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月亮”与侗族文化
2013-06-07 17:03阅读：
“月亮”与侗族文化
廖开顺
侗族是一个偏爱月亮的民族，许多文化事象都与“月亮”有关。譬如，侗族有古老的“月堂”文化，青年男女晚上去“月堂”即寨子的公房谈情说爱、吹拉弹唱，又叫“行歌坐月”。夜间在寨边、仓脚谈情说爱叫“凉月”。在侗族神话中，心地最好的青年王素死后，人们把他埋葬在月亮上，寓意着他的不死。老年人教育孩子“要学天上的月亮，做盏灯”。侗族爱好芦笙歌舞，中秋月圆的时候，要举行盛大的芦笙歌舞会，其文化内涵是上古“祭月”仪式的延续。侗族儿童背带上绣有一种神秘的“月亮花”图案。在侗族民间文学中，常用“十二的月亮”形容未婚少女的美，用“十五的月亮”形容已婚的少妇之美，如侗族民间故事经典《娘梅》的女子的描写。在当代侗族的文学作品中，“月亮”原型及其变体-----女性、故乡仍然大量地出现在作品中，如张泽忠的《山乡笔记》，潘年英的《月地歌谣》。然而，仅凭这些表层的文化事象还不能说侗族文化是“月亮”文化，“月亮”潜藏在侗族的神话、民俗、思维和文化心理中，并且是侗族神话哲学的载体。
一、 “月亮”的基本象征义与侗族生殖、女性崇拜
上古时的人类虽然对自然现象缺乏科学的认识，但是“却喜欢攻击那些巨大的问题”（茅盾语）。人们最关注的自然现象莫过于太阳与月亮。月亮是属于夜晚、阴性的，并且，月缺月圆生生不息，与人和动物的生育相似。崇拜生殖和女性的先民把想象赋予月亮，让“月亮”与人间的女性对应，“女性”成为月亮最基本的象征义。在中国的月亮神话里有“蟾蜍”和“玉兔”，蛙和兔都是繁殖得很快的动物，寄托了人们的生殖崇拜观。后来蟾蜍和玉兔也一直出现在与月亮有关的文献中。屈原在《天问》中发问，“夜光何德，死则又育？阙利维何，而顾兔在腹”。《淮南子·精神训》曰“月中有蟾蜍。”王充《论衡·顺鼓》说，“月中之兽，图蟾蜍也。”方干《中秋月》诗曰：“凉霄烟霭外，三五玉蟾秋。”中国儿童一直把月亮
叫做“月亮婆婆”。女性是月亮最基本的象征义。侗族是一个崇拜女性的民族。因其原始氏族社会时期漫长，大约至唐代才进入封建社会并且仍然长期实行土司制度，加之地理环境封闭，因而至今原始的女性崇拜比较普遍地保存着，并且能够寻觅到生殖崇拜的遗迹。侗族的女性崇拜集中体现于对女神“萨”的崇拜和祭祀仪式上。“萨”被尊为“大祖母”，是侗族的最高神，又是集自然神、始祖神、保护神于一身的综合神。在侗族的信仰中，自己的民族是女始祖“萨”化育、繁衍的，祭祀女始祖的目的之一是祈其保佑生育，达到人丁兴旺。一些祭祀活动表现了对侗族先民生殖崇拜观念的传承。在广西三江林溪的“秋祭”仪式中，巫师要唱念关于性的祭词，有象征交媾的模仿动作。一些关于生育的祭祀活动由妇女主持甚至只有妇女参加，如广西龙胜侗族地区的“油茶祭”、贵州榕江县三宝地区的“多耶月夜萨”，它更是远古群婚时期“只知有母，不知有父”的意识的遗存。侗族的婚俗，如“不落夫家”、“姨表不婚（以兄姓相称）”、“姑娘出嫁要交娘舅钱”、母亲的银饰及其织绣品只传女儿”、“整个房族姐妹的子女同为弟兄姐妹而禁止通婚”等，也都是女性地位高于男性的体现------尽管在现实社会中男性已经取代女性的地位，但是在人们的意识中，还保留着女性的崇高地位，为女性“抗争”，通过古老的民俗表现出来。生殖崇拜的图腾文化在侗族也有迹可寻。古代越人曾崇拜蛙黾，壮族是越人之后，蛙图腾的遗迹在壮族保存较多，如铜鼓上的蛙饰，如“蛙婆节”等，说明壮族曾有过蛙黾崇拜。侗族亦为古越人之后，虽然没有壮族那么多的蛙黾崇拜遗迹，但也有类似遗迹。如三江侗族自治县里南寨“三皇庙”的古钟鼎上刻有三只青蛙，它们被人们奉为“三蛙王”敬奉，有“三蛙王”的传说在侗族地区流传。①在侗族流传的民间故事《青蛙娶老婆》与壮族的民间故事《青蛙皇帝》不但故事模式大同小异，而且主题意义相同。这都说明侗族与壮族一样，承接了古越人对蛙黾的崇拜。侗族的生殖崇拜更体现在鱼图腾和爱鱼的民俗上。侗族爱鱼，喜欢养鱼和食鱼，其腌鱼技术美妙绝伦。在鼓楼的雕饰中，鱼的形象最多。贵州省的黎平、从江、榕江一带地区的鼓楼中央橼板上多绘有“双鱼图”，类似道家太极图，象征两鱼相交，化生万物。②侗族建造鼓楼以鱼为喻，《古歌》唱道：“建起鼓楼就像大鱼窝”。侗族的“款约”对偷鱼者有相当严厉的制裁规定。侗族喜欢食鱼并把鱼作为举行庄重礼仪和招待贵客时的祭品和佳肴，类似图腾时期的“图腾圣餐”。侗族的生殖崇拜和女性崇拜观对应着中国上古时代赋予月亮的最基本的象征义。
二、 不死的“月亮”和侗族的阴阳哲学观
中国“月亮”的又一象征义是“不死”和“永恒”。这一象征意义的赋予来自先民的神话哲学观。弗莱认为，人类的想象发生一开始便遵循某种由自然现象的循环变易所提供的“基型”，“而太阳的朝出夕落是人类祖先藉以建立时间意识和空间意识的最重要的一种意识，也是引发出阴与阳、光明与黑暗、生命与死亡等各种对立的价值观念的原始基型。”③太阳与地球上的自然现象的变化联系最密切，与人类的生存息息相关，因而人类最关注太阳，人类对自然物的崇拜首先是太阳崇拜。然而，太阳有每天的西沉和秋后的衰弱，极易引起人的悲剧心理。人们需要从其他的自然现象中找到消缓悲剧情绪和寄托希望的对应物。在中国，人们对月亮倾注了较多的情感。月亮有缺有圆，永恒地周而复始，没有秋后的衰弱，象征着“不死”。月亮是作为“阳”的相对面“阴”存在的，它萌发了中国古代的哲学观------“阴阳相生相化”。上古的中国既有悲悼性的“饯日于西”，又有喜庆性的“祭月于西”。《礼记·祭义》载：“大报天而主日，配以月。夏后氏祭其暗，殷人祭其阳，周人祭日，以朝及暗。祭日于坛，祭月于坎。以别幽明，以制上下。祭日于东，祭月于西。以别内外，以端其位。”叶舒宪指出：“‘祭月于西’的感情色彩不同于‘饯日于西’，后者为悲悼性的送往，前者为喜庆性的迎来。阳去阴来，既有悲的一面，又有喜的一面，这是中国文化不同于西方的悲剧叙述程式的一个突出特点。光明与黑暗的交替，暑去寒来的变易，没有被解说成善恶二神的搏斗，而被看作是阴阳相生相化的必然。这样，由悲秋而产生的生命衰亡的焦虑就在很大程度上得到缓和，因而不足以构成全民性的悲剧意识”。④中国人的“祭月”的感情表现在关于月亮的神话中。嫦娥偷食西王母的不死之药而奔月。吴刚在月宫伐桂花树，却“树创随合”。都喻意着“不死”。侗族关于王素的神话也隐含着这一心理。王素是侗族心地最好的一个小伙子，做了无数的好事，他死后被人们葬在月亮，人们永远看得见他，象征着永恒。侗族的“祭月”也体现在青年男女自由地喜庆地“行歌坐月”，用月地上的歌谣抒发情感和希望。芦笙歌舞则是侗族更盛大更隆重的“祭月”形式。八月仲秋是月圆时，又是收获的季节，便是侗族赛芦笙的日子。人们穿上节日的盛装，数十上百支芦笙歌舞队且舞且奏，成千上万的侗胞喜气洋洋地参与。赛芦笙是侗族古风。靖州苗族侗族自治县的侗寨新街芦笙场于民国乙卯年（1915）立的碑文记载：“上古立极制笙，众物贯地而生也，春祈以应气候而万物发生，秋报以享上帝而五谷丰收，垂流于后也。”“各寨不论贫富男女，务要赴芦笙场吹笙歌舞，庶不失上古之礼。”⑤由此我们可以说，不能把侗族喜爱芦笙歌舞简单地看作对一种娱乐形式的喜爱，而是与这个民族的喜庆性的文化心理以及原始的宇宙观有关。
与人类共同的太阳神崇拜一样，侗族也有太阳神崇拜。如，侗族有《救太阳》神话，有寄托太阳崇拜的“伞”文化，“萨岁”祭祀仪式也保留了太阳神崇拜的痕迹。但是，侗族与其他民族一样，同样需要“月亮”来消缓太阳西下之后的悲悼性心理。于是，侗族也有《救月亮》神话。“萨”女神既有太阳的崇高同时又有女性的温柔和美丽，在祭“萨“的耶歌中有生动的描述。侗族服饰极其华丽，多以日月星辰、龙凤鱼蛇等自然崇拜物和图腾物装饰，太阳和月亮这两大自然物都有其地位。如湖南新晃县侗族儿童银帽的两鬓处各装饰一个月亮，湖南通道县侗族的小儿背带上“月亮花”的图案。凡此都隐含着侗族先民对太阳和月亮，即阳与阴相生相化的朴素认识。“由太阳神之死所引起的悲哀得到了月神不死信仰及相关的神话和仪式的消解、缓和，这便是上古中国文化中生命观念发生的深层基础，也是阴阳哲学得以产生的集体无意识的原型。”“而在中国，祭日配月的宗教仪式与阴阳相交相化的神话哲学同时突出的是一种强调对立面的统一的思想，所以由季节变化所产生的情感运动没有向极悲或极喜的两极方向发展，而是向调和与统一的方向发展，这是了解中国人的文化心理，研究中国哲学思维的一个关键所在。”⑥侗族阴阳相生相化的哲学观除了隐含在民俗中以外，集中体现在广为流传的民间歌谣、故事《阴边有个雁鹅村》、《阴阳歌》和侗戏《金汉烈美》中。我们可以把它们看作袁珂先生所说的“广义神话”的文本，它们虽然不是原始神话，但是侗族的原始氏族社会漫长，原始思维是主要的思维形式，巫文化是主要的文化形态，潜藏在这些民间文学的文本中的原始文化心态是不难发现的。在关于“雁鹅村”的传说中，雁鹅村那个阴间的处所四季如春，树木葱茏，鲜花盛开。那里既没有人间的贫富不均，也没有阴间的狰狞可怖，而是一片善良、友好、和平、宁静，死去的青年男女在那里仍然可以唱歌吹笙跳舞，是人的灵魂的理想归宿。《阴阳歌》叙说了阴间和阳间、生与死、人与鬼的故事。故事中的阴阳河一岸是鬼域，一岸是人间的村庄，人可以到村庄去与死去的亲人的鬼魂相会。《金汉烈美》也一样，人鬼可以相会。在侗族其他的民间传说中，鬼也都不是狰狞可怖，像“山魈”这样的“鬼”，虽然神秘，却又可爱。巫风盛行的侗族地区，巫师更是可以通人、神、鬼的使者。这表明，在具有原始文化心态的侗族，人、神、鬼这种神话世界中的“三界”即有生有死的“人界”、永生的“神界”和死亡的、黑暗的“鬼界”并不是截然分开的，而且是可以平安相处的。这就构成了侗族神话哲学的阴阳观，认为阴与阳、生与死都是相生相化的。闻一多先生在《道教的精神》中认为哲学或玄学的道家思想必有一个前身，而这个前身很可能是某种富有神秘思想的原始宗教，或更具体点讲，是一种巫教。以巫性思维创作的侗族广义神话集中体现了侗族的哲学观。既然阴与阳（生与死）都是相生相化的，那么，就“可以克服生与死的对立造成的生命悲剧感，达到一种超然物外的达观”。⑦在《阴阳歌》中，人们以平静的心态对待中年失子、丧偶和单身一世等人间的悲痛，离开了人间的“鬼魂”也并不希望违背命运跟着亲人回阳间。其内蕴是原始的阴阳相生相化观。也正是以这样宇宙观作指导，形成了自己独特的生存观和生活观。既然生与死之间都没有不可逾越的界限，那么，我们对侗族以平静的心态对待现实生活的一切，像月亮那般宁静，并且以隐含着“祭月”的种种形式“喜庆”地生活也就不难理解了。
三、 团圆、宁静、姣好的“月亮”与侗族文化性格、审美情感
团圆、宁静是由“女性”这一基本的象征义而衍生出来的“月亮”的其他象征义。“月是故乡明”是世世代代文人的吟诵。在中国人的集体无意识里，积淀着母亲、故乡、大地三位一体的原型，又以“月亮”作为移情的载体。李白那首脍炙人口的《静夜思》，苏东坡的“明月几时有，把酒问青天”，韦庄的“垆边人似月，皓腕凝霜雪。未老莫还乡，还乡欲断肠”，张若虚的“谁家今夜扁舟子，何处相思明月楼”，无不发挥了月亮的象征义，且创造了美的意境。月亮的皎洁澄明，夜的深沉和静谧，引发了人的澡雪精神，牵动着人超凡脱俗的心灵体验，陶冶了人的性格，并把它上升为一种宇宙观、生存观。它的极至是禅意的境界。如，寒山的诗：“吾心似秋月，碧潭清皎洁”；皎然的诗：“夜夜池上观，禅身坐月边”；泐潭灵澄在《西来意颂》中说的：“半夜白云消散后，一轮明月到床前”。侗族虽然未必如禅宗那般超凡脱俗，但是侗族却是向往团圆具有宁静的文化性格的，其审美情趣亦臻于“禅”意，把“宁静”的庄重作为所追求的审美理想。这一文化性格和审美情趣的形成，除了原始氏族社会漫长、原始文化心态持久的原因以外，与民族的历史、地理环境、经济结构有关。侗族是由古百越民族的分支西瓯、骆越形成的，面对强大的外民族的军事、政治压力，经过长途迁徙，最终以祖国西南一隅的黔、湘、桂边地为主要聚居地栖居下来。这一地域山峦叠嶂，地理环境封闭，远离中央王朝政治、军事中心，得到了相对的生存安全感，这里溪流河道纵横，土壤肥沃，气候适宜，雨量充沛，适宜农耕，形成了自己的农耕文化。为此他们珍惜这一方家园，也需要团圆和安定，形成了宁静的文化性格。这一文化性格通过制度文化、栖居文化、文学艺术和其他民俗全方位地表现出来。
在制度文化方面，侗族长期实行古老的“寨老制”，德高望重的“寨老”通过执行“款约”等原始的“法”管理寨子，并通过“说款”、“讲古”实行教化，甚至许多农活都要由寨老或其他年长的技术能手带头举行仪式和示范后才能动工。这实际上是一种代代承袭的“前喻文化”，前喻文化对制度和心理起到稳定作用。前喻文化是一种运用直觉思维、强调内心体验的女性化的文化，侗族文化的在整体上就是一种具有女性思维偏向的文化。侗族的制度文化维护了民族的团圆、和谐。直至当代，它仍然保持有原始父系氏族社会次生形态的“补拉”组织，任何人都属于一个“补拉”之中。该组织的主要功能之一就是协调成员之间的关系，达到原始性的团结互助。此外还有原始性的准军事组织“款”组织，起到抵御外侮和“血族复仇”的作用。侗族的原始性的制度文化加固了民族的团结和凝聚。
侗族的栖居文化充分体现了自己的民族文化心理。他们热爱自己的家园。保护环境、美化环境是侗族人民自觉的意识。侗族多青山绿水，他们非常珍惜经过长途迁徙所选择的这一方来之不易的土地，在《约款法》中，有严格的保护自然环境和庄稼的规定。架桥修路是侗胞传统的良好习惯。“干栏”式的吊脚楼民居千姿百态、鳞次栉比；凉亭是撒落在青山绿水间的一颗颗美丽的珍珠，它们又如群星一样拱卫着鼓楼、风雨桥这两种最主要的民族标志性建筑物，形成“多少楼台烟雨中”的绮丽景观，美化了环境。这些建筑物又有非常深厚的文化内蕴。吊脚楼密密相连，侗族很少分散居住，体现了对团圆的向往。鼓楼象征民族的精神，人们在这里讲古、议事，举行庄严的祭祀仪式，是栖居地的魂魄所在。祭祀“萨岁”的“萨坛”是最崇高最圣洁的宗教性建筑物，表明“萨岁”女神永远是侗族的最高之神，原始母系氏族社会的女性崇拜遗风犹存。而风雨桥则隐含着侗族祈求宁静的文化心态。风雨桥是侗族栖居文化的一个缩影，它构成人与大自然、人与人、人与鬼神沟通的一个特殊的主体环境：其一，它便利交通，方便行人，是人与大自然的和谐相处。侗族顺势架桥，让溪流随着自己的天赋和水量或汩汩流淌，或奔腾咆哮，人通过架桥驾御了大自然，又为大自然增添了神韵。其建桥工艺美妙绝伦，还创造了程阳永济桥这样的世界名桥，人与大自然的和谐达到了审美的境界。其二，风雨桥的原名叫“福桥”。建桥有“堵风水、拦寨子”，祈禳消灾求福的目的，因“桥”在侗族有特殊的涵义，人们认为一个人的生命是与桥联系在一起的。于是“桥”成为人神灵、鬼魂，人们敬畏神灵的“桥”。其三，架桥是一件大型的民间工程，它凝聚了整个村寨集体的智慧和力量。桥建成以后，成为人来人往的通道和休憩、纳凉、闲谈之所，具有文化广场的意义，是人与人交流的场所。由此，产生了侗族的“栖居”哲学：在栖居地，需要与人与大自然，人与鬼神，人与人和谐相处，以宁静的心态对待上述各种关系，从而达到团圆、安定，保持生存和生活的宁静。
侗族还把对团圆、和谐、宁静的追求上升为自己的审美观它首先体现在人类最古老的艺术-----建筑艺术中。鼓楼和风雨桥最集中地表现了侗族的建筑美学观。鼓楼和风雨桥分别集楼、亭、阁、塔和桥、亭、台、楼、阁的造型于一身，结构错综复杂，却又和谐统一，于宏伟中见清秀典雅。侗乡的凉亭多，一座座如珍珠般玲珑别致，既点缀了山水，又提供了行人最需要的休憩之所。侗寨的一座座寨门质朴典雅。即使是普通的民居吊脚楼也是千姿百态。它们与秀丽的青山绿水共同构成家园自然风景与人文建筑的和谐对话。而积淀在侗胞心理深处的“神”以及寄托着宗教信仰的建筑物则是栖居地的魂魄。人类古老的栖居观认为，栖居地是天、地、神、人四元的现实契合点。人类在栖居地既倾注了人性精神又渗透了神性精神。“从人性精神讲，去居住等于设立场所，就是去满足，去获取保护，使生存显现自由。从神性精神讲，去居住等于去营造建筑，就是去创立一个不同于自然的新的空间体系，去超越，去提升，把人的自由转化成为图腾式的净化，把人性投入到创造中，在造新人。”
⑧由人性精神和神性精神融为一体的栖居的“场地”精神“有如万川之日永恒地笼照在大地之上，祥和、温柔而沉静。我们在大地之心聆听物声，大天空中领悟光的含义，使栖居汇入到山川风水里。于是，完美栖居将君临天地，栖居精神在这里受到场地的欢迎，一切都达到真实的位置，我们感到天人合一的快乐。”⑨同上侗族的建筑艺术是其宁静文化性格的艺术化外现。
侗族的艺术也表现了向往宁静的“月亮”文化观。其民间音乐的经典是“大歌”。多声部、全无伴奏、衬词衬音繁绮的大歌气势宏伟却又和谐清丽。其中的“蝉歌”纯为大自然天籁之音。没有宁静得臻于禅意的对大自然的感悟很难达到如此纯净的艺术化境。侗族又是歌的海洋，“饭养身歌养心”，以歌叙事以歌抒情以歌待客是侗族的民俗。尤以芦笙歌舞和情歌表现了蓬勃的生命力。盛大的庆丰收、“祭月”的芦笙歌舞、三月里成千上万青年男女在大戊梁的对歌，把对生命力的热爱表现得热烈奔放。“月亮”的主要象征就是女性，女性是生命之源，热爱生命，向往“月亮”的“生生不息”是侗族的文化精神之一。“月亮”又是婉约朦胧通脱淡泊的女性化的，侗族民间文学的“侗味”，除了表现反抗、争取自由的崇高即像建筑艺术的雄浑以外，更多的是带着忧郁却又通脱淡泊的美学风格。其民间文学中的《阴阳歌》、《金汉烈美》和民歌中的“苦情歌”、情歌中失意情歌如“旧情人歌”堪为代表。“旧情人歌”唱给成为别人新娘的情人，且在婚礼时浅吟轻唱，既有无限的忧伤和缠绵又有对新娘的祝福，而且作为一种民俗，新郎和一切宾客都给予了认可、理解和关怀，它是侗族特有的一种文化事象，又是独特的文化心理和美学风格。至于侗族大量的民俗，特别是原始的巫文化现象，沟通了天、地、神、鬼、人之间的交流与对话，求得“三界”的和谐与宁静，本文已在前面论及。
参考文献：
①②择均·年浩曦《侗族民间文化审美论》广西人民出版社1994年，第11、53页。
③④⑥⑦叶舒宪《中国神话哲学》，中国社会科学出版社1992年出版，第8、80、81、121页。
⑤甘明《新街芦笙场》，载《侗族百年实录》，中国文史出版社2000年出版。
⑧⑨李凯生《栖居与场地》，《时代建筑》1997年第3期。作者：廖开顺（1952----），男，湖南黔阳人，福建三明大学中文系副教授。从事民族文化研究。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