一、侗族水文化中的古百越民族文化印记
新浪博客
一、侗族水文化中的古百越民族文化印记
[②]在南方各省区出土的铜鼓中,唯有广西的铜鼓及广东西部的云浮、高州等地的同类文物有立体蛙饰，这些铜鼓分布的地区在秦汉以前是古百越瓯骆人的政治中心，后汉为鸟浒人所居，即壮族、侗族先人活动的中心地带。今侗族境内一些地方仍然有蛙崇拜，如，广西三江侗族自治县和里南寨“三皇庙”的古钟上刻着三只青蛙，此地奉“三蛙王”为神宗，并流传“三蛙王”以及其他关于蛙的传说。这个寨子还有一只汉代的孔明鼓，上面刻有蟾蜍。可见侗族、壮族乃至古越人都有共同的蛙图腾崇拜。其四，纹身、断发的图腾艺术。纹身断发的习俗多在南方，古籍记载的又是越人最多。《庄子·逍遥游》：“宋人资章甫而适诸越，越人断发文身，无所用之。”《墨子·公孟四十八》：“昔者，越王勾践，剪发文身，以治其国。”古越人断发，可能是为了下水的方便，避免与图腾物蛇纠缠，而纹身则是为了模仿图腾的形状。闻一多在谈到古越人的“断发文身”时说：““疑心断发文身的目的，固然是避免祖宗本人误加伤害，同时恐怕也是给祖宗便于保护，以免被旁人伤害。”[③]侗族纹身断发的习俗比较少见，因为侗族形成民族的时期已经远离图腾时代且又从海边迁徙到深山，水族图腾观念逐渐淡化，但是，仍然能够找到一些痕迹。在柳宗元《柳州峒氓》诗中，称柳州附近的少数民族有“愁向公庭问重译，欲投章甫作文身”的习俗，其所指是附近的壮族或侗族。在部分侗族地区的丧葬活动中，给死者剃去少许头发，用纸包好，置于死者肩下，然后才入棺埋葬，这或可视为对断发习俗传承的最后痕迹。
㈡侗族与古越人相近的生活习俗
其一，同川并浴。古骆越人有男女、父子、群体同川并浴的习俗。《汉书·贾捐之传》：“骆越之人，父子同川并浴。”这种“父子同川并浴”，或“男女并浴”、或“群浴于川”等等，不仅出现在古骆越人、僚人中，后来的侗族也很普遍。宋《太平寰宇记》卷一六六之贵州（广西贵县）风俗条下称：“郡连山数百里，有俚人，皆为鸟浒之夷，率同一姓，男女同浴”。《桂海虞衡志》载：“群浴于川，……（女）以身串入水，浴已，则裙复自顶而下，身矣出水”。明郭子章《黔记》：“洞人溽暑，男女群浴于河”。当代《三江少数民族概况》也记载：“侗族女子，热天喜冷水浴，每至黄昏在工作之余，结队到溪边卸衣裙入溪浴，欢声满谷，上下游泳，虽有男子不相侵犯”。侗族的“同川并浴”，有溪河环境的“同川”之便，但男女无戒备，也说明是一种古风。其二，错臂左衽。错臂左衽原是越人习俗。《史记·赵世家》曰：“夫剪发文身，错臂左衽，瓯越之民也”。僚人和侗族古时衣着多有错臂左衽。《旧唐书·南平僚》记载：“男子左衽露发徒跣”。贵州《天柱县志》说该县“开化”以后才“易左衽而冠裳”。其三，共同的干栏式民居。古越人、古僚人和现代侗族都有干栏式民居。建筑干栏式民居主要是取决于地理条件与气候原因，但作为居住文化看待，也表现出侗族与古越人的相近性。
㈢《越人歌》与侗语
侗语属汉藏语系壮侗语族侗水语支，它同壮语、布依语、傣语、黎语、仫佬语、毛难语等有密切的同源关系。操壮侗语族的各兄弟民族，其语言、语法和词汇也都有若干共同特点。据有关专家考察，侗、水、仡佬语同源词达50%左右，原因是这些民族都是古越人的后裔。《越人歌》原载西汉刘向《说苑》一书中的《善说》篇。《善说》记述了春秋时代楚令尹鄂君子晰在游船上赞赏榜枻越人唱歌的生动故事。两千多年来，那首用汉字记载的《越人歌》一直是难解之谜。今壮族学者韦庆稳从语言学的角度研究，认为那位榜枻的越人“很可能就是壮族的祖先”。[④]侗族学者林河在《侗族民歌与〈越人歌〉的比较研究》一文中从比较文化的角度认为：“侗语似比壮语更接近于《越人歌》原意。”侗族学者邓敏文在《试论〈祖公上河〉的成因与侗族族源》一文里认为[⑤]：“那位拥楫而歌的榜枻越人和那位精通越、楚两族语言的越译，很可能都是侗族的祖先。如此说为是，那么《越人歌》也应当是侗族的古代民歌。”[⑥]根据《越人歌》原词的语言特点，歌词结构以及这首产生的时间、地点，可以推测《越人歌》是古代百越民族骆越支系的民歌，它与侗族早期民歌有直接的渊源关系，因为侗族语言接近《越人歌》的语言。
二、侗族、古百越民族基于水的稻作文化
水是生命之源，维持和滋润生命本身，又作为生产力要素直接参与原始农业的创造。根据现有的考古发现，原始农业中的水稻农业的发源地是属于越文化核心地区的河姆渡遗址地区。在漫长的文明史中，越人发展和传播稻作农业，也创造了精致的稻作文化。稻作文化既表现在以种植水稻为主的农业特征上，表现在食俗上，如《史记·货殖列传》所说的“楚越之地，饭稻羹鱼”，更表现在以祈神禳祸的民俗上。在江南越文化区域，有一系列与稻作相关的民俗祭祀仪式。其中，“水”是核心意象，如，祭祀“蛇（龙）”神实质上是对“水”的祈求和崇拜。越人的稻作文化还包括精湛的纺织、刺绣、冶炼、陶瓷等手工工艺。侗族是中国少数民族中最早开始种植水稻的民族之一，作为一个大山区自然环境中的民族，其水稻种植技术以及稻作文化的发达，虽然主要是本民族自身的文化创造，但是，作为古百越民族的后裔，对古百越民族的稻作文化的传承也不难发现。
㈠侗族稻作文化中的祭祀民俗
与越文化中的祭祀民俗一样，侗族的祭祀民俗与稻作节令密切相关，其中，“水”也是核心意象。侗族有“闹春牛”、“吃新节”、“敬龙神”、忌“雷日”等一系列民俗。“闹春牛”是立春（春雨到来）时，各家各户修理牛舍，给牛喂上上等的饲料，由男青年扮演牛、犁田掌耙人和捞鱼虾的姑娘，进行戏剧性表演，提醒各家各户不误农时。“忌雷神”是雷雨时忌下田劳作，在侗族神话中有“雷婆”原型，雷婆既淹没人类，又拯救人类，侗族对“雷婆”（雨电）既敬又畏。旱天祈龙神降雨则普遍流行。侗族聚居于交通闭塞的大山区，原始思维浓厚，对大自然有很强的依赖性，需要祈求自然神给予保护。稻作文化其实是基于生存的文化，侗族稻作文化中的重要内容是巫文化的傩文化，以还愿仪式祈求神的保护。风调雨顺和丰收时要还傩愿，娱人娱神；灾害时要请愿，也要表演傩戏，之后要还愿；家有人生病久治不愈、婚后多年膝下无子，都会请神还愿。
㈡米饭和鱼的食俗
米饭是稻作民族最主要的食物，侗族也一样。而侗族对鱼的偏爱却比较独特。侗族家家户户有鱼塘，这与以高山为居住地的相邻苗族显然不同。侗族地区鱼的标志随处可见，雕饰在侗族标志性建筑物鼓楼上的鱼形象最多。侗族传说中有“三鲤鱼共头”的祭品，有“一脚踩三鲤”的习俗（认族或认亲得先问对方知不知“一脚踩三鲤”传说）。在住房、枕头、被单或背带上，桥头青石板上，都有鱼的形象。侗族古歌唱道：“子孙后代像鱼群，红红绿绿出出进进多又多”。鱼作为侗族的崇拜物，具有图腾的性质，在大山区居住的侗族的鱼崇拜与其先祖为“海滨之民”不无关系。
㈢侗族稻作文化中的手工工艺
纺织、刺绣等手工工艺是男耕女织的稻作文化的产物。在吴越文化地域，织造工艺发展到登峰造极的水平。侗族作为一个山区少数民族，它的织造工艺也居然达到相当成熟。侗族有采麻和种植棉花的传统，其服饰衣料，多为自纺自织自染的侗布。侗族女子从少女时代开始就学挑花、刺绣、制作蜡染。侗族服饰图案是稻作文化的印记，主要有谷粒纹、桂花纹、梅花纹及浮萍花、田螺花、水车花等植物纹样，都与稻作有关。侗族服饰上有大量的抽象几何纹，这些纹样的原型都是水与植物等，而在具有悠久稻作文化的江南省区所发掘出土的陶器、青铜器和流传下来的工艺、服饰上，也多是植物纹样的抽象纹样，这些地区都是我国最早耕种水稻的地区，也多是越人分布地区。由稻作衍生的侗族工艺非常精致、细腻，这与越文化有共同点。“侗绣”是祖国西南地区工艺艺术的一朵奇葩。清代吴敬梓在《儒林外史》中以侗族地区的贵州省镇远县为背景，称赞“苗锦侗绣”。明万历年间贵州巡抚郭子章编撰的《黔记》录有文人墨客的诗句，称“洞女肤妍工刺锦”。[⑦]当代侗族服饰多次在北京、香港、日本等地展出，都引起轰动效应。此外，侗族建筑艺术的鼓楼、风雨桥，侗族声乐艺术的“大歌”闻名于世界，其精致、典雅以及不失大自然的情趣都与越文化风格近似。
三、侗族、越人基于水的环境文化
在吴越文化地域，基于水的优美环境文化是其文化的显著个性，而侗族地域文化的鲜明直观特点也是基于水的优美环境文化。在水边生活的民族，不仅仅勤于洗濯，更创造了基于水的诗意的栖居。江南水乡的亭、台、楼、榭、阁自然无法在大山区的侗族地区再现，但是，侗族以无数的风雨桥、鼓楼、山亭为建筑标志，创造了美不胜收的大山区环境文化。
㈠侗族先民对优美的水环境的向往和迁徙
侗族先民告别了水乡泽国和海滨，进行艰难的迁徙，虽然是向西南大山区迁徙，但是侗族先民对水始终依恋，在侗族的古歌（史诗）里有很多记载。如，《祖公上河》：“不知走了多少路程，/不知走了多少河湾。/后生弓腰背纤索，/汗水如雨洒河滩，/为了找到安身地，/不怕逆水行船难。”《侗族祖先哪里来》：“当初住在什么地方？/当初我们侗族祖先，/住在那梧州一带；/当初我们侗族的祖先，/住在那音州河边。/梧州地方田坝大，/音州地方江河长。/可惜呀真可惜，/田地都在高坎上，/引水不进田，/河水空流淌。/茫茫大地棉不好，/宽宽田坝禾不旺。[⑧]又如，岭南黄峒人民在起义后的迁徙中对既适应生存又是美好的水环境的向往：“船只行到黄金、龙岸，/那里有仙境一般的村寨。/祖先准备在那里扎寨，/……”侗族对水的向往是执着的，尽管他们还不能像现代工业社会的人那样科学理性地看待人与大自然的关系，但是他们凭着对失去的栖居地的记忆与依恋，对生存需要的感受，寻找大山区的“水乡”，重建自己的鱼米之乡。
㈡美的水环境
越人在江南以美妙绝伦的建筑艺术美化了江南，既体现了人的本质力量，也包含着对大自然的尊重，与自然和谐相处，让自然与人工建筑共同对栖居者提供保护。侗族在西南大山区则以自己独特的建筑美化青山绿水。在侗族地区，“干栏”式的吊脚楼独具风格、鳞次栉比。凉亭是撒落在青山绿水间的一颗颗美丽的珍珠，它们又如群星一样，拱卫着风雨桥、鼓楼这两种民族标志性建筑物。杜牧曾在《江南春》中描写南朝佛寺之多：“千里莺啼绿映红，水村山郭酒旗风。南朝四百八十寺，多少楼台烟雨中。”侗乡则是鼓楼、风雨桥笼罩在烟雨之中。如贵州从江县就有九洞、千七、二千九、六洞、融河等鼓楼群。九洞鼓楼群位于柳江支流四寨河上游左右分支的溪流两岸村寨，有鼓楼和风雨桥28座。广西三江侗族自治县有风雨桥108座。白居易吟桥：“绿浪东西南北水，红栏三百九十桥。”他们咏叹的是城镇之桥或平原之桥，殊不知在祖国西南的大山里也有他们笔下那么美丽的景观。青山、绿水作为自然的空间，青山是稳定的、雄伟的、无声的界面，绿水是流动的、柔和的、有声而透明又能映照的界面，它们相映成趣。优美的自然环境与吊脚楼、凉亭、鼓楼、风雨桥等人文要素共同参与的栖居“场所”（在栖居文化中，场所不仅仅是“地方”，而是人文构建的栖居地），构成了人文与宇宙和谐的对话。侗族风雨桥闻名中外，其中广西三江侗族自治县的程阳永济桥、独峒琶团桥是其经典代表作。据有关专家评价，程阳永济桥可以与我国的石拱赵州桥、罗马尼亚的钢梁诺娃沃桥齐名，都是世界历史名桥。与这些美妙的建筑物相配的是侗族原始的神、鬼、人和谐的宗教文化与人文文化，以及现实的对环境保护的伦理道德。侗族地区是歌的海洋，无数的山歌、情歌、说古的歌谣融合在日常生活、生产活动与庄重的仪式中，增添了栖居环境的韵味。侗族还有以道德教喻为主旨，又充满说唱艺术的《款词》，《款词》集中体现了侗族的文化生态观和环境保护意识。
[①] 侗族文学史编写组：《侗族文学史》，贵州民族出版社1988年版，第2页。
[②] 陈维刚：《广西侗族的蛇图腾崇拜》，《广西民族学院学报》1982年第4期
[③] 参见陈维刚：《广西侗族的蛇图腾崇拜》，《广西民族学院学报》1982年第4期
[④] 韦庆稳：《〈越人歌〉与壮族的关系初探》，载《民族语文论集》，中国社会科学出版社1981年版，第50页。
[⑤] 侗族文学史编写组：《侗族文学史》，贵州人民出版社1988年版，第69页。
[⑥] 侗族文学史编写组：《侗族文学史》，贵州人民出版1988年版，第69页。
[⑦] 文义长：《浅谈侗绣》，载贵州省侗学研究会编《侗学研究（三）》，贵州民族出版社1998年版，第259页。
[⑧] 参见余达忠：《返朴归真》，中国文联出版社2002年版，第26页。