卢沟桥事变与北平学生军训
2022-08-30 15:57阅读：
【前言】
今年是“七·七”事变83周年。特从我岳父王金泉的遗稿中摘录一篇短文于此，以纪念我岳父和我父亲他们这一代曾为抗日奉献过青春的前辈们。
卢沟桥事变与北平学生军训
王金泉遗像
一九三七年七月七日卢沟桥事变，抗日战争全面爆发。此时，我正在北平西苑接受军训（曾因日寇干涉改为学生“民训”）。参加这次军训的，是北平各大学的二年级学生和各高中的全体学生，共四千多人，浩浩荡荡的一大片。这些参加军训的学生，后来大多数都投笔从戎，成为了抗战的有生力量。
军训的队长、教官都是二十九军的干部。三十七师师长冯治安担任纵队长，是军训的总负责人。军训的日常具体事务由副纵队长何基沣主持，他是二十九军一一〇旅旅长，很有才干，英勇善战，在队伍中被称为“何阎王
”。
在训练时，何副纵队长给我们讲，现在局势很不稳定，大家要注意，安心训练，不要惹事。因为那时日寇到处挑衅滋事，哪里有日寇，哪里就出乱子。使馆区的日军曾公然到长安街进行步兵坦克协同巷战演习，二十九军也在北平城内针锋相对地进行了带示威意义的大刀队演练。
他还说起，一两年前，日军为收买拉拢，曾以“亲善”为名邀请张自忠等将领赴日参观，他亦随行。不参观还可，一参观越感到愤恨。到日本参观时，明显感到日本鬼子的目的就是拿他们那些先进的战列舰、航空母舰、飞机、坦克和现代兵工厂向我们炫耀，关键的地方根本不叫看，让看的只是表面的东西。而且看的时候还不准记录，不准照相，什么实质性的材料都得不到，所以等于没有参观，空手而回。何副纵队长为之刻骨铭心。
他回来后，部队转驻丰台。丰台的日本军人蛮横无理，随时扰乱市区，危害民众，其上级领导不予过问，听之任之。而何旅寸步不让，日寇的非法行为都要受到严厉的制裁，日寇也不敢硬顶，只能以“驻丰台日军感受到二十九军威胁”为理由，再三要求二十九军让出防地，最后终于胁迫北平军政当局把何旅驻地移至北平西苑。
无独有偶，西苑的日寇驻军一样无法无天，为所欲为。尤为甚者，每日派出浪人四处骚扰，找茬寻衅闹事。何副纵队长说，你们不要靠近他们，以免吃亏。我要派两个团和日寇周旋，一个团保护你们，不要怕。就这样，何副纵队长一方面给学生们报告了形势，另一方面也鼓舞了学生们的士气，给学生们壮了胆。
这次军训很严，完全按正规军的要求操练。当然，要让学生们通过短期军训，就从自由散漫而转变为循规蹈矩，达到合格军人标准，显然是难乎其难的。
刚开始训练时，就起了点儿纠纷。最初的训练科目是队列操练的各种动作，如立正、稍息、向左向右转等。这时，有的队里就发生了麻烦。一个队在操练立正时，要求动作要规范，而学生们总也作不好。教官再三纠正指导，而学生就是不听。教官在一个学生胸前推了一下，学生不答应了，说教官打了他，就嚷起来，说，你为什么打人，我是来受训的，不是挨打的。部队打人，这是成了法西斯部队。教官说，我推了你一下，不是打你。在这个队产生的纠纷，立即影响到附近的队，又马上蔓延到所有的队。有的说是打了，有的说只是推，就吵得不可开交。学生人多嘴快，不管见到没见到，都说是打了。教官们没有办法，全场乱成了一团。
就在这时，何副队长来了。执行官大声喊了声“立正”，全场立刻静悄悄地都向指挥台上看。何副队长不慌不忙地走上指挥台，说了声“稍息”，把全场的气氛缓和了一下，然后解去领章，卸下佩剑，沉重地对大家说：“我训练无才，军官任意打学生。学生是国家栋梁之材，怎么能打呢。”接着，他完全站在学生一边，把教官训了一顿，而且马上叫护兵把那个教官拿下送到军法处去。然后问学生：“你们还有什么意见，没有意见就继续训练。”学生们获得胜利，兴高采烈，而且训练也认真了。
这件事表明何副队长是个很有能力的人，他对迅速平息混乱局面很有办法。其实，把那个教官送到军法处去，也未见得真的要实行什么军法处置，但这个做法却使矛盾得到圆满解决，让学生们心服口服，清除了怨气，保证了军训的正常进行。
学生军训要求之严，不亚于正规部队的训练。由以下几件事可见一斑：
有一天，在操场出操，天不作美，慢慢下起了雨。开始雨不大，还不妨碍照常出操，以后则越下越大，大家就吵吵了起来。忽然听得收操号吹起，各队急忙收操。何副队长在领操台上喊：“不准跑，不准乱！进营盘部队要整齐！”即使如此，在最前面进营盘的第一队还是稍散乱了些。学生们着急避雨，都没有太经意。不料何副纵队长在后面望见，就把已进营盘的第一队所有人员喊住，一律不准进屋，立即在门口列队。何副纵队长命令：“你们挨个跪在雨地，多会儿雨停了，再自动起来回房去。”后面跟着回来的各队看到第一队受罚，觉着好笑，也不敢吭声。一直到雨停了，一队的教官和学生们起来回营房，已经一个个都淋得落汤鸡似的了。
还有一次，眼见北边乌云滚滚，马上要有大雨到来，都在担心要被雨浇，盼着赶快收操。却听号声响起，一声令下：“向北前进，向大雨冲击！”大家这才明白，不仅收不了操，反而是要冒雨行军了。只见部队出操场一直向北，直朝着乌云开了过去。不一会儿滂沱大雨就下来了，平地雨水横流，满路泥泞，水深逾尺。大家行走艰难，一步一跋涉，但想到“山雨欲来风满楼”的举国危难形势，想到要肩负民族兴亡的责任，全体学生没有一个叫苦的。行军回来到营盘，见门口放着两大锅煮好的姜水，不管谁，进门前一人两碗。都说学生们体格娇贵，弱不禁风，可这样折腾了一通，到第二天，没有一个闹病的。这件事，既让我们感受到了军训的严格，也体会到了队长对学生们的关心爱护。
又一次，向红土山行军。天气炎热，大家汗流满面，还得带小跑地往前。待攀到山顶，全身上下都叫汗水浸透了。闻令让在山顶原地休息，大家都有气无力地趴到了地上。这次训练何副纵队长并没有随队同来，但早在从营地出发时，他就曾指示：到山上后，要严守纪律；注意安全，不准乱跑。可到了山上，大家就早把“何阎王”的话忘到九霄云外了。在山顶休息不一会儿，有的人歇过气来，看周围峰高岩峭，风光秀美，就老实不住了，野性大发，东攀西爬，满山头乱跑乱窜起来，完全忘记了曾有“注意安全，不准乱跑”的命令。就在这时，何副纵队长仿佛从天而降，忽然出现了，喝住一个正在疯跑的学生，大声问：“你是哪一队的？”学生说：“第二队。”于是他就命令去找二队的正副队长来。二队的队长也没有料到何副纵队长忽然亲临野外训练现场，暗说：“糟了，他怎么来了！”他们没有想到，训练队伍前脚离开营地，何副纵队长也随后赶来，在山凹里看见了学生们在上面乱跑乱闹，顿时怒火冲天。还没见到违令的队长之前，就已经叫护兵去老乡家借扁担，扁担没借到，又让给他折一根树枝来，护兵折了一根给他，他说不行，嫌太小，自己去折下一枝粗大的。二队队长一来，他抡起树枝就打，自己打了一气，累了，又叫护兵接着打。打了好一阵子，才训斥道：“知道你们带的是什么人吗？他们是国家的人才，是将来振兴民族的栋梁。你们这般不负责任，叫他们在山上乱跑，一旦出了事，你担待得起？！”最后，这个队长是由一付担架给抬回去的。这事给了学生们一个深刻的教训。
卢沟桥事变终于爆发了。
那是夏季里炎热的一天，凌晨，天还不太亮，一颗炮弹曳着红光从营房上空飞过，声音很响。那时，大家警惕性都很高，一听见炮声，马上翻身起床，直奔操场。接着见一辆小汽车戛然而至。一看，是何付纵队长到来。他一下车就问：“听见没有，知道这是什么声音吗？”学生说，是日本人向我们开火了。何付纵队长又问，日本人向我们开炮，你们怕不怕，如果不怕，我保证你们军训完毕，如果害怕，咱们马上解散，你们各自回去。学生齐声说，不怕，我们也要参战。何付队长，这不行，你们学生不能参战。西苑一带有数千个日本鬼子，我们一个个都能把他们杀掉的。我这就去卢沟桥督战，你们好好练吧。随即，何付队长就去了卢沟桥。
后来，我们陆续获知了卢沟桥事变的过程。
卢沟桥是北平的西南门户，平汉铁路的咽喉。到卢沟桥事变前夕，北平周围通州、丰台、南口、卢沟桥这四个重镇中，有三个已经被日军占领，只剩下卢沟桥成为北平与外界联系的唯一通道。如果卢沟桥失守，北京将成为一座孤立无援的死城。至一九三七年五、六月间，在卢沟桥附近，日军每隔三五天即演习一次，都是以攻占卢沟桥为假想目标，荷枪实弹，不分昼夜。但是，卢沟桥不是那么好对付的，因为当时，守卫卢沟桥的驻军就是我们何副纵队长担任旅长的29军37师110旅。
事变的前一天，驻丰台日军向中国守军提出，要求通过宛平县城到卢沟桥以西的长辛店演习，对于日军如此无礼的挑衅，中国守军当然予以拒绝。
次日（七月七日），日军未经中方许可，擅自在卢沟桥周边演习，到当晚10时左右，二十九军37师师长冯治安（即我们军训的纵队长）接到日本方面电话，说日本陆军一个中队在卢沟桥演习时，有一名士兵失踪，要求进入宛平县城搜查。
这显然是无中生有，借以挑起事端的谎言。遭到我方严辞拒绝后，日寇的阴谋开始实施。
午夜时分，蓄谋已久的日寇终于公然在卢沟桥畔发动了军事进攻，我军也终于打响了抗战的第一枪。
在这种情形下，何基沣旅长亲临第一线指挥，向挑起战火的日军猛烈还击。在他的指挥下，官兵奋勇杀敌，还击毙了日军指挥官松游少将。
据说，日本人曾夸口三天之内占领卢沟桥，何付纵队长则说，你若能占领，我三天之内必能收回。果然不出几天，日寇占了卢沟桥，我军一个猛攻，又把卢沟桥收了回来。日军指挥官，一个名叫田代的中将，因此剖腹而亡。
卢沟桥开战后，二十九军将士英勇战斗，展现了大刀片的威风。当时把北平的那些磨刀师傅都集中到西苑，在营盘的操场上为二十九军的大刀开刃磨刀。一时间满操场磨刀霍霍，一片杀气。西北军的大刀早有威名，喜峰口一战就是以大刀片为武器战胜了日本洋枪洋炮，这次在卢沟桥更是使鬼子闻风丧胆。有一个战士，挥大刀一连砍了七个日本兵，自己的一条腿也被打断了，抬下战场后，他抱着自己的腿大声喊：“杀敌！杀敌！”还说，治好腿，还要杀鬼子！军训的学生们当时也积极要为抗战出力，搞宣传，抬伤病，守护伤病员，慰问部队，也受到深刻的教育。有一个女学生为那个战士奋勇杀敌精神所感动，表示要嫁给他，齐心抗战。至于后来是否如愿，就不得而知了。
在英勇的中国军民面前，日寇节节败退。日军为不吃眼前亏，提出了谈判请求。
何基沣旅长临危受命，代表我方与日方谈判。谈判时，日方提出了中方撤出宛平城和向日方赔礼道歉的无理要求。何旅长听了拍案而起，怒斥道：“中国人不是好欺侮的！中国的军队也不是好惹的！中国的领土一寸也不能让人践踏！这次卢沟桥事变完全是你们有预谋、有计划的侵略行动，是日方集结军队向宛平首先开火，明明是侵略行为，应向我方赔礼道歉，并保证以后不再侵略，否则就消灭你们！”话刚说完，何基沣就拔出手枪往桌上一拍。日方代表理亏胆怯，再也不敢开口。消息传出，国人振奋！
日寇请求谈判的真实目的是拖延时间，就在谈判期间，日本鬼子把他们囤积在天津和山海关等地的兵力一车一车地运到丰台。到七月底，日寇兵力充足了，就翻脸又打了起来。
有一次何副纵队长回到营盘，曾气愤地说：要不是上级强令收兵，我就把那些鬼子杀光，让他们再也无力作战。现在上了鬼子的当了。
后来，日军增兵越来越多，孤军奋战的二十九军不得不撤出了卢沟桥。
在此之前，学生军训也早已宣布结束，局势日益紧张，各个大学纷纷撤离北平，迁到大后方去。一些学生随学校转赴西南、西北；也有不少学生投笔从戎，直接投身到了抗战的队伍中。
【后记】
在岳父的遗稿中，还有关于“七·七”事变后他参加抗战的经过，一并摘录如下：
在集训时，我曾接到“母病速归”的电报，因为局势紧张，也未能回家看看。集训结束后，学校停课，学生们各奔东西，我惦念母病，归心似箭，不顾路途险阻，匆匆扒上火车，绕道大同返回晋南。
路过太原时，见到我中学的一个挚友宁德青。他们正在等着成立支队打游击去，约我同行。我因惦念母亲病重，急于要回家探视，就答复说：“我得回家看看，眼下不能去，后会有期，愿不久再见。”然后分手了。不想就此分道扬镳，各自走上了不同的道路。
回到家中，母亲已经去世，临终我也没能见上一面，没能说上一句话，这使我遗憾不已。更遗憾的是，母亲一生连一张照片也没有照过，她去世后没有遗像供我们瞻仰，真让人痛心之极。悲痛而简单地安葬了母亲以后，眼见得局势日益紧张，听说太原也已不稳，心系国难，便又离乡奔赴西安。
当时烽火遍地，学校也难逃一劫，纷纷迁移。平大、师大、东大等三所大学合并为西北联大，也迁到西安。此刻抗战烈火已经轰轰烈烈地燃遍全国，报纸上用头号大字报道着各地的战况，只见军队节节后退，后方已经无法再读下书去，从各地流落到西安的学生不少。恰巧这时（1937年11月）北路军前敌总指挥部在西安招收军政人员。北路军前敌总指挥是傅作义，一年前，他率部挫败日寇，收复百灵庙，取得大捷，抗战有功，有口皆碑，我也仰慕其抗战英雄之名，不管他在天南地北，我反正要到前线去，就向学校办理请假手续，报了名。被录取后，我成了一名抗战的士兵，实现了投笔从戎的愿望，愉快地穿上军衣，走向晋西北前敌指挥部所在地——柳林镇，在三十五军政治部，开始了抗战生涯。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