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试析王安忆中篇小说《叔叔的故事》的叙事艺术 (第三部分)

2013-05-29 13:10阅读:
三、《叔叔的故事》的叙事话语
(一)拒绝感性的议论型叙事话语
小说在叙述叔叔的故事的时候首先是将故事的叙事话语构建在一个开放的、对话的、怀疑的话语语境中,作者王安忆、叙述者“我”、读者都是可以开参与叔叔人物形象的塑造的,作者借助“我”来塑造叔叔,但“我”在故事中承担了情节故事的,所以这时的“我”就不是王安忆,但开篇关于不讲这完这个故事,自己就是无法再讲其他故事的“我”,笔者通过王安忆个人的回忆访谈,我们是可以得知此时的“我”与王安忆是合一的,但随着故事的展开,王安忆开始于“我”分离,并始终保持应有的距离。原因就在于叙述者“我”心目中的叔叔是小说里的叔叔,是“我”的叔叔,这个叔叔是虚妄、荒谬、不真实的。而作者心目中的叔叔可能是自己在现实中真实遇到过的叔叔,这个叔叔可能并不会不快乐,也可能还未发现自己是一个不幸的人,当然也不会像小说中的叔叔表现出如此之多的虚妄的事。但以上这些并不能证明王安忆现实中遇到的叔叔就不虚妄,只是并没有像小说中这样“艺术的虚妄”罢了。小说中的虚妄并不影响现实中虚妄,就像小说中的叔叔虽然并不是那么地真实,但并不影响读者来相信虚妄的叔叔在现实中大有人在。
而这些可以说都是因为小说中开放的、对话的、怀疑的话语语境,小说的最初本意就是要读者参与进来思考叙述者“我”所塑造的叔叔,进而从艺术中的虚妄回归现实中虚妄,通过对艺术中不真实的批判回归现实生活中的真实,进而反省自身甚至周围的人是否也有叔叔的影子。这里面恰恰包含了一种真实的、理性的、可信的话语姿态,这个姿态是作者王安忆的,是作者借助对叙述者“我”的批判传递给读者的,是作者要求读者在面对这些可能并不那么真实的叙述材料的时候要保持一种阅读的距离、思考的距离和批判的距离,唯有如此,我们才能得出真实的、理性的、可信的信息,才能把握那个时代的脉搏,察觉这个时代的人与那个时代的潜在关联和潜藏的精神危机。
(二)个人对时代反省的叙事话语
可以这么说,《叔叔的故事》正是王安忆站在个人的立场上对那个时代所做出的反省。这种反省是从两方面进行的,小说一方面以一种类似弑父的行为来换取叙事者的自我精神救赎,因为那
是关于叙述者“我”父兄辈人物的无情解构,是我们这一代年轻人精神领袖式人物的残酷揭露,在这揭露的过程,“我”发现了与叔叔精神的相似交叉,小说的结尾是叔叔再也不会快乐,而“我”讲完叔叔的故事后,“我”也再不会讲快乐的故事了。我为什么不会将快乐的故事了,是因为“我”发现叔叔的故事远没有完,小说中的叔叔是不会快乐了,但现实中其他的叔叔呢?在这里,也可以说叔叔是那个时代人格化的形式,叔叔的悲剧及其精神世界的虚妄,也反映了时代的可悲之处。
叙述者的自我救赎就是建立在清楚地看到这一切的基础之上的,当叔叔所有的那些虚假的神圣与高尚都被拆解掉了,同时也显现出那个时代的荒芜与丑陋,而且这种荒芜与丑陋还延续到了今天,例如小说中的“我们讲故事的人,总是摆脱不了那个虚拟世界的吸引,虚拟世界总是在向我们招手。我们总是追求深刻,对浅薄深恶痛绝,可是又没有勇气过深刻的生活,深刻的生活于我们太过严肃,太过沉重,我们承受不起。但是我们可以编深刻的故事,我们竞赛似的,比谁的故事更深刻。”[9]我们只追求深刻、欣赏深刻,但当我们自己也来严肃、深刻的时候我们却发现我们自己也是做不到的。在这里,我们就不难发现作者其实是在借助叙事者“我”向我们展示一个几代人的悲剧。对于这个悲剧的出路,王安忆告诉我们要反思之外,好像也给不出太多的答案,这就难免要不快乐了。就像开头说的“我一直以为自己是快乐的孩子,却忽然明白其实不是”一样,这个原本好像精神并不会荒芜、虚妄的年代,其实,我们发现并不是。
《叔叔的故事》是王安忆在经历了80年代的喧嚣与浮夸之后的一种冷静的思考,在那段岁月中,全国人民的思想都在接受一种前所未有的冲击,来自西方的各种思潮,在这个国度里快速地传播、扭曲、变形;这种畸形的消化过程难免有时会出现消化不良的现象,况且还是在一段国人不愿多谈甚至就根本就避而不谈的时代记忆下进行的,我们很难想象当时的人们是如何抵挡住这两种来自完全不同文化背景的力量的撕扯的,尤其是知识分子。王安忆在《叔叔的故事》中就是决绝地赤裸裸地揭掉这层伤疤——避免撕扯而宁愿虚妄的大伤疤,虽然在揭伤疤的过程中,王安忆并没有提出任何疗伤的方法,但是,王安忆自己也揭了自己的伤疤,至于如何为自己疗伤,或许这就是她在那长达一年封笔的时间里思考的最多的一个问题吧。
王安忆想要抵抗虚妄,这在《叔叔的故事》中的“我”的身上是表露无遗的,因此,王安忆在当代文学史上,无疑也可以算是一位相当成功的女性作家,当然,加上“女性”作为作家的修饰词好像是在有意强调王安忆的女性视角,其实不然,这位女作家的视角在某种程度上已经超越了很多男性作家,“早在80年代是时候她就更多地关注广阔的社会、人生。从最初的写‘知青’回城的矛盾、苦恼的《本次列车终点站》到《雨,沙沙沙》中的那种人与人之间的如同路光暖和美的气氛;从《小鲍庄》中那种对儒家文化的‘仁义’的困境与崩溃的理解到对《好婆与李同志》、《悲恸之地》中上海这座没有‘根基’的现代都市的文化特征和深层性格的刻画;以及86年引起很多争议的‘三恋’(《小城之恋》、《荒山之恋》、《锦绣之恋》”[10]再到90年代初的这篇重新塑造自己精神支柱的《叔叔的故事》,我们发现了王安忆做的很多探索。继《叔叔的故事》之后,王安忆在精神探索方面还陆续写出了《乌托邦诗篇》、《纪实与虚构》、《“文革”轶事》和《长恨歌》等,这些都是王安忆对这个时代的反思和负责的最直观的表现。
参考文献:
[1] 陈思和.中国当代文学史教程 [M].上海:复旦大学出版社,2011,343
[2] 张新颖,金理编. 王安忆研究资料 [M].天津:天津人民出版社,2009,521
[3] [4] [5] [6] 王安忆.叔叔的故事 [M].北京:人民文学出版社,2006,5,12,2,2
[7] [8]〔英〕拉曼赛尔登,彼得威德森,彼得布鲁克.当代文学理论导读 [M].北京:北京大学出版社,2006,41,42
[9] 王安忆.叔叔的故事 [M].北京:人民文学出版社,2006,85
[10] 洪子诚.中国当代文学概说 [M].北京:人民文学出版社,159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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