命运随着时代转：1952年院系调整
2013-09-13 12:40阅读：
1952年，中国高等教育界发生了一件大事，就是院系调整。各个大学的院系按照党的意志进行了大调整。调整之后，北京大学调出了医科、工科、农科，由综合性大学变成了文理双科学院，清华大学调出了理科、文科、医科、法科，由综合性大学变成了工科大学。从此实现了政权对高等教育的彻底控制。
院系调整是大事件，它不仅改变了我国的教育生态，也改变了一大批人的生活道路。吹响了任意拨拉人的号角。那么，置身其中的被调整者，又是如何呢？有很多人讨论过学者的命运。今天我们看看被调整的学生们的命运！
陈宗振，著名突厥语专家，本是北京大学东语系维吾尔语专业学生，1952年调入中央民族学院。下面是他2011年初应邀给我写的回忆。
关于1952年院系调整的回忆
陈宗振
1952年暑假期间，因高教部决定进行全国高等学校院系调整，北大东语系少数民族语言各科调整到中央民族学院少数民族语文系。当时已经由清华大学调整到中央民族学院并担任该院副院长的著名社会学家费孝通教授代表中央民族学院来到北大东语系，召集维吾尔语科、蒙古语科、朝鲜语科、藏语科、苗语科等各科师生开会，作院系调整的动员。会议由东语系主任季羡林教授主持，费孝通教授传达了关于东语系少数民族语文各科调整到中央民族学院的计划。然后让大家发言。首先蒙古语科的外籍教授说：“我是贵国高教部聘请来讲授我们蒙古人民共和国语言的教师，我不是贵国的少数民族，所以我不能到贵国的中央民族学院去。”他这么一说，我想，人家说得对啊，
我们的政府和高等学校怎么政策水平如此之差，让人笑话，也让人不满呢？此时，朝鲜籍的朝鲜语教授柳烈先生虽然没有说话，但面露笑容，可能也有同感，认为东语系教授的是外国语，不应该都作为少数民族语文而统统调整到中央民族学院去。其他教师和同学们都无异议，表示服从国家安排。
当年9月12日我们维吾尔语科的一、二年级同学就带着行李乘车到西郊中央民族学院去了。这些同学是：二年级的高士杰、易坤琇、张敬德、雷选春、陈宗振，一年级的王一之、赵启汉、张振东、李远明、潘振宇、郭瑛。当时，三年级的同学正在新疆实习，他们是：博大公、耿世民、陈俊谋、魏萃一、刘学贞和李进。他们和另一位因病没有去新疆实习的同学安素英，后来都到了中央民族学院。三年级原来会说维吾尔语故不愿继续学习维吾尔语而转学医的安浩学、转学美术的穆生贵（后更名为“穆宏”）二人就离开了北大到院系调整后的北京医学院和中央美术学院学习了。一年级的戴济凯（他父亲是安徽大学教授），也不愿到中央民族学院就转到安徽大学学俄语去了。我们的老师李森副教授也调整到了中央民族学院。而郭应德老师被留在东语系了。
在此之前，1952年春，中央民族学院聘请东语系藏语文专家于道泉教授讲授藏语文，所以，东语系藏语科的三年级学生黄文焕、张西申和二年级学生黄不凡（后更名为、“黄布凡”）、罗秉芬四人都随于先生到中央民族学院听课了。院系调整后他们就正式成为中央民族学院的教师、学生了。
1952年秋，与我们维吾尔语科师生同时转到中央民族学院的还有彝语专家马学良教授，彝族学生安荣，苗族学生邰昌厚、韩绍昌、王德光、赤日摩岭。
经过五十多年，于道泉、马学良、李森等几位老师都已经过世，同学中也有已经过世的。据我所知，他们是：博大公、陈俊谋、刘学贞、赵启汉、邰昌厚、韩绍昌、王德光。
其他同学均已退休，在北京常住的有：耿世民、李进、潘振宇（中央民族大学），王一之（民族出版社），陈宗振、雷选春（中国社科院民族所）。在北京中央民族大学退休，现常住国外或外地的有魏萃一（常住荷兰），高士杰、易坤琇（常住上海）。常住新疆的有：乌鲁木齐的安素英（新疆大学）、穆宏（新疆文化厅），新疆昌吉的张敬德（昌吉农校），新疆克拉马依独山子的张振东（石油学校）。其他同学有在贵州的、在安徽的，还有多年失去联系的。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