钱穆先生对中国历史的研究水平之高当然是公认的，可是他老人家也难脱中国文人做文章的一个老毛病：凭着个人好恶就信口开河。今天我看到的他在《国史新论》里面对唐朝的进士们，也就是那时活跃于政坛，诗坛的儒士们的评价，就是他犯这老毛病的一个很明显的例子。
而让个人好恶驰骋于文章之中，对于散文家来说也许是可以称颂的，但对于历史家来讲就是绝对的忌讳。因为如果你凭着自己的喜好来歪曲对史实的描述，和那些鼓吹“历史服务政治”的纳粹分子或红色暴政党徒就又有什么区别？
现在来看他在《国史新论》里对唐朝进士的评价，
“...他们有西汉人的自卑心理，而没有西汉人的淳朴。有东汉人结党聚朋的交游声势，而不像东汉人那样尊尚名节。有像南北朝以下门第子弟的富贵机会，却又没有门第子弟的一番礼教素养与政治常识。有像战国游士平地登青云的梦境，又没有战国游士藐大人贱王侯的气魄。他们黄卷青灯，尝过和尚般的清苦生活，但又没有和尚们的宗教精神与哲学思想。这一风气，直传下来，实在是引起了中国知识界一大堕落。科举制度，就政治制度论，未可厚非，但流弊所至，实是大堪诟病。在唐代，不断有人反对此制度，不断有人策划改变。但大体论，此
一制度总在求开放政权，选拔贤才。一时改不了，而唐代政府，则在这一辈轻薄进士的手里断送了...”
我真的不知道这一段文字说的是谁？我真的不知道他钱穆从哪里读出了“自卑心理”？又哪里可以证明唐朝知识分子没有“一番礼教素养与政治常识”？唐朝的知识分子里，在朝的前有房玄龄，长孙无忌，魏征，后有狄仁杰，姚崇，宋璟，以及张九龄，颜真卿，哪一个不是道德高尚，才干卓越的君子？安史之乱以后朝廷式微，也还是出了裴度这样既能建功立业，又会诗文的贤相。为小吏或在野的，漂泊江湖，游于民间的人们中，李白，孟浩然，杜甫对中国文化和知识界的贡献又怎么是后世的朝代可以比拟？说这些人引起了“中国知识界一大堕落”，钱穆先生不觉得自己羞耻吗？说”而唐代政府，则在这一辈轻薄进士的手里断送了“更是不顾历史事实的胡说八道，李林甫，杨国忠，安禄山哪一个是儒生，哪一个是进士出身？反倒是安史之乱后进士出身的颜真卿，裴度，刘禹锡不辞艰难，力图收拾国家乱象，胡说他们断送国家，对得起自己的良心吗？
其实我明白，钱穆之所以有这样的言论，无非是对唐朝时科举
现在来看他在《国史新论》里对唐朝进士的评价，
“...他们有西汉人的自卑心理，而没有西汉人的淳朴。有东汉人结党聚朋的交游声势，而不像东汉人那样尊尚名节。有像南北朝以下门第子弟的富贵机会，却又没有门第子弟的一番礼教素养与政治常识。有像战国游士平地登青云的梦境，又没有战国游士藐大人贱王侯的气魄。他们黄卷青灯，尝过和尚般的清苦生活，但又没有和尚们的宗教精神与哲学思想。这一风气，直传下来，实在是引起了中国知识界一大堕落。科举制度，就政治制度论，未可厚非，但流弊所至，实是大堪诟病。在唐代，不断有人反对此制度，不断有人策划改变。但大体论，此
一制度总在求开放政权，选拔贤才。一时改不了，而唐代政府，则在这一辈轻薄进士的手里断送了...”
我真的不知道这一段文字说的是谁？我真的不知道他钱穆从哪里读出了“自卑心理”？又哪里可以证明唐朝知识分子没有“一番礼教素养与政治常识”？唐朝的知识分子里，在朝的前有房玄龄，长孙无忌，魏征，后有狄仁杰，姚崇，宋璟，以及张九龄，颜真卿，哪一个不是道德高尚，才干卓越的君子？安史之乱以后朝廷式微，也还是出了裴度这样既能建功立业，又会诗文的贤相。为小吏或在野的，漂泊江湖，游于民间的人们中，李白，孟浩然，杜甫对中国文化和知识界的贡献又怎么是后世的朝代可以比拟？说这些人引起了“中国知识界一大堕落”，钱穆先生不觉得自己羞耻吗？说”而唐代政府，则在这一辈轻薄进士的手里断送了“更是不顾历史事实的胡说八道，李林甫，杨国忠，安禄山哪一个是儒生，哪一个是进士出身？反倒是安史之乱后进士出身的颜真卿，裴度，刘禹锡不辞艰难，力图收拾国家乱象，胡说他们断送国家，对得起自己的良心吗？
其实我明白，钱穆之所以有这样的言论，无非是对唐朝时科举