关于伊斯兰“中国风格”的研究概况
早在十九世纪之前，中国和伊朗的艺术品就已经被欧洲博物馆和个人陆续收藏。到十九世纪晚期，收藏的数量日益增多，但是非西方的艺术品当时都没有被欧洲学者进行系统的研究。二十世纪早期，随着对伊朗古代艺术特别是书籍插图的研究在欧洲逐渐兴起，伊朗绘画中的中国元素开始引起了关注，例如，当时欧洲学者在对十四世纪伊朗学者拉施德丁［Rashid al-Din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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关于伊斯兰“中国风格”的研究概况
早在十九世纪之前，中国和伊朗的艺术品就已经被欧洲博物馆和个人陆续收藏。到十九世纪晚期，收藏的数量日益增多，但是非西方的艺术品当时都没有被欧洲学者进行系统的研究。二十世纪早期，随着对伊朗古代艺术特别是书籍插图的研究在欧洲逐渐兴起，伊朗绘画中的中国元素开始引起了关注，例如，当时欧洲学者在对十四世纪伊朗学者拉施德丁［Rashid al-Din
］编写的《史集》［Jami’al-Tawarikh］进行研究，发现其文本插图中反复出现中国元素，于是他们开始认识到蒙元时期的中国艺术和伊朗艺术之间存在着一定的联系。二十世纪早期的欧洲学者，如马丁［Matin］、布洛歇［Blochet］和阿多诺［Arnold］等人，他们在古代伊朗手稿插图的研究中，都指出其存在着模糊的远东元素。[1]
不过当时的研究存在一定的局限性，主要的问题是欧洲学者对中国元素的解读没有深入展开，大多数人只是含糊地指出了蒙元时期的伊朗艺术可能受到了中国绘画和装饰艺术的影响，或者当时的中国艺术家可能参与了伊朗书籍插图的制作，而对于蒙元时期中国艺术的原型和伊朗艺术摹本之间的联系都没有进行仔细的比较研究。
第二次世界大战之后的五十年代，在美国相继成立了一批伊斯兰文化研究中心，大量关于伊朗艺术和建筑的书籍纷纷出版，学术界对伊朗艺术进行了更加全面的研究，同时，这一时期的的伊朗艺术展也比二十世纪早期更具有专题性和系统性。蒙元时期的伊朗艺术的特殊性和历史地位成为一个研究的重要课题，学者们对这一时期中国艺术对伊朗艺术的重要影响也形成了共识，更为关键的是，当时在伊朗和中东地区的一些文化遗址相继发掘出土了大量的中国陶瓷，如阿尔达比勒神社［Ardabil Shrine］的考古发掘，这些考古成果为研究提供了更多的原始证据，中国陶瓷的风格和技术对伊朗陶瓷的重要性和影响力被重新认识，达到了一个新的高度。在以上背景下，“中国风格”成为了伊朗艺术的一个研究视角。
自上个世纪七十年代，随着世界政治、经济格局的变化，伊斯兰复兴运动迅速崛起，欧美世界对伊斯兰文化的研究具有更为广泛的现实意义，研究伊斯兰艺术的学者与日俱增。这一阶段，关于伊朗艺术的研究领域更为广泛，涉及了各种工艺种类，如金属工艺等。绘画仍然是研究的重要领域，大量的伊朗细密画文献被整理出版。同时，中国艺术在东西方文化交流中的历史地位被欧美学者再次重视，欧洲“中国风格”这一研究课题再次复兴，在此过程中，与之相关的伊斯兰“中国风格”研究也取得了支持、获得了进展。八十年代，伊斯兰艺术史专家在研究中普遍地参考中国艺术，频繁使用“中国的影响”这个词汇，同时，他们利用中国和伊朗两地不断出现的考古成果，继续修正学术框架和补充研究内容。
在此基础之上，伊斯兰“中国风格”的学术定义逐渐成型。
赫拉特清漆书封与明代漆艺
戗金的具体工艺是在朱色或者黑色的底面上用刀或者针刻划出流利纤细的纹样，纹样内填漆，然后贴入金箔或银箔，最后呈现金色或银色的图案。通过各方面的比较，我们发现，赫拉特清漆书封与中国明初盛行的戗金工艺在技法、配色和图案方面都非常相似，具有明显的模仿痕迹。这一事实，目前也已经被学者所肯定，如伊朗学者纳赛尔·D.哈里里［Nasser D Khalili］在其著作《伊斯兰地区的漆艺》［Lacquer Of The Islamic lands］中提到两件目前发现较早的伊朗漆器，分别是为土耳其苏丹穆罕默德二世制作的清漆书封和帖木儿王子兀鲁倍克·米尔扎［Ulughbeg Mirza］铭文白檀漆木箱，他指出，两者都明显具有中国漆艺的风格，尤其是白檀漆木箱从很多方面都存在模仿中国十四世纪经函的特征，包括顶盖的漩涡纹样和龙纹以及其它装饰图案。[3]
硃红漆戗金交椅一对
硃红漆戗金交床二把
硃红漆妆戗金宝相花折叠面盆架贰座
硃红漆戗金碗二十箇
另外，明王朝甚至对西藏地区也有赏赐戗金漆器的记录，如明成祖曾专门制作了朱漆戗金八宝纹经文挟版，用于赏赐来京觐见的西藏萨迦派拉康方丈昆泽思巴。
勒轮廓，成为十六世纪赫拉特清漆书封的主要装饰特点。通过对同一时期的明代漆工艺进行对比，我们可以发现，赫拉特清漆书封的这种新风格，正是明代在戗金技法基础上进一步发展形成的填彩戗金工艺，尤其盛行于十六世纪明代嘉靖时期。（图2）
赫拉特清漆书封在十五、十六世纪的风格变化显示了其与明代漆艺风格演变的同步性，这也说明了明代漆艺对帖木儿帝国的影响是持续的。此外，值得注意的是，赫拉特清漆工艺不仅在书封制作中使用，其应用范围也逐渐拓展，出现了笔盒、镜盒等新的形式，同时，清漆书封的构图、图案等也对帖木儿细密画产生了影响，对伊斯兰“中国风格”的进一步繁荣起到了重要的作用。
源起于赫拉特宫廷缮写室的清漆书封，尽管工艺的材料不同，但是我们可以肯定，这种新的装饰形式是受到中国明代漆艺的启发而进行的仿制，同时，这种仿制方法与同一时期该地区对中国陶瓷的仿制方法非常相似，我们通过比较可以发现两者至少存在三个共同点。首先，由于无法获得原料和配方，它们都使用本土材料替代中国材料，如中国的陶瓷出口到伊斯兰地区以后，当地的工匠使用本地的陶土材料替代中国瓷器的高岭土进行仿制，这一现象甚至在明代出使帖木儿帝国的使臣陈诚所著的《西域番国志》中就存在记载，“（哈烈）造甆器尤精，描以花草，施以五彩，规制甚佳，但不及中國輕清潔瑩，蓋其土性如此。”[5]
漆器仿制的情况也是如此，赫拉特工匠使用了本地的清漆替代中国漆，同时也使用本地的皮革和当时赫拉特所特有的纸胎等材料替代中国漆器通常所使用的竹木胎；其次，两者都将来自中国的工艺与本土造型、传统样式相结合，如早期伊斯兰地区仿制的中国陶瓷具有传统波斯金属器皿的造型特征，而赫拉特清漆书封也是将明代漆艺应用于传统的书封，而不是中国漆器的样式和功能；最后，在图案和色彩方面，两者都进行了极为认真的模仿，如当时的伊斯兰陶器精确模仿了中国的青花和五彩风格，而赫拉清漆书封则模仿了明代早期的戗金风格和随后的填彩戗金风格，甚至在十七世纪还模仿了雕漆风格，并且在图案的细节处理方面非常严谨。
十六世纪早期，赫拉特清漆工艺开始向周边地区传播，首先传播至今天的伊朗中部，随后继续西传至土耳其等地，于是大不里士和伊斯坦布尔也逐渐成为了漆艺中心。十六世纪上半期，奥斯曼宫廷开始大量制作赫拉特风格的清漆书封，其装饰特点是一般以花卉为图案，使用单色底色、金边勾线以及多彩填色等，明显受到了赫拉特戗金填漆风格的影响。十七世纪后半期，由于苏丹艾哈迈德三世［Ahmad
十六世纪末，赫拉特清漆工艺向南传播到了巴基斯坦和印度地区，从而形成了遍布伊斯兰世界的清漆工艺。
源自于赫拉特的伊斯兰漆艺通过地中海贸易传播至意大利，威尼斯的工匠首先掌握了这种技术，再经意大利传播至欧洲其它地区，在十六世纪下半期引起了欧洲第一次漆艺热潮，持续了将近一个世纪，直至十七世纪中期才渐渐冷却，但是在1660年左右，欧洲的第二次漆艺热潮又揭开了序幕，第二次热潮的源头则是来自东亚，主要是受到了中国明清外销漆器和日本南蛮漆器的影响。第二次热潮持续了两个世纪之久，与中国陶瓷、丝绸等其它外销艺术品共同塑造了欧洲“中国风格”－欧洲历史上第一次国际主义设计风格。
直接来自东亚的漆器在工艺和装饰方面都远胜于欧洲人先前所认知的伊斯兰漆器，再次引起了欧洲人的震撼，十七、十八世纪，欧洲工匠都以达到东方漆器的质量为目标。在图像的模仿方面，欧洲工匠通过外销艺术品、使团笔记以及耶稣会的报告等途径获得了摹本，但是在中国漆的原料破解方面，几乎经历了一个世纪，欧洲人所有的努力都宣告失败，直至十八世纪的意大利神父菲利浦•博纳尼［Filippo Bonanni］最终破解了中国漆的秘密，但是他同时宣布，欧洲人无法使用和获得这种材料，而最好的替代品正是欧洲人一个世纪以前已经熟知的伊斯兰清漆。[9]
对欧洲近代的装饰艺术产生了深远的影响并持续至今。
结语
赫拉特漆艺是伊斯兰地区漆艺的源头和伊斯兰“中国风格”的重要组成部分，在中国漆艺西传的过程中具有最为重要的地位，尤其值得关注的是赫拉特漆艺使用树脂清漆取代中国漆的方法不仅被伊斯兰地区所采用，而且最终被欧洲人所借鉴，为欧洲漆艺“中国风格”的形成奠定了基础。以赫拉特漆艺为案例，我们也可以发现两种“中国风格”之间的区别，古代伊朗工匠直接而不是间接地学习中国的绘画和装饰艺术，并且持续了几个世纪，同时结合本地区的传统风格，形成了相对成熟的艺术体系。同一时期，欧洲与中国没有直接的贸易和文化交流，对于欧洲人来说，中国仍然是一个神秘而未知的国度。十七、十八世纪的欧洲“中国风格”实质上也并不是真正意义上的“中国风格”，欧洲人更注重于图像的想像和远东的猎奇，这才是欧洲“中国风格”的本质所在，而伊斯兰“中国风格”尽管也存在想像的成分和不成功的案例，但是相对而言，他们的研究态度是严谨的、研究方法是成熟的。
[1]
Yuka Kadoi, IslamicChinoiserie: The Art of Mongol Iran, Edinburgh University Press, 2009, p.3.
[2]
[3]
Nasser D Khalili, B. W.Robinson
, Tim Stanley,Lacquer Of The Islamic lands, OxfordUniversity Press, USA, 1996, pp10-15.
[4]
Nasser D Khalili, B. W.Robinson
, Tim Stanley,Lacquer Of The Islamic lands, OxfordUniversity Press, USA, 1996, pp10-30.
[5]
[6]
Nasser D Khalili, B. W.Robinson
, Tim Stanley,Lacquer Of The Islamic lands, OxfordUniversity Press, USA, 1996, pp-20-35.
[7]
Hans Huth, Lacquer Of The West:The History of A Craft And An Industry, 1550-1950, The University of ChicagoPress, 1971, P.3.
[8]
Ibid, p.2.
[9]
Hans Huth, Lacquer Of The West:The History Of A Craft And An Industry, 1550-1950, The University of ChicagoPress, 1971, p22.
不过当时的研究存在一定的局限性，主要的问题是欧洲学者对中国元素的解读没有深入展开，大多数人只是含糊地指出了蒙元时期的伊朗艺术可能受到了中国绘画和装饰艺术的影响，或者当时的中国艺术家可能参与了伊朗书籍插图的制作，而对于蒙元时期中国艺术的原型和伊朗艺术摹本之间的联系都没有进行仔细的比较研究。
第二次世界大战之后的五十年代，在美国相继成立了一批伊斯兰文化研究中心，大量关于伊朗艺术和建筑的书籍纷纷出版，学术界对伊朗艺术进行了更加全面的研究，同时，这一时期的的伊朗艺术展也比二十世纪早期更具有专题性和系统性。蒙元时期的伊朗艺术的特殊性和历史地位成为一个研究的重要课题，学者们对这一时期中国艺术对伊朗艺术的重要影响也形成了共识，更为关键的是，当时在伊朗和中东地区的一些文化遗址相继发掘出土了大量的中国陶瓷，如阿尔达比勒神社［Ardabil Shrine］的考古发掘，这些考古成果为研究提供了更多的原始证据，中国陶瓷的风格和技术对伊朗陶瓷的重要性和影响力被重新认识，达到了一个新的高度。在以上背景下，“中国风格”成为了伊朗艺术的一个研究视角。
自上个世纪七十年代，随着世界政治、经济格局的变化，伊斯兰复兴运动迅速崛起，欧美世界对伊斯兰文化的研究具有更为广泛的现实意义，研究伊斯兰艺术的学者与日俱增。这一阶段，关于伊朗艺术的研究领域更为广泛，涉及了各种工艺种类，如金属工艺等。绘画仍然是研究的重要领域，大量的伊朗细密画文献被整理出版。同时，中国艺术在东西方文化交流中的历史地位被欧美学者再次重视，欧洲“中国风格”这一研究课题再次复兴，在此过程中，与之相关的伊斯兰“中国风格”研究也取得了支持、获得了进展。八十年代，伊斯兰艺术史专家在研究中普遍地参考中国艺术，频繁使用“中国的影响”这个词汇，同时，他们利用中国和伊朗两地不断出现的考古成果，继续修正学术框架和补充研究内容。
在此基础之上，伊斯兰“中国风格”的学术定义逐渐成型。
赫拉特清漆书封与明代漆艺
戗金的具体工艺是在朱色或者黑色的底面上用刀或者针刻划出流利纤细的纹样，纹样内填漆，然后贴入金箔或银箔，最后呈现金色或银色的图案。通过各方面的比较，我们发现，赫拉特清漆书封与中国明初盛行的戗金工艺在技法、配色和图案方面都非常相似，具有明显的模仿痕迹。这一事实，目前也已经被学者所肯定，如伊朗学者纳赛尔·D.哈里里［Nasser D Khalili］在其著作《伊斯兰地区的漆艺》［Lacquer Of The Islamic lands］中提到两件目前发现较早的伊朗漆器，分别是为土耳其苏丹穆罕默德二世制作的清漆书封和帖木儿王子兀鲁倍克·米尔扎［Ulughbeg Mirza］铭文白檀漆木箱，他指出，两者都明显具有中国漆艺的风格，尤其是白檀漆木箱从很多方面都存在模仿中国十四世纪经函的特征，包括顶盖的漩涡纹样和龙纹以及其它装饰图案。[3]
硃红漆戗金交椅一对
硃红漆戗金交床二把
硃红漆妆戗金宝相花折叠面盆架贰座
硃红漆戗金碗二十箇
另外，明王朝甚至对西藏地区也有赏赐戗金漆器的记录，如明成祖曾专门制作了朱漆戗金八宝纹经文挟版，用于赏赐来京觐见的西藏萨迦派拉康方丈昆泽思巴。
勒轮廓，成为十六世纪赫拉特清漆书封的主要装饰特点。通过对同一时期的明代漆工艺进行对比，我们可以发现，赫拉特清漆书封的这种新风格，正是明代在戗金技法基础上进一步发展形成的填彩戗金工艺，尤其盛行于十六世纪明代嘉靖时期。（图2）
赫拉特清漆书封在十五、十六世纪的风格变化显示了其与明代漆艺风格演变的同步性，这也说明了明代漆艺对帖木儿帝国的影响是持续的。此外，值得注意的是，赫拉特清漆工艺不仅在书封制作中使用，其应用范围也逐渐拓展，出现了笔盒、镜盒等新的形式，同时，清漆书封的构图、图案等也对帖木儿细密画产生了影响，对伊斯兰“中国风格”的进一步繁荣起到了重要的作用。
源起于赫拉特宫廷缮写室的清漆书封，尽管工艺的材料不同，但是我们可以肯定，这种新的装饰形式是受到中国明代漆艺的启发而进行的仿制，同时，这种仿制方法与同一时期该地区对中国陶瓷的仿制方法非常相似，我们通过比较可以发现两者至少存在三个共同点。首先，由于无法获得原料和配方，它们都使用本土材料替代中国材料，如中国的陶瓷出口到伊斯兰地区以后，当地的工匠使用本地的陶土材料替代中国瓷器的高岭土进行仿制，这一现象甚至在明代出使帖木儿帝国的使臣陈诚所著的《西域番国志》中就存在记载，“（哈烈）造甆器尤精，描以花草，施以五彩，规制甚佳，但不及中國輕清潔瑩，蓋其土性如此。”[5]
漆器仿制的情况也是如此，赫拉特工匠使用了本地的清漆替代中国漆，同时也使用本地的皮革和当时赫拉特所特有的纸胎等材料替代中国漆器通常所使用的竹木胎；其次，两者都将来自中国的工艺与本土造型、传统样式相结合，如早期伊斯兰地区仿制的中国陶瓷具有传统波斯金属器皿的造型特征，而赫拉特清漆书封也是将明代漆艺应用于传统的书封，而不是中国漆器的样式和功能；最后，在图案和色彩方面，两者都进行了极为认真的模仿，如当时的伊斯兰陶器精确模仿了中国的青花和五彩风格，而赫拉清漆书封则模仿了明代早期的戗金风格和随后的填彩戗金风格，甚至在十七世纪还模仿了雕漆风格，并且在图案的细节处理方面非常严谨。
十六世纪早期，赫拉特清漆工艺开始向周边地区传播，首先传播至今天的伊朗中部，随后继续西传至土耳其等地，于是大不里士和伊斯坦布尔也逐渐成为了漆艺中心。十六世纪上半期，奥斯曼宫廷开始大量制作赫拉特风格的清漆书封，其装饰特点是一般以花卉为图案，使用单色底色、金边勾线以及多彩填色等，明显受到了赫拉特戗金填漆风格的影响。十七世纪后半期，由于苏丹艾哈迈德三世［Ahmad
十六世纪末，赫拉特清漆工艺向南传播到了巴基斯坦和印度地区，从而形成了遍布伊斯兰世界的清漆工艺。
赫拉特漆艺、伊斯兰漆艺与欧洲两次漆艺热潮
十三、十四世纪的威尼斯是欧洲的手工艺中心，以工艺精湛而著称，如珠宝、武器等，也包括流传至今的穆拉诺玻璃。至少在十三世纪或者更早，威尼斯与近东的贸易路线就已经重新开辟了，威尼斯成为当时东西方贸易的枢纽和欧洲的贸易中转站。通过地中海贸易，来自亚洲的货物首先在威尼斯交易然后输入欧洲各地。每年的圣母升天日，威尼斯的圣马可广场都会举办贸易市集。来自东方的金属制品、纺织品、漆器、陶瓷、珠宝、香料以及其它贵重的货物，都在广场上集中展示和交易。源自于赫拉特的伊斯兰漆艺通过地中海贸易传播至意大利，威尼斯的工匠首先掌握了这种技术，再经意大利传播至欧洲其它地区，在十六世纪下半期引起了欧洲第一次漆艺热潮，持续了将近一个世纪，直至十七世纪中期才渐渐冷却，但是在1660年左右，欧洲的第二次漆艺热潮又揭开了序幕，第二次热潮的源头则是来自东亚，主要是受到了中国明清外销漆器和日本南蛮漆器的影响。第二次热潮持续了两个世纪之久，与中国陶瓷、丝绸等其它外销艺术品共同塑造了欧洲“中国风格”－欧洲历史上第一次国际主义设计风格。
直接来自东亚的漆器在工艺和装饰方面都远胜于欧洲人先前所认知的伊斯兰漆器，再次引起了欧洲人的震撼，十七、十八世纪，欧洲工匠都以达到东方漆器的质量为目标。在图像的模仿方面，欧洲工匠通过外销艺术品、使团笔记以及耶稣会的报告等途径获得了摹本，但是在中国漆的原料破解方面，几乎经历了一个世纪，欧洲人所有的努力都宣告失败，直至十八世纪的意大利神父菲利浦•博纳尼［Filippo Bonanni］最终破解了中国漆的秘密，但是他同时宣布，欧洲人无法使用和获得这种材料，而最好的替代品正是欧洲人一个世纪以前已经熟知的伊斯兰清漆。[9]
对欧洲近代的装饰艺术产生了深远的影响并持续至今。
结语
赫拉特漆艺是伊斯兰地区漆艺的源头和伊斯兰“中国风格”的重要组成部分，在中国漆艺西传的过程中具有最为重要的地位，尤其值得关注的是赫拉特漆艺使用树脂清漆取代中国漆的方法不仅被伊斯兰地区所采用，而且最终被欧洲人所借鉴，为欧洲漆艺“中国风格”的形成奠定了基础。以赫拉特漆艺为案例，我们也可以发现两种“中国风格”之间的区别，古代伊朗工匠直接而不是间接地学习中国的绘画和装饰艺术，并且持续了几个世纪，同时结合本地区的传统风格，形成了相对成熟的艺术体系。同一时期，欧洲与中国没有直接的贸易和文化交流，对于欧洲人来说，中国仍然是一个神秘而未知的国度。十七、十八世纪的欧洲“中国风格”实质上也并不是真正意义上的“中国风格”，欧洲人更注重于图像的想像和远东的猎奇，这才是欧洲“中国风格”的本质所在，而伊斯兰“中国风格”尽管也存在想像的成分和不成功的案例，但是相对而言，他们的研究态度是严谨的、研究方法是成熟的。
[1]
Yuka Kadoi, IslamicChinoiserie: The Art of Mongol Iran, Edinburgh University Press, 2009, p.3.
[2]
[3]
Nasser D Khalili, B. W.Robinson
, Tim Stanley,Lacquer Of The Islamic lands, OxfordUniversity Press, USA, 1996, pp10-15.
[4]
Nasser D Khalili, B. W.Robinson
, Tim Stanley,Lacquer Of The Islamic lands, OxfordUniversity Press, USA, 1996, pp10-30.
[5]
[6]
Nasser D Khalili, B. W.Robinson
, Tim Stanley,Lacquer Of The Islamic lands, OxfordUniversity Press, USA, 1996, pp-20-35.
[7]
Hans Huth, Lacquer Of The West:The History of A Craft And An Industry, 1550-1950, The University of ChicagoPress, 1971, P.3.
[8]
Ibid, p.2.
[9]
Hans Huth, Lacquer Of The West:The History Of A Craft And An Industry, 1550-1950, The University of ChicagoPress, 1971, p22.