科级。没有一个普通百姓家的孩子，更没有农村的孩子。
而施平富从没见过五线谱，没见过真的钢琴。考试的试题内容，甚至语文课本里的内容，比如《月亮上的足迹》中的火箭、飞船，施平富都会感觉陌生，文体加分也都将和他无缘。
施平富也有自己的梦想，他想当和姚明一样的篮球明星。但是，他太瘦弱了。早餐吃一个鸡蛋（免费）和两个豆沙或白菜馅的包子（1元），午饭和晚饭是米饭和土豆、菠菜、西红柿等三个青菜。施平富在学校里从来不吃肉菜，每个肉菜要加3块钱，他每周末回到家里才吃肉。
很多和施平富一样的同学都有自己的爱好。施李军爱好书法，一个学期父母带他去一次县里买宣纸，“一次买五张，有时候一买回来就练完了。”
在学生的整个教育过程中，强者愈强，弱者愈弱。“没想过以后过什么样的生活，顺其自然吧。”施平富说。
考上大学未来仍迷茫
施平富上课的时候思想经常开小差。“成绩不好或者老师点名批评的时候，马上想出去打工。”
去哪里打工，施平富没有想过，他不知道广州和深圳。宿舍里住着12个同学，晚上熄灯，会一起讨论出去打工的事情。“长大了除了出去打工，没有别的事做。”一般施平富不说话，他会很羡慕知道几个县城名字的同学，他很自卑，他从来不知道哪里还有县城。他只有小时候捡菌子的时候，去过别的山上。
打工做什么，施平富也没想好。“我想去做足疗师，在电视上看过。”上课的时候，施平富会想怎么筹到出去打工的路费，“回家，一天攒几块钱。”
施平富从上初一就开始担心自己考不上高中，“很难考”。现在班里有53人，到初三学生会越来越少。“有差不多一半的学生会流失。”校长施益位说。流失的学生，或打工，或读技校，或流落社会。凤庆县是临沧市教育第一大县，每年有5600余名应届初中毕业生，而全县能提供的高中入学名额只有2000名左右。
来支教的樊超群知道这些数字有些悲伤。“我不管怎么努力，排名落后的学生将永远打不开那扇机会之门。”哪个地方生源锐减，说明哪个地方劳务输出做得好。这看起来毫不相干的两件事似乎有了因果关联。
考上高中，再能进入好一点的大学，也是个“大难题”。
校长施益位说从他记事起，乡里就没有人考上过清华北大，直到10年前听说县里有人考上了北大。
据北京大学的招生资料显示：1960年代初期和1980年代中后期，大一新生中属于农村户口的比例达到峰值，一度接近40%，1990年代中期开始下降，2000年以后大致保持在10%-15%，到2010年则下降至9.8%。
清华大学人文学院社科系讲师晋军指导他的学生完成了对清华生源状况的调研。调查做了两年，指向高度集中：“一名清华本科生的典型形象是这样的”，出身城市，父母是公务员和教师，每年与父母起码外出旅行一次，甚至高中就有出国游学的经历。“他们都在复制父辈的模样。”晋军说。
即便能考上大学，施平富对未来仍充满恐惧。看到施平富，樊超群就像看到了自己的影子。四年前，樊超群从江西九江的农村考到上海的华东师范大学，小学的时候躲在阁楼上看姐姐的初中语文、历史课本，经常在班上被认为是阅读最广泛、最好读书的学生，看到大学亮堂宏伟的图书馆时，“惴惴然，心如猫挠”。
和其他同学比起来，樊超群不会与陌生人打交道，不会一口流利英语，不会office操作软件，不知U盘为何物，不会用QQ，不会发邮件。同学们在听linkin
park，樊超群纳闷林肯怎么还在唱歌；同学们去上海美术馆看画展，樊超群觉得每幅画都差不多。“只有一腔热情，满身笨拙”。进入大学，并非在同一起跑线上，深刻影响了樊超群的大学生活。“大学是嫌贫爱富的。”
施平富从电视上知道“蜗居的蚁族”的概念。“上大学都改变不了自己的命运，为什么要读高中呢？不读高中了，为什么还要读完初中呢？”教育不能改变命运，反而代价高昂，施平富经常想放弃学习，直接去打工。
2002年以后，连续十年的扩招，对社会最底层的普通百姓而言，上大学不再是难事。但接受专科层次的高等教育基本失去向上流动的机会。普通大学的毕业生也普遍遭遇就业难。
中国社科院“当代中国社会阶层”研究课题小组的《财富分配失衡流动机会减少致中国社会底层扩大》指出，在1999-2010这十年中，中国社会底层的规模不是缩小了而是扩大了。造成社会底层扩大的根本原因主要是，与上世纪八九十年代相比，近些年来，在各种资源与机会的配置中，社会底层处于绝对劣势。通过高考进入精英大学从而实现阶层流动的机会大大减少。
1980年代中后期是农家子弟用知识改变命运的黄金期。彼时，中国正值社会结构松动，社会阶层流动活跃。据北京大学教育学院副教授刘云杉统计，1978-1998年，北大农村户籍学生的比例在20%-40%之间。农村娃走出大山，是那个时代最温暖人心的事情。
再过半年，樊超群除了语文以外，可以再带一门课。在大多数的乡镇学校里，专业学数学的老师在教生物，而教音乐的老师可能之前是学物理的。樊超群最希望能教地理课。“希望孩子们走出大山之前，先见识一下外面的世界。”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