五则碑文管窥条山书院历史
2019-12-13 13:32阅读：
三次修建振文脉 六续膏火传薪火
五则碑文管窥条山书院历史（上）
安邑老县城中，曾有一座闻名三晋的条山书院。如今，书院早已不存，但作为安邑县城曾经的一个重要文化标志，它不应该被尘封，更不应该被遗忘。
条山书院建于何时？它是什么样子？它存续期间有什么历史往事？都有哪些人物和条山书院曾经有过关联……
为了解详细情况，笔者搜寻查阅了手头可见的相关史书。近年来出版的《运城市志》《运城市教育志》《运城市盐湖区教育志》等志书，都对条山书院有所记录，但均比较简略，难以览其全貌。
1991年由山西人民出版社出版的《安邑县志》中，除在卷六“学制略”一章中对条山书院有简单介绍外，在卷十五“文选下”中录有关于条山书院的四则碑文。浙江教育出版社1998年出版的《中国书院史资料》一书中，录有《牛运震：重建条山书院碑》碑文一则。以上五则碑文，和条山书院密切相关，通过碑文虽不能见条山书院之全貌，但可以管窥条山书院的一些历史遗痕。
三次修建
条山书院始建于何时，目前史料显示不详。从《牛运震：重建条山书院碑》和《秦恒炳：重修条山书院碑记》中可知，自清乾隆十年（1745），条山书院在存续期间，至少进行过三次较大规模的重建和重修。
一、佟濬在试院基础上的第一次重建
这次重建是在乾隆十年或十一年，即公元1745年或1746年。此次修建由当时安邑县令佟濬主持，在原有“试院”基础上修建而成。佟濬乾隆九年任安邑知县，为正蓝汉军进士。试院是旧时科举考试的场所，也是当时提督学政等主管教育官员的驻地。乾隆十年（1745），“学使者”，也就是当时的督学使者，由安邑移驻解州，从此试院闲置。其后县令佟濬将其改为书院，时间应该在当年或次年，所以有史料显示条山书院的重建时间为乾隆十一年，即公元1746年。
重建后的条山书院是个什么样子？目前没有此次修建的直接文字资料，但在《
牛运震：重建条山书院碑》一文中，对乾隆二十年（1755）第二次修建前的书院旧貌有所述及：
“为堂三重，为正堂五间，为中堂五间，为后堂五间，为复堂之皇十二间，一附于中堂之前者七，一附于后堂之前者五。为棚场二十六间，东西分列，正堂之前为亭二：一四角，一六角。四角者三间，两古柏人立，所谓双柏亭是也。为门再重，为大门三间，为仪门三间。大门之外，为坊一道。为水池，如半月形。凡此皆旧有。”
从以上文字可以勾勒出条山书院当时的样子：在书院的大门之外，有一座半月形的水池，水池和大门之间“为坊一道”，也就是有一条巷道。书院建有两重门，其中大门三间，仪门在大门之内，亦为三间。书院有大堂三重，其中正堂、中堂、后堂各五间。大堂之外，还建有“复堂”十二间，其中有七间附于中堂之前，五间附于后堂之前。在大堂的东西两侧，建有26间棚场。另外，在书院正堂之前，还建有两座亭子，一座为四角亭，一座为六角亭。四角亭有三间大，在亭子旁有两棵柏树，像人一样分立，所以这个四角亭也叫“双柏亭”。
二、李本桪进行的较大规模扩建
乾隆二十年，即公元1755年，县令李本桪主持了条山书院第二次修建。李本桪乾隆十九年（1754）任安邑知县，后升任通政司经历。李本桪在安邑任上虽然只有短短三年时间，但在其到任第二年，即着手在原有基础上扩建条山书院，历经月余便告竣工。牛运震的《重建条山书院碑》就是专为此次修建而作。此文现收录于清嘉庆六年校刊的《空山堂文集》卷九。牛运震（1706~1758）人称空山先生，他虽官阶不高，但为人正直，官声甚佳，好金石，精经术，工文章。牛运震在40余岁即罢官回乡，闭门研学，并游历四方，结交了许多天下名士，还曾主讲过晋阳、河东两书院，深受山西教育界推崇。他在河东书院讲学期间，一定到过相距不远的条山书院，与县令李本桪相熟。
关于此次扩建工程具体项目，文中记载很清楚：
“今重修者，为诸生斋舍三十二间，东斋十六，西斋十六，分列中堂后堂之傍，长竟步为角门仪门之傍，左右各一，南山为角门，正堂、后堂之后左右各二。东西出为角门，双柏亭之后，左右各一，北达于园，为庖、为茶厨、为溷、为厩、为舆皂钟师鼓人之舍，各如其位。以次而举，凡此皆新建者。”
此次修建主要是“踵而拓之，圮者新，缺者补。”意思是接着原来的建筑进行拓建，把10年来已倒塌的地方进行重新维修，更重要的是补上了以前所“缺”的诸多功能。新建了学生斋舍32间和4个角门，还建了厨房、茶舍、厕所、马厩以及“舆皂钟师鼓人”这些杂役的宿舍。于是，安邑条山书院规制大备。
在碑文中，牛运震对李本桪重建书院的初衷进行了充分肯定，对其“割廉奉千金”振兴安邑文治的行为大加褒奖，并欣喜慨叹：“今安邑诸生有其肆矣，不患不成其事。然则，安邑之文教大穰，蒸蒸益进可知也。”希望以后继任的官员都能“克慎守，勿替厥终”，他如果有事再次到安邑来，还要为“诸生督之”。
牛先生的这篇碑文写于1755年，3年之后的1758年，先生辞世，年仅52岁。3年之间，他来没来过条山书院不得而知，但这篇碑文是笔者目前所见最早的关于条山书院的记录文字，对于条山书院，先生功莫大焉！
三、秦恒炳的震后重建
条山书院的第三次修建是在道光元年，即公元1821年。此次修建由邑令秦恒炳主持，距离上次重修已经66年。竣工后刊立石碑，邑令秦恒炳亲撰碑文。如今，原碑已经不存，碑文《重修条山书院碑记》在1991年版民国23年（1934）《安邑县志》中有记载。
邑令秦恒炳，临桂举人，嘉庆十六年（1811）由猗氏县调任安邑县知县。嘉庆十七年（1812）、嘉庆二十年（1815），相继发生大地震，特别是嘉庆二十年的地震，震中就在晋陕一带。地震造成了大量建筑破坏，安邑城也不例外。道光元年（1821），秦恒炳已经“宰安邑十年于兹”，十年间，他不断进行震后重建，“凡城垣、署廨及各驿站、公馆，废修坠举，靡不次第告成”。但条山书院和文庙在震后一直未能重建，成了他的心头之痛。“自地震后，继以淫雨，文庙墙垣门坊，多所倾颓。书院房屋塌毁，剩者无几。余目击心伤，欲为修复者，久之，奈薄书鞅掌，兼之工程浩大，遂有志而未逮。”面对书院的倾颓破败，秦县令不是不想修，只是公务纷扰繁忙，而且工程浩大，心有余而力不足。
这件事在“庚辰秋”（公元1820年秋）出现了转机。这年，一位张姓官员或学者来到安邑，“历览庙院”等名胜古迹后，也对文庙和条山书院未能修复深表“慨然”，和县令有共同愿望，意欲重修。二人请来了当地绅士“共相商榷”，“无不踊跃欢欣，乐襄斯举”。于是他们立即行动，制作了募捐的簿册，在城乡募集资金，不到一个月，就募到充足的银两。于是，择吉日动工，并聘请一些历练老成的绅士来监管这项工程。由于科考县试临近，所以先修复条山书院。“其中栋梁之崩塌者重建之，榱桷之朽腐者更新之，门格之破损者补缀之，周围墙垣无不登筑严整，总期完好坚致而止。”总之，是对书院建筑进行了一次全面整修。
此次工程从道光元年（1821）正月十五动工，历时六个月完工，书院“气象焕然一新”。从此，在这里读书的人再也不受“风雨之患，尘泥之污，搬运桌凳之劳”，可以安心学业，“潜心奋志，争自濯磨，共相砥砺，处为名儒，出为名臣，以无负我皇上建立书院造就人材之至意也，岂不休哉”。这的确是一件十分吉庆美好的事情！“安邑神禹故都，三代以来，理学名臣，代不乏人，而科第之盛，甲于河东”的盛况可以赓续矣。
梁宁
摘自运城新闻网：http://epaper.sxycrb.com/wbpaper/pc/layout/201912/11/node_15.html
五则碑文管窥条山书院历史（下）
此次重修，工程浩大，不仅重修了书院，还解决了一个困扰书院已久的大问题。由于安邑城中一直没有公馆，所以新官到任，一直借书院作为临时公馆。官员家眷随从众多，“车马人夫多所蹂践”，这对书院的正常秩序造成很大影响；学生“迁移纷扰，旷日辍功”，根本不能正常读书学习。邑令秦恒炳再次和众乡绅商议，在县署东新建公馆一座。该馆宽宏壮丽，足以容纳官员家眷，书院再也不受其患，从此焕发出崭新生机。
六续膏火
条山书院自乾隆十年（1745）重建，到光绪二十九年（1903）改为安邑高等小学堂，存续时间将近160年。
书院作为一种非官办的特殊教育机构，运营经费除个别由官府拨款外，主要来源是由私人筹措捐献。条山书院160年来如何维持运营？主要是靠“膏火”。“膏火”，本指夜间读书用的灯火，后代指维持书院等运行的费用。《安邑县志》所录的四则碑文，其中三则与“膏火”有关，详细记载了不同时期的三个县令为维持书院更好运行，积极筹措膏火的善举。其实，细读牛运震和秦恒炳的碑文，我们不难知道，自书院开办之日，便有了膏火的存在和赓续。仅从五则碑文中，我们至少可以得知条山书院六次延续膏火的情况。
第一次是在邑令佟濬建成书院后。佟濬提出倡议，号召绅士富商给书院捐献款项达“千金”之多，用这些款项和每年的息资作为“膏火费”，以维持书院运营。一位名叫杜登瀛的校官曾掌管书院事务，经营颇有成果。
第二次是在李本桪重修时。牛运震所作碑文中记载：“李君以循卓列记章，行将迁去，而犹汲汲为安邑书院。至割廉奉千金，则自此以往，无不振兴其文治，以蕲作人之盛可知也。”李本桪不仅没有因为自己即将调任他处，停止条山书院建设，而是十分急切操办书院事宜，并且从自己的廉奉银中拿出“千金”捐给书院，这无疑是一笔膏火费用。
第三次是在邑令秦恒炳重修条山书院后。在碑文最后他明确提出：“嗣是延明师，设膏火，种种事宜，犹望诸绅士善其后焉。是为记。”一县之长特地书写碑文并勒石以记，“诸绅士”不可能对“膏火”一事无动于衷。此次重修碑文虽未明确提及膏火具体情况，但应该是续了膏火的，至于是筹措捐款还是邑令拿出奉银，则另当别论。
第四次的膏火便有了十分详细的记载。在1991年版民国23年（1934）《安邑县志》中录有道光四年(1824)九月由邑令刘养锋撰写的《条山书院新设膏火碑记》，碑文记载秦恒炳重修条山书院后，书院焕然一新。县令刘养锋莅任安邑，为了继续前任的功绩，使安邑之士子学业不废，在“每岁山长修脯及生童奖赏诸费均取给于有司之俸廉”的情况下，亲自捐俸倡导县中读书知大体之士绅捐银，设立膏火。“余经营久之，乃集邑中读书知大体者倡首捐输，不足，余更筹款捐廉助之，而碧泉观察、斗山司马又各捐廉以赞成之。竭两载张罗，共得银五千两，分给当商生息。乃印册薄，开列条程，归之本邑绅士，俾经理焉”。从文中可知，经过两年张罗，共筹得五千两，他们将银子存放给了“当铺”，用以生息，从而使膏火更好延续。如果说，前三次膏火的筹措还比较粗放随意，缺乏管理，那么此次“新设膏火”则以碑文形式对膏火的来源、使用做了比较明确的记录，更加正规化。
第五次的膏火也有碑文记载。《安邑县志》中还录有道光七年（1827）九月由邑令周师撰写的《条山书院膏火碑记》。
碑文记述在秦恒炳、刘养锋二知县捐俸倡导捐银作为书院膏火后，周师莅任安邑，看到书院以前所筹的五千两银两仍不能满足书院之所需，又捐银一千两，并将所有六千两银付当行生息。即使如此，他仍有所顾虑，担心存放于当商处的银两被官府挪移。于是，在碑文中他用了较大篇幅来告诫当商杜绝此种行为：“大凡书院膏火，其为官挪移因而废弛者固多，而积久生弊，废弛于绅士之侵蚀者亦复不少。其始也，不过暂为通挪，继乃久假不归，则与废于官者何异。爰进当商而勖之日：此资本六千两既付汝等，责有攸归。假令汝等借用于官，是汝做人情于官也；借用于绅士，是汝做人情于绅士也。私做人情，擅用公项，必须汝等包赔，分毫不能亏短。务使官私永绝借贷之路，膏火用垂永远之经，此则余体秦、刘二公之意，成始期于成终也云尔。”邑令的“认真负责”让人钦佩，特将此段文字引出，以表对邑令周师的敬意。
第六次膏火比较特殊，它不是邑令自捐，也不是绅士募捐，而是军用“团练银”的余款拨入。此次膏火详情在《安邑县志》中也有收录，原碑《增定条山书院膏火碑记》刊立于同治十ー年（1872）九月，邑令陶汝霖撰文。碑文叙述邑令陶汝霖为使书院维持日久，于同治十一年（1872），将办团余银二千两、钱二千四百九十五串拨归书院。先后共集银八千两、钱二千四百九十五串，俱发当商钱行生息，膏火愈充，土林咸感欣慰。
为什么会将“团练银”拨入书院？原来，书院虽然有前任刘公、周公等设立的膏火费用，但依然“生息有数，展布无从，经理者惟日久相仍，而膏火未裕，奖赏不优，诸生童往往时课时止，意殊不甚踊跃。至一切乡会路仪、中选花红，则概无少许资助，尤为邑中缺典”。邑令陶汝霖上任伊始，即“留意及此”。但当时正值太平天国起义之时，“时际艰难，官民交困，欲倡议捐助而势有不可。姑迟之久，未尝置一词”。因“匪患”猖獗，各地官绅依照上级指示举行团练，并筹集团练银。团练银暂时不用的，也存于钱行生息，作为防御费用。后来，“流匪渐次肃清，奉文停止团练，息此积于无用。诚恐日后经理不慎，将有借公营私、挪移侵蠹者情弊，因思偃武之后，莫若修文，不妨以时变通而两用之。爰邀集邑绅刘公隩同等公议将此项每年息钱拨人入书院，用增膏火奖赏，并酌给乡会试路仪以及中式入选花红等费；嗣后万一遇有军需，仍将上数款暂行停止，复以此息用充团练；一俟军务告竣，依旧归作上数款开销。如此，则息有所归，无积而不散之财，不惟免异日官绅侵渔，即肄业诸生童亦借此加意奋勉，蒸蒸日上，庶文教于焉作兴，而武备亦不至废弛矣”。
以上是笔者根据手头能见到的几则碑文整理的条山书院三次重修、六次延续膏火的情况。由于资料有限，可能挂一漏万。但仅从这几则碑文中，我们不难看出上述几位邑令对书院的重视，我们可以感受到他们对安邑文化振兴倾注的感情。
正因他们的有所作为，书院条件完备、膏火充足，才得以生存，得以发展，得以坚持到清代末年教育制度变革之时。正因有了一代又一代人坚持不懈的努力和奉献，安邑的文脉才得以薪火相传，得以繁荣发展。
摘自运城新闻网：http://epaper.sxycrb.com/wbpaper/pc/layout/201912/12/node_15.html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