序、跋、前言、读后感（1）——为《汝东文史资料选辑》而写的前言

2018-09-04 23:26阅读：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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前言
《汝东文史资料选辑》是汝州市东部几个乡镇部分文史资料的辑录。汝东的概念来源于明代四乡分野的和丰乡，即清代州志所列的正东乡、东北乡、东南乡诸里保，大致为今米庙镇、焦村镇、纸坊镇全域，紫云街道、汝南街道、大峪镇、小屯镇之部分地区。本书的四位编者都是焦村镇李楼村人，他们从事这项工作自有得天独厚的条件。据编者说，大约五六年前，他们的第一部书《李楼五百年》出版后不久就有了编写这部书的动议。起因是编写《李楼五百年》时积存不少关于寺院、道观、庙宇等宗教场所和桥梁、水渠等古代建筑的碑铭文章或口碑资料，还有一些墓碑、墓志铭和家谱等。为了便于自己研究，也为了让更多研究者使用这部分史料，他们开始做进一步的搜集和编辑整理工作。经过几年努力，本书终于面世。
编辑史料选辑之类的书，大体上分为两个阶段，一是搜集史料阶段，二是编辑整理阶段。搜集史料阶段，由于史料所依附的原始载体存在差异，编者所付出的劳动也就不可同日而语。比如，有人要编写《二十四史中的医学史料汇编》，他只要对《二十四史》用足气力，摘出所需史料，再按照一定目的和方法进行编辑整理就能大功告成。可是《汝东文史资料选辑》的编者远没有那么幸运，他们不

可能像上述编者那样在早已确定的范围内开展工作。不论是抄录碑碣文、家谱序，还是采访知情人，很少是按部就班完成的。比如抄录碑碣文，寺院、庙宇、道观里碑碣相对集中，找到一处可以抄录多通（方）；而散在野外和个人家中的碑碣就只好漫无边际地向熟人、生人打听了。往往今天找到的碑碣抄完以后明天去什么地方，心里根本没底儿。再如人物、事件史料的搜集，有时听说某村某人知道某人某事，就直接联系或托人介绍，找到知情者及时采访；有时仅凭一丝线索，便用大海捞针的决心多方寻找。如果幸运，几番波折过后得到一份资料，自是心花怒放；要是背运，空忙一场，没有拿到资料，则不免嗒然若失。不仅如此，他们更不可能像上述编者那样全部在室内完成任务。还以抄录碑碣文为例，仅我所知，四位编者在野树下沟渠边吃烙饼喝开水以充午餐的事就不止十次八次。在抄录石刻上的文字时，有时需要趴在地上抠掉碑碣下边的泥土，有时则必须踮起脚尖擦去碑碣上端的灰尘。有的碑碣因年代久远而字迹漫漶，左看右看也看不明白笔道儿走势；有的撰文者学问渊博，书丹者笔走龙蛇，抄录时面对碑碣琢磨半天仍然如坠五里雾中。但他们从不气馁，弄不明白的文字暂付阙如，坚持把整体工作做下去，然后再回过头来仔细推敲，以期臻于完善。有时头顶烈日，有时身冒严寒。种种艰辛，无以备述。需要特别指出的是，四位编者中的许宗合老师已经七十出头，张怀义老师也已六十开外，正该颐养天年，他们却要自讨苦吃；靳广范先生在一所小学工作，有繁重的教学任务和行政事务，父亲身体不好，需他照顾，在工作和家务之余，他抽空和大家一道苦干；刘孟博先生在浙江工作，回家探亲期间顾不得和家人团聚，立即参与其中，平时则利用业余时间核对、整理现有史料。无人指派，全凭自觉；没人资助，都靠自费。如果没有对家乡文化的热爱之情和保护意识，请问，他们能用近乎自虐的方式开展这项工作吗？
编辑整理阶段是收获季节，更需要认真对待。概括地说，其要求体现在三个方面，一是资料准确，二是查找方便，三是注明史料出处。只有把史料搞准确，才能实现其价值，也才能对得起前期的艰辛付出。不能想象，一本错误百出的史料选辑会给编者带来什么样的荣耀和实利，又会给读者带来什么样的益处和感受。拿“准确”这把尺子来衡量，这部书稿目前还有提升的余地，比如，碑碣文、家谱序的文字审定、断句、标点、注释等，就有登高的空间；又如寺院、桥梁、水渠等古代建筑的介绍性文字，也有推敲的必要。单就“注释”而论，因为这是一部主要供学者研究用的专业书籍，它的读者群中学力较高的人居多，所以对语词的注释大多数可以删去，对人物、制度、职官、事件、著作、地名等百科词汇入注的选择也应该适当严格一些。好在编者正在努力，尤其是年富力强的靳广范和刘孟博两位先生，在辛勤的职业劳作之余正借助现代化工具——网络和电脑对文稿进行精心打磨；更重要的是，汝州著名文化学者杨占营先生也正在对书稿进行全方位把关，因此我坚信，最终呈献给读者的图书，在准确方面应该是经得起审视的。
查找方便，其前提是编排方法的科学性，即：分类正确，编排合理，而这又体现在成书后的目录上。目录既是分类与编排的直观反映，又是阅读和研究的索检工具，它和读者的关系，就像景区导游图之于游客。景区导游图不光应该列示全部景点，更应该给游客提供准确而便捷的游览线路。本书目录显示，正文之前冠以《汝东政区演变简述》，让读者对“汝东”有一个清晰的概念，这对阅读本书很有帮助。正文共八篇，其中前五篇是对桥梁、寺院、庙宇、道观等古代建筑和人物的简介；六七两篇是碑铭和艺文，这是体现本书史料价值的重点篇章；第八篇收入一些研究性文章，是对前边有关史料的补充、辨析或考证。正文之后是附录，收入三个类别的史料。这样的分类与编排，重点突出，次序井然，有助于读者进行选择性阅读或针对性查找史料。这类图书多数在目录之外编有篇目、人物、事件等索引，目的是帮助读者快速而准确地找到索检对象。但由于本书部头不是太大，翻检难度较小，再加上编撰时间较紧等原因，没有索引也不会太耽误事，因此不编也罢。
注明史料出处，一是为了表明史料的可靠性；二是为了给从事研究的读者提供线索，方便其核对原始文献；三是为了尊重别人的劳动。前两条意义明显，不再赘述，此处重点说一下第三条。引用别人的成果（包括原始文献和研究性文章）时注明出处，不仅具有前两条所说的作用，还能体现编者尊重别人知识产权的法律意识和不掠人之美的道德水准。所谓史料出处，就本书涉及的类型来说，主要有五类：（一）正规出版物；（二）虽不是正规出版但已在一定范围内传播的著述，如家谱；（三）抄录的碑碣；（四）接受采访的知情人；（五）网络文本。其中前两类要注明编著人、版本及出版（成书）时间等要素；第三类要记载碑碣的存放地、是否完整等现有信息；第四类要最大限度地记载知情人的基本情况，比如性别、年龄、籍贯、文化程度、职业、业余爱好等；第五类要精确到网站、作者及文本名称。只有这样，才能有效避免麻烦。这些方面本书编者做得比较好。
以上说的是史料搜集与整理的事，下面着重说一下史料本身的价值。
一、收入当地大姓望族的家谱序、墓表、祖坟碑和墓志铭，以及对几家祠堂的介绍，虽是一家一姓的史料，但对从事汝州古代移民史、经济史、婚姻史、宗族史、村史等研究的读者来说，这些基本可靠的史料有很大的意义。如家谱序，原是随着家谱分散在一家一户的，这部书将它们收集在一起，随着书籍的发行，它的受众显然要大于原来的范围，这就为更多学者使用这部分史料提供了便利。而收入墓表、祖坟碑和墓志铭的意义就更大了。一是这类史料可以补史志之缺，纠史志之误，历来受到研究人员的重视。二是随着文物市场的分化与成熟，这类碑刻已经进入文物流通领域，一些不法分子在盗卖这类文物，如果抄录了石刻上的文字，即使原碑刻被交流或盗卖到了外地，这部分史料仍然会因此而保存在汝州，这对汝州的学术研究将是有利的。三是任何一种上述石刻都是唯一的，这给众多研究者带来了诸多不便，而收入书中，随着纸媒的传播，这些不便将不复存在；不仅如此，如果以后某个碑刻因为损坏而致文字无法辨认，那么现在的抄录、出版工作就功德无量了。
本条所谓碑刻，不限于墓表、祖坟碑和墓志铭，纪念碑、记事碑、功德碑等碑碣亦复如此。
二、搜集到的宿儒、乡贤为别人撰写的行状、碑铭和别人为他们撰写的行状、碑铭，有助于研究他们的生平事迹。比如张维新的《郑陆桥记》，不仅为研究这座桥提供了可靠史料，也将有助于对张维新的研究。又如孙继皋的《勅封文林郎凤山张公墓志铭》、唐文献的《敕封文林郎凤山张公墓表》（两篇文章的墓主均为张维新之父张从易），不论对张从易的研究，还是对张维新及其家族的研究，都将大有助益。
三、采集社会基层德望较好人物的生平事迹，具有很强的现实和历史意义。比如佛教人物释仁贵，书中对该高僧的籍贯、俗家姓氏、生卒年、法腊、经历等都做了介绍。这些史料不见于碑碣和其他记载，只在知情人之间流传，如果不趁知情人健在而加以采访搜集，几十年后恐怕无人能说清楚，到那时岂不遗憾？再说，不仅汝州观音堂、风穴寺、开封丹霞寺撰修本寺志书时可以从释仁贵的史料中提取素材，汝州市、登封市、开封市撰修本市佛教史时也可以有选择地利用这份史料，或者从中发现别的线索，挖掘出其他史料。又如李鹏翼（1864—1950），是清末、民国期间本地很有名的文人，本书收集到他撰写的碑铭有八篇之多，但他本人的基本情况却不被大众所知，赖本书给他作有小传，使人们对他有了较为全面的了解。
这类人中有属于乡绅者，特别值得说一说。尽管乡绅群体的成分比较复杂，但其中的大多数仍然是道德、正义的化身，是当时乡民为人处世的榜样。比如清代纸坊镇李镛，他的墓志铭中记载：“公天性孝友，乐善好施，敦古道，重然诺，绰有豪侠风。同治六年（1867年），州牧舒公重修黉宫(学校)，公独捐千金，助成盛举，舒公为勒碑彰公义。光绪三年（1877年），汝大饥，人相食。公开仓赈之，按日放粮，按人给粟，如是年余，全活无算。是年冬，有新安饥民傅某携女避荒，行抵镇南，为无赖阻，诬以贩，将夺之。公闻之，遣人赴救，诸无赖闻公名，乃敛迹。傅某感公德，愿以女厮（同“廝”，古时对服杂役者的统称，此处为“充任”等意）婢行（háng，行业）。竟去，赆（jìn，临别时赠送的财物）以资，嘱年丰接女归。越明年公殁。病革时，嘱千秋公(李镛之弟李鑑号千秋)，为傅女择配，备服饰嫁之，无令失所。后适郭，生子，娶妇，言之感泣，至今乡里传为美谈。他如舍腴田以作从葬，修桥梁以便行旅，以及重修龙泉寺、兴国寺、中岳庙、关帝庙、财神全神等庙，皆出资以助义举。令闻惠德，至今弗衰。”（《清赠奉政大夫次笙李公暨德配诰封宜人樊太宜人合葬墓志铭》）整篇铭文可能有溢美之处，但这几件事应该是真实存在的。正是有李镛这样的乡绅以自己的行动坚守着道德的高地、播撒着正义的种子，并最终影响着周围人的文化价值观乃至社会价值观，才使乡村成为践行儒家文化的最后一块阵地。这对我们全面复兴传统文化、实施乡村振兴战略有一定的借鉴意义。
四、对寺院、庙宇、道观、桥梁、水渠等古代建筑所做的介绍，差不多是该古建筑的小传。这些小传是编者通过研究相关文献和采访知情人而撰写的，不仅让读者对所介绍的对象有了历史加现实的整体认识，而且，小传中的许多信息本身就是该古建筑的史料。比如泰山庙桥，书中对该桥的别称，讹称，方位，所属河流，被列为县、市、省级文物保护单位的时间及批次，所受洪水冲击及碑文记载，桥面、桥墩、桥身、桥洞的特征及尺寸和装饰性建筑构件的特征及其尺寸，等等，都有详细记载。特别是对该桥正中镶嵌的那方浮雕三世佛造像石匾被盗时间的记载，更有意义，为后人研究该桥的历史（甚至汝州的桥梁文化）提供了重要史料。从这个意义上说，这类文字有重大价值。要认识这种价值，只要看看那些古代碑碣中“不知创建于何时”“不知重修于何代”等文字就会明白过半。试想，连“创建”“重修”这样的大事都不曾记录，遑论诸如装饰性构件的存在或丢失这些“小事”？如果当时有人把每件事情不论大小都记载下来，哪怕用铁钉划在砖头上，我们现在做相关研究时也不至于大作其难。为使后人不再遇到我们现在遇到的难题，本书把上述古建筑的历史与现状的点点滴滴的信息都保存下来，这真是一件利在当代功在千秋的大功德！
又如对聚仙堂的介绍，从方位里程到周边地貌，从名称演变到寺院规模，既有对相关文献的引用，也有编者亲眼观察的记录；既有对现存碑碣的研读，也有对知情人的采访；既有对兴盛过程的记载，也有对衰败原因的分析；既强调创始时靳端、刘山、道秀、德满等人的虔敬修为，又突出现在林场承包人康氏父子的不懈努力，总之，本篇文章材料详实，叙述有法，情通理顺，文约事丰，对聚仙堂做了清晰描述，给读者建立了立体印象。另外，本文中一个细节值得一提。文中说：“1957年夏，天降大雨，住在中佛殿的护林员，发现殿内老鼠狂躁不安，四处逃窜，料有大事将要发生，于是和同伴一起出外躲避，果然是夜有巨石坠落，将中佛殿压塌，所幸无人员伤亡。”这个细节不光记述了聚仙堂中佛殿毁坏的时间和原因，也告诉人们一条重要的生活经验：必要时可借助动物预知灾难的能力来保护自己。
五、神庙碑文中关于抗灾互助的史料，有助于我们了解当时乡村生活的状况。比如焦村镇水沟村南火神庙内的《重修火神庙碑记》（碑面有缺损，题目只剩“庙碑记”三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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