解开《碧落碑》的千年迷云

2017-10-17 10:42阅读：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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文、图_寓真

解开《碧落碑》的千年迷云

《碧落碑》是我国唐代的著名石刻，先后刻于泽州、绛州两处。此碑文字奇诡，篆书古雅，受到历代学者的推重。但泽州碑是山中摩崖石刻，金元间毁于山火，因而，研究者大多关注于绛州碑，鲜有涉及泽州碑者。由于没有将两碑结合研究，金石学者又偏重于书法而未曾全面释读碑文的文义，以至在刻碑时间上产生误解，文篆作者也未能定论，对于立碑的时代背景与真实动机，以及立碑者的命运，都没有进行过深入探讨，因此留下了千年迷云。
《碧落碑》自诞生之日，即带上了神话色彩。《洛中纪异》说：“碑文成而未刻，有二道士来请刻之，闭户三日，不闻人声，人怪而破户，有二白鸽飞去，而篆刻宛然。”宋代以来凡述及此碑，必会提起这一传说，使这通古碑犹似立于云烟之中，又似一个蒙了面纱的丽人。解开千秋迷云，才能深刻了解《碧落碑》的历史文献价值。
笔者观赏此碑拓片，用心已久，经搜求资料，斟酌综理，对于碑刻来历与变迁始觉脉络清晰。一千多年中从来没有说清楚的问题，现在可以说清楚了。

解开《碧落碑》的千年迷云

解开《碧落碑》的千年迷云

一，《碧落碑》刻于何时

欧阳修《集古录》写道：“《碧落碑》在绛州龙兴宫。宫有碧落尊像，篆文刻其背，故世传为《碧落碑》。”“碑文言‘有唐五十三祀，龙集敦牂’，乃高宗总章三年，岁在庚午也。又云哀子李训、谊、譔、谌，为妣妃造石像。”
《集古录》是一部最早的金石学著作，所述《碧落碑》在绛州龙兴宫，即今之山西新绛龙兴寺。碑文所言有唐五十三年、唐高宗总章三年，即670年，这年三月改元，更为咸亨元年。“龙集敦牂”，意谓岁次午年，古有“在午之年，万物茂壮”之说。唐代韩王李元嘉的夫人房妃去世后，其子李训等为妣妃祈福，造“碧落尊像”，即道教的天尊像，并刻碑文于像背后，这就是绛州《碧落碑》的来历。
欧阳修之后，赵明诚与其妻李清照撰考古名著《金石录》，除绛州《碧落碑》外，并载有“司马山弥勒石像碑”，曰“永淳二年，篆书，旧在泽州府”，仅寥寥十数字。后人考其所记弥勒石像碑，即是泽州的《碧落碑》。金明昌五年（1194），泽州刺史许安仁撰有《碧落寺磨崖碑记》，文中写道：“唐高宗永淳二年，太尉韩王诸子训、谊、譔、谌，为妣妃祈福，因石壁刻弥勒像，磨崖碑其事于侧。”许安仁亲睹山崖石刻，并访问泽州儒生故老，检阅旧存书传，所记尤为确凿。
泽州造弥勒佛像于山崖，碑文刻在像侧；绛州造道教天尊像，碑文刻在像背。两地分别造像立碑，为何？因碑文中有“祗奉严训”一语，可知其虽然以孝子名义立碑，实际是奉李元嘉之命，前后刻碑过程与元嘉的官职迁徙密切相关。
李元嘉是唐高祖李渊的十一子。十五岁授潞州刺史，贞观十年（636）封韩王，升潞州都督，二十三年（649）加实封满千户。居潞州（今山西长治）三十余年，有地尊望重之说。《唐书》云：“高宗末，元嘉转泽州刺史。” 元嘉父子在泽州造像刻碑，正是在“高宗末”，即永淳二年（683）。这年十二月高宗薨，武则天安排她所生的三子李显继位，即唐中宗。中宗在位仅三个月就被罢黜，武则天开始临朝摄政。元嘉是中宗的长辈，在李氏诸王中资望最高，武则天进授元嘉为太尉，想安抚他，但两年之后又将他调往绛州。显然由于元嘉在潞、泽一带时间过长，武则天放心不下，调换地方，以便控制。元嘉这时也看清了武则天的居心，表面上尊崇宗室，实际将要诛杀诸王中不附己者。因此，元嘉与其子李譔预谋纠合宗室起兵，他以中宗名义下诏说：“太后必尽诛诸王，不如先起事，不然，李氏无种矣！”垂拱四年（688）秋，越王李贞与子李沖率先发兵，其他各王仓促间兵未能到，结果失败。元嘉回京师被逼自杀，其子李譔、李谌同时处死。后来到了唐中宗李显复位的神龙初年（705），才为他们恢复名誉。
元嘉的夫人，是唐太宗的重臣、名相房玄龄的女儿。《新唐书》说元嘉有六子，《碧落碑》提到的四子，应是房妃所生前四子，即：李训，封颖川王，早卒；李谊，封武陵王，官濮州刺史；李譔，黄国公，官通州刺史；李谌，上党公。咸亨元年即是唐朝开国第五十三年，房妃辞世。以四孝子为母妃祈祷为由，永淳二年在泽州刻弥勒像，像侧摩崖刻碑。元嘉徙任绛州后，于垂拱二至三年（686、687）造天尊像，在神像背后又刻祀福碑文。两碑相隔不过三四年时间，前者多佛教语，后者多道家语，碑文有异，篆字相同。
元嘉父子遇害之后大约不长时间，他们在绛州立的天尊像就被州将击毁，碑文另刻一石。过去历代金石学者，大多只是看过绛州碑的摹本，因为摹本没有刻碑年月的下款，因而容易将碑文所谓“有唐五十三祀”误为刻碑时间。泽州碑留有刻碑年款，宋、金著作中明确记载为永淳二年刻。绛州碑若是刻于有唐五十三年（咸亨元年），便早于泽碑十三年，而元嘉的任职是先泽后绛，显然矛盾。王世贞、顾炎武的跋文中，都曾指出：《碧落碑》云有唐五十三年，而《唐书》说“垂拱中，元嘉徙绛州刺史”，所说时间不合。这就成为长期以来的一个不解的谜阵。
清乾隆进士宋鉴，山西安邑（今运城）人，大学问家阎若璩学说的传人，他在《半塘闲笔》中引用许安仁语，写道：“唐韩王元嘉三子黄公李譔，为母妃房氏祈福，石刻弥勒像、摩崖篆碑；后刺绛州，又刻天尊像篆碑，文异而篆同，皆譔一笔书也。”宋鉴此论简明而切当，明确指出先有泽碑、后刻绛碑，两碑都是元嘉三子李譔一人所书。但光绪版《山西通志》引录宋鉴此文时，却加按语说：“此误。绛州刻在总章、咸亨间，乃前十年事。”其实不是宋鉴之误，而是《山西通志》之误，也是前代多家记述之误。“有唐五十三祀”是房妃逝世的时间，并非刻碑时间，原碑文如下：
有唐五十三祀，龙集敦牂，哀子李训、谊、譔、谌，衔恤在疚。置怀靡所，永言报德。思树良因，敬立大道天尊，及侍真像。
《碧落碑》开头的这段话，可作三句来读。一句说：李氏四兄弟，居丧于有唐五十三年。“衔恤”，含哀、守丧。“在疚”，居丧，在忧痛中。二句说：思念无限，感恩不尽。三句说：为祈福缘，敬立天尊像，并侍奉真容。如果用我们现在的写作方式，大致可以这样来表述：“时在大唐开国五十三年，岁次庚午，哀子李训、李谊、李撰、李谌，痛失慈母，不胜悲恸！哀思久久不知将如何寄托，感恩的心情更无法用语言表达。为祈求福缘，谨在此敬立天尊神像，并侍奉慈母真容。”碑文开头写出母妃离世的时间，并不代表后面“敬立天尊神像”的时间。因为居丧以来处在长久的哀思中，造像立碑时间便是不确定的。刻碑的年月通常署在碑末，泽州碑正因为有下款，后人才知道刻于永淳二年，已是丧后第十三年。绛州碑刻在元嘉徙绛之后，因原碑已毁，使人将居丧时间误识为刻石时间。在居丧之年，元嘉与其子并无一人在绛，之前也没有驻绛行迹，房氏更非绛州人士，若说彼时在绛立碑，可谓毫无道理。元嘉移任绛州在武则天垂拱之年，《唐书》记载甚确，绛碑必立于泽碑之后，这样才顺理成章。

二，造像立碑的真实动机

房妃随同李元嘉居潞州多年，病逝于潞州，但元嘉父子并没有在潞州为之立碑，为何等到十多年后，才在泽、绛两地祈福？通常人死葬毕，墓前并不一定当即树碑，相隔多年之后才为死者立碑建祠，这种情况并非罕见。《碧落碑》非是墓碑，而是供奉神像的祀福碑，立碑的时间与地址并无一定。就元嘉父子的皇室地位而言，凡事须合皇家礼仪，亦必关乎政局。房妃去世那些年，因唐高宗长期患病，武则天垂帘听政，元嘉父子不能不时刻牵念朝政。泽州造弥勒像、刻摩崖碑之时，高宗已命在旦夕，到绛州造立天尊像碑更是在他们策划反武则天起事之时。纪念前人，所关注的其实是后人的运遇。从两度造像立碑的时机来看，显然别有深意。元嘉父子作为唐王贵胄，为其帝业的兴衰而焦虑。从《碧落碑》碑文中亦可窥见玄机，虽以祭祀房妃为由，真实意思则是为李唐王朝的祚命祀祷。
绛州《碧落碑》的正文，大致为三个部分。第一部分，赞颂天尊。元始天尊是道教所奉的最高神祇，视之为世界的真宰。碑文多用老庄的经典语言，其中“峒山顺风”、“汾阳御辩”两个典故，分别出自《庄子》的《在宥》和《逍遥游》篇。“旷矣哉”：旷然虚静啊！“道之韫也”：大道蕴藏在此啊！“其寄于寥廓之场焉”：世界万物都寄寓于这无穷无尽的大道之中啊！文章中三个接连的感叹句，写出了跌宕气势。第二部分，赞颂房妃。自“伏以先妃，含贞载德，克懋琼仪”，写到“德冠母仪，事高嫔则”，极赞房妃高尚的贞德品质，其美好而纯洁的风度，为天下树立了人母的仪范、为妇的楷模。写了这段赞语之后，转折而说“昊天不惠，积善无徵，咎罚奄钟，荼蓼俄集”，意思是说母亲的高尚善良的一生，不但没有得到上天的恩赐，反而是种种惩罚和苦难集中而来。这里所说的集中而来的“咎罚”和“荼蓼”（苦辛）是指什么呢？除了房妃的早逝（死年四十多岁）令人伤痛之外，正是大唐王朝危难之秋，唐高宗久病、五十六岁驾崩，唐中宗立朝仅三个月被废，李氏宗室命运叵测，因此，元嘉父子处于极度的惨苦忧痛之中。接下来是文章的第三部分，表明造像立碑的本意，寄托作者的愿望，写道：
侸仪品以同焕，指乾坤而齐极。介兹多祉，藩度惟隆。如山作固，永播熊章之烈；循陔自勔，冀申乌鸟之志。
这几句话的大意是：树立礼制仪规，使之光辉四照，天地上下有望达到中和的大道。有此鸿福大祉，家国必会兴隆。国祚永固，稳如山岳，以永葆雄师的英武；努力奉养，发扬光大，以表达报恩的诚意。
解读这段碑文，不难看出元嘉父子为唐朝皇祚而祈祷的深层动机。武则天篡夺皇位之际，李氏诸王中只有元嘉的地位和威望能够代替唐中宗下诏，他还极可能利用为房妃立碑的名义，召各地人来传达诏令，谋划反武起兵之事。
《碧落碑》的文字和书法都很古雅，必出高人之手。然唐宋间对于此碑作者记述不一，欧阳修不置可否，杂语迷茫。自金代许安仁，到清代宋鉴，结合泽州碑资料，认为两碑都是元嘉之子李譔所作。我们现在通过其立碑背景的分析，又可知元嘉既命其子为房妃立碑，他对碑文亦必过目，此碑其实是元嘉父子共同成就的杰作。据《唐书》记述，元嘉少年好学，聚书多达万卷，又采集碑文古迹，得到许多罕见珍本，治学修身，端正严谨，类似寒素士大夫。他的三子李譔，聪慧而富有文才，曾为一时之秀。武则天诛杀了许多反对她篡位的人士，抄没家产时，元嘉父子藏书最多，古籍都经过审阅订定，连朝中专藏书籍的秘阁也比不上他们。两碑无疑是元嘉指使李譔所作，碑上却没有作者的任何款记，反而留下一段神话传说，假托道士上门求刻，闭门三日，篆成后化为神鸽飞去。这是不是元嘉父子故意使事情神秘化，以有利于鼓动诸王起兵呢？鉴于其刻碑的真实动机，似不妨作此臆测。
元嘉父子作为李唐宗室，深怀家国之忧，祈望于唐朝江山的稳固。然而，佛道神仙与房妃在天之灵没有能够保佑他们，两处像碑落成不久，即于垂拱四年九月，其父子一起毙命于武则天刀下。《唐书·则天皇后传》说：“自是，宗室外诸王相继诛死者，殆将尽矣。其子孙年幼者，咸配流岭外。诛其亲党数百余家。”

三，为何称之为《碧落碑》

泽州先立弥勒像，到绛州又立天尊像，其客观条件是：泽州山间原有一处古佛龛，人称石佛寺；绛州城内原有一处道观，名为碧落观。前后两度立像，各借其原有寺观所在的地址，恰好佛道并尊。元嘉移任绛州时间很短，不可能新修一座道观，旧有碧落观既是造立天尊像的前提，也是后来以“碧落”传为碑名的原因。
唐朝是三教并隆的时代。因唐皇与老子李聃同姓，太宗李世民特立老子在释迦牟尼之上，高宗尊老子为太上玄元皇帝。武则天天授二年（691），又改令佛教高于道教之上，僧尼地位提升在道士女冠之前。绛州的碧落观后来改为僧寺，据地方志记，开元年间更名龙兴寺。北宋时因赵匡胤住过，一度名为龙兴宫。靖康年间官国子监司业的董逌，号广川，撰有《广川书跋》说：“余至绛州龙兴宫，考其记，知旧为碧落观。”并说：“绛州《碧落》篆刻天尊背，州将不欲，以槌击石像，乃摹别石，因封其旧石像。今世所得，皆摹本也。”何时毁去天尊神像，碑文何人何时另刻，无从稽考，所谓“州将不欲”亦含糊其辞。“不欲”即是不喜好，然州衙的将吏为何不喜此石像，或许与元嘉父子犯事有涉。明代人的《石墨镌华》则说：“篆文原刻像背，州将以不便摹拓，别刻置庙中。”
唐武宗会昌年曾经大举拆除佛寺，龙兴寺几成废墟，而据当时旨令，石刻是容许保留的。唐懿宗咸通年间，摹刻的篆书《碧落碑》仍在龙兴寺，碑阴加刻了郑承规的正书释文，这时已经是元嘉父子被害二百年之后。为李元嘉平反、恢复封号时，以他的五子李讷继承为韩王，后裔改封恽王，唐懿宗正是以恽王即位。郑承规的正书释文碑，刻于咸通十一年（870），这时唐懿宗作为李元嘉的嫡传后人登基做了皇帝，因而《碧落碑》重新得到了尊崇。后人所撰的《金石萃编》中说：“懿宗建号咸通，此碑殆以韩王复嗣，而追崇其先祖之功德，及于遗碑，因加以释文也。”
北宋之前，《碧落碑》的碑名来源有两种说法：一说，因碑文中有“碧落”二字，故称《碧落碑》；二说，先有碧落观，后有《碧落碑》，碑由观名。欧阳修《集古录》的说法是：所刻为“碧落天尊像”，故世传为《碧落碑》。董广川亲自到绛州考察，检阅旧记，才确知在《碧落碑》之前已有碧落观，其说遂为后人认同。清雍正进士、乾隆吏部尚书汪由敦，所撰《松泉文集》中说：以《碧落碑》篆文验之，立像为“大道天尊”，并不是“碧落天尊”；文中仅有“栖真碧落”一语，既非全文结束，亦非文中要语。因此，碑名缘于文中有“碧落”二字的说法显然谬误。先有碧落观而后为碑名，可为定论。
泽州的《碧落碑》，宋代之前不曾以碧落名之。查《泽州府志》，将近晚唐时，约在元和至长庆年间（820年前后），皇甫曙任泽州刺史，留有《石佛谷》诗。这是在元嘉父子泽州刻碑一百四十年之后，石雕弥勒佛像与摩崖碑依然完好。皇甫诗描写佛像曰：“金仙琢灵像，相好依北壁。花座五云扶，玉毫六虚射。”可见雕刻精美非常。诗中对篆书碑也极力赞赏。但写到石佛寺，却说：“土僧何为者，老苍毛发白。寝处容身龛，足膝隐成迹。”看来唐代时那个石佛寺很小，僧庵仅有容身之地。百余年后到了五代晚期，后周广顺年间（951——953）有普龙和尚从五台山来，扩建佛寺，徒众日增，但仍然没有碧落寺这个名称。又百年后，到了北宋庆历、皇祐年间（1050年前后），泽州名儒刘羲叟携拓本赴京辨识，“养在深闺人未识”的泽州摩崖石刻，这时才得以走出荒山。
刘羲叟是泽州一位奇才，当时称他“博涉经史，明于治乱”，“尤长于星历、术数”，“通天人祸福”，观察天象，预测世事，所言很准。庆历年间，欧阳修在朝任职谏院时，因麟州（今晋西北与陕西交界一带）存废一事，奉命到山西考察，路经泽州，偶尔发现羲叟其人，即给朝廷上了《举刘羲叟札子》。经欧阳修力荐，羲叟被起用为编修官，升秘书省著作郎，参与修撰《唐书》，专修《律历》《天文》和《五行志》。羲叟作为泽州名儒，自然也爱重司马山摩崖唐碑，但不能通识，授编修后携带碑拓赴京，请宋祁辨识、作出了释文。欧阳修时已外任滁州，宋祁为龙图阁学士、史馆编撰。之后有泽州太守宋选，嘱其从侄宋敏求将宋祁的释文写成隶书，立在了泽州府衙中。宋敏求善作书法，也曾任龙图阁学士、参与修《唐书》。泽州府衙的释文碑应写于宋敏求任大学士之前，约在宋治平年间（1065 年前后）。原在荒山深谷的摩崖碑刻，许多年间被当做一个莫名其妙的古迹，人不明白刻的什么内容，自释文刻石立于府衙之后，名声渐而远播，学界才知道泽碑与绛碑有着同气连枝的关系。
到了金代，称泽州摩崖碑亦为《碧落碑》渐成习惯。“碧落”原是道教用语，本不为佛教所用，其碑闻名之后，山崖的石佛寺才随之更名为碧落寺。就现存诗文资料，碧落寺之名始见于金代许安仁的《碧落寺磨崖碑记》。其文记述，宋治平年间赐有“治平院”门额，金明昌五年山僧慧深增修了山堂，寺院已具相当规模。
约在金、元之间，泽州碧落寺遭山火，摩崖碑随后亦毁。明嘉靖十二年（1533）张宗明撰有《碧落寺西阁记》，记述了正德到嘉靖年间的一次寺院大修。此文前一部分写道：
寺坐连氏村下，西北有水界山，经寺南流门稍东，双桥其上。上桥，下路，入寺，房数楹为南殿，复道桥北稍东为旧阁。阁对松栝几万株，苍翠铺于殿。之后为东西阁，望此寺之奇观处也。阁旧为殿，殿旧为石龛，龛前石壁，直立数仞，磨崖碑刻其上，火毁，今不复存，文亦鲜传，吾家仅储楮本耳，惜哉！龛左右，石如镜，存篆隶行草字十数种，书咸如法，此寺之奇玩处也。
明清两朝，碧落寺极为兴隆，既得山水幽胜，寺庙建筑亦蔚为大观。张宗明所说佛龛左右篆隶行草十数种，为元、明文人留题。元代泽州名儒李俊民有诗写道：“何人开山祖，妙处发天秘。悠悠岁月深，剥落磨崖字。”可知元代摩崖碑虽经山火，又为风雨剥落，残字尚见。清康熙朝名臣陈廷敬游碧落寺时，却已陈迹杳然，不禁有惆怅之感，其诗云：“碧落天边寺，青山有梦寻。”“到来想陈迹，黄叶满前林。”
《泽州府志》纂于明代，增修于清雍正十三年（1735）。其《山川·凤台县》记云：“碧落山，县西北十五里。覆岭千松，寒翠弥谷。每阴晦，云即离离然。一名卧云山，下临碧落寺，后石佛谷。东接司马山，二山缀属，城堞屏翳。”又记：“司马山，县北十里，魏司马懿封长平侯，尝登此山。”志书中所绘地图，亦分别标有两山。但查宋金以前的诗文，却未见有碧落山之称。赵明诚记摩崖碑所在为司马山，许安仁所记仍是司马山，明嘉靖年张宗明记碧落寺所在“乃司马山西一支山也”。可知司马山由来已久，邻山统称司马山，明代之后因碧落寺隆兴，才有碧落山之名。
综上所述，两碑的变迁情况可以这样概括：泽州刻弥勒像，摩崖篆文，所在原属司马山，后名碧落山；绛州刻天尊像，像背篆文，所在先为碧落观，后改龙兴寺。泽碑先刻，知名在后；绛碑后刻，闻世在先。若是从后溯前，碧落山因碧落寺而名，碧落寺因碧落碑而名，泽州碧落碑因绛碑之名而名，绛州碧落碑因旧有碧落观而名。正是名碑两刻，泽绛同辉。

四，《碧落碑》的历史文化意义

新绛龙兴寺、晋城碧落寺都已成为旅游胜地。观光之同时，更值得我们尊崇的是《碧落碑》的文化价值。
其一，关于文字。研究《碧落碑》，涉及古文字问题。除专家外，对古文字这门学问似乎大多不甚了解。我也是因近年涉猎金石，才悟出保存古文字的意义。一是学术意义，古籍和古文字是古文化的载体，要学习和继承传统文化就不能把古文字丢失。古文字学可能关系多种学科，不啻是考古和历史。二是国粹意义，方块汉字是我们祖先的天才创造，缘于文字统一而有民族统一，而有几千年未能中断的中华文明。保留古文字，研究先人造字的方法，及深凝其中的思想内涵，可以了解中华文化的渊源，从而增强传统理念和爱国感情。三是审美意义，汉字起源于图画，扩展为“六书”，形、音、义的构成饶有趣味，加之悠久历史的沉淀和泽润，古文字虽然不再为我们写作使用，它却成为了富于美感、可资欣赏的艺术品类。
我国古时有仓颉造字之说，传说仓颉是黄帝的史官，可称为初创象形文字的主要人物。周朝已有“六书”：象形、指事、形声、会意、转注、假借，这是古代文字的六种来源。周宣王时，史籀将仓颉文字进行整理修订，作《大篆》十五篇，史称《籀书》。秦始皇统一中国，实行“书同文”，李斯等创小篆，又称秦篆。著名的《石鼓文》、《诅楚文》，是秦国早期石刻，《峄山碑》即是李斯小篆。按照过去的小学，将古文字分为三个阶段：古文为上古，籀文为中古，小篆为下古。《碧落碑》杂用了仓颉、史籀、秦篆三个时期的古文字，假借、转注甚多。许安仁说：“其书杂大小篆、钟鼎之款识，铸石室之所藏，与夫石鼓、诅楚、峄山等刻，囊括殆尽。”
宋敏求的泽碑释文，今已亡佚。郑承规的绛碑释文，尚有文本传世。清代金石学家钱大昕所写《碧落碑》跋语说：“篆书奇古，小儒咋舌不能读，赖有郑承规释文，稍可句读。”经后世金石学者辨识，原释文也有多字之误，例如：“仙”误为“山”、“同”误为“洞”、“叩”误为“叨”等等。有一字篆为两个“⊙”并列，郑释为“邻”，后人有释“讙”，有释“曜”，至董广川改释为“品”，文句始觉通顺。顾炎武曾经纠正过释文的几个错字，钱大昕又指出顾释有误，如“直书心事”句中的“书”，顾误为“言”。又有一字为“逮”上加“艹”头，郑释为“建”，顾释为“逮”，钱解为古“及”字。钱大昕多年研习此碑，解释有据，而且更合文意。可见古文字辨识之难，诚如董广川言：“后世不识古字而妄议者可以叹也！”
宋代郭宗恕著《汗简》，至今为学术界所推崇的一部文字学专著，其中收录了《碧落碑》的古字。清初闵齐伋、毕弘述编撰的《六书通》，也把《碧落碑》作为字源之一。《六书通》所搜集古文字的来源包括钟鼎、古石刻、秦汉印章等，是一部流行很广的古文字字汇。从《汗简》到《六书通》足以证明，《碧落碑》对于我国古文字的保存，具有极其重要的文献价值。
其二，关于书法。以周钟鼎、秦刻石为标志的古雅篆书，汉魏以后已趋衰微。到了唐代，唐太宗嗜好王羲之，极誉《兰亭序》，形成了法书风尚，行、楷、草名家迭出，而对于钟鼎款识几无人问津，李斯刻石也大抵毁于唐时。《碧落碑》在这种情况下出现，显得卓然高大，具有独特的书法艺术价值。汪由敦《松泉文集》中，还有一段关于《碧落碑》的评骘，值得玩味：
自汉以来，草隶盛行，篆法惟习《说文解字》。古文、籀书几于中绝。所传阳冰、二徐及梦英辈，大率皆《峄山》一种，以匀圆齐整为上，不知古人繁简参差，惟意所适。按之《石鼓》及夏周以来器物款识，尚可推其遗意。此碑超出相斯窠臼，笔法亦自深稳。意训、譔弟兄皆振奇好古之士，杂取籀文，兼及小篆，加以诡辞标置，骇动世俗，如道士白鸽神异，故有名当代尔。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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