新浪博客

“中国最美女诗人”翟永明:诗歌濒危，诗人寂寞

2011-10-16 09:11阅读：

http://blog.sina.cn/dpool/blog/u/2115312290

来源：羊城晚报
《小翟》——翟永明前夫、著名画家何多苓为翟永明所作画像　　翟永明:诗歌濒危诗人寂寞　　据说她是中国最美的女诗人　　她开酒吧讨营生,亦是为了获得跟社会接触的机会　　她近十年来的诗歌,总是充满男人般的批判力量　　翟永明(1955- ) 　　...
\

《小翟》——翟永明前夫、著名画家何多苓为翟永明所作画像
　　翟永明:诗歌濒危诗人寂寞
　　据说她是中国最美的女诗人
　　她开酒吧讨营生,亦是为了获得跟社会接触的机会
　　她近十年来的诗歌,总是充满男人般的批判力量
　　翟永明(1955- )
　　祖籍河南，出生于四川成都，知识分子写作诗群代表诗人之一。1981年开始发表诗作，1984年完成了第一个大型组诗《女人》，其中所包括的二十首抒情诗均以独特奇诡的语言风格和惊世骇俗的女性立场震撼了文坛。该组诗在1986年《诗刊》社的“青春诗会”发表之后，更是引发了巨大的轰动，1996年出版了散文集《纸上建筑》之后，成为自由撰稿人。现居成都写作兼经营“白夜”酒吧。作品曾被翻译成为英、德、日、荷兰等国文字。在数十年的诗歌写作中，翟永明一直保持充沛的写作和思考的活力，每个时期都有重要作品
问世，在中国诗坛具有无可置疑的重要性。
　　一则新闻报道成就一首好诗
　　何言宏：你早期的诗比较“个人”、比较“自我”，现在的作品却有明显的社会性，但我觉得，你与社会的紧张一如既往的。
　　翟永明：现在我写的东西，当然还有一部分是延续之前的主题，是表达个人感情。但是诗的触角已有很多是跟社会问题有关的。比如说2002年写作的《关于雏妓的一次报道》这首诗就来源于一篇新闻：我在报纸上看到了一个小女孩，她被拐卖到了妓院里面，小女孩只有十三岁。但是，三个月内，共有300多个男人以嫖客身份强奸了她。说“强奸”，是因为这个女孩完全是被迫的。小女孩没有任何的反抗能力，她只好在算术本上记录了那些人。那些人都没有名字。她只是记下了多少个，今天是哪一个，明天是另一个。后来，等她的父亲终于找到她，是三个月之后，她已经得了十几种性病，并被切除了卵巢。她的父亲哭着说，我完全不能理解，每个人都有女儿，我的女儿那么小，那些人怎么可以做这种事。我是在报纸上看到这个消息的。当时我看了以后，触目惊心。对我的震动特别大，我觉得在中国还有那么多人完全没有概念。为了满足自己最私欲的要求，完全没有任何道德底线。但这样的题材我以前完全没有写过，它跟现实这么紧密，直接就是一个新闻。我从前觉得新闻是不可能直接写成诗歌的，诗也应该远离社会新闻以保持自身的诗意。但这个报道对我刺激特别大，我后来觉得还是要用我自己熟悉的语言来呈现。在写的过程中，我一边写一边就把我的疑虑写进去了。这首诗中的思考实际上是两方面的，一方面是这个消息对我的触动，另外一个层面就是涉及诗歌的写作本身：我们今天的写作，是不是应该涉及这样的题材？是不是应该和社会发生那么直接的接触？我是不是应该这么写？我这样写，是不是把我的诗歌变成了另外一种东西了？
何言宏：这些年来有一种现象，就是很多作家和诗人都从新闻当中寻取题材，作家当中比如余华，据说他的《兄弟》就是取材于新闻报道。还有王安忆的《长恨歌》，也是取材于一个罪案报道。其实这在中外文学史上很正常，关键是怎么处理，当然对诗歌来说，面临的问题可能更特殊。对了，有一本法国人写的书，叫做《杂闻与文学》，非常有趣，谈的就是这个问题，不过它所讨论得更多的是小说和戏剧。现在的媒体所报道出来的“中国新闻”，真的是我们文学的一个重要资源。
　　翟永明：后来出现的贵州习水糟蹋幼女案的结果，已杳无音信，再后来的丽水强奸女生案似乎也没有引起网民们强大的关注。而且，“强奸”在法律上变成“嫖幼”，也就是在把责任往女孩身上推。这不仅是强奸女孩，更是强奸公众的智商。记得《关于雏妓的一次报道》这首诗在《诗刊》上发表时，题目被改成《部份的她》。也许，《诗刊》的主编也觉得“雏妓”二字太过刺激人的神经了。
　　何言宏：他是否觉得“雏妓”这样的字眼会损害“诗美”？！
　　翟永明：当代诗歌的写作中“美”是有多种含义的，此外，当代诗歌也不能仅仅是“美”的欣赏者。当代人的情感也不仅仅是风花雪月。这一点，一个诗人应该清楚。我早就不会用字面意义上的“美”来定义诗歌的好坏。同时，我觉得对现实的观察，有时对诗歌写作会有很大的帮助，对诗歌的变化也有很大的帮助，而且你跟这个社会的接触，也会导致你的写作观念发生很大的变化。我想这首诗是不是文学意义上的好诗我没有把握，但最重要的意义，在于它对我的诗歌观念变化所起的作用。所以，我本人很喜欢这首诗。
　　何言宏：我也喜欢这首诗，我以为它应该是你这些年来的代表作之一了。像《关于雏妓的一次报道》这样具有非常强烈的社会批判精神的作品，每一位熟悉你的读者读了它后，都会对你有新的认识，会有一种惊异，也会心生敬意。
　　翟永明：我目前的写作中都希望诗歌与现实有一种更紧张和更明确的关系，当然，必得是一种诗意的方式。一种现代的诗意，不是过去那种纯抒情的诗意。
　　诗人的其他营生
　　何言宏：近十年来,除了写诗之外，主要还做什么？
　　翟永明：这些年我最主要的经历除了写作之外，就是开了“白夜酒吧”。
　　何言宏：为什么会想到开酒吧？
　　翟永明：我想做一个自由撰稿人,但中国稿费太低，所以对于我来说，一个自由、散漫、无拘无束，能挣点生活费又不影响写作的职业，是我一直向往的。因为这一念之想，我开了“白夜”酒吧。当然，“白夜”只是我的一个生存背景，我赖以生活的地方。而更为重要、更吸引我的，依然是写作。我一直认为，作家如果有其他营生，只会给他的写作提供一个开阔的视野和观察社会的机会。
　　何言宏：“白夜”已经成了成都的一个著名的文化景点了，人们去成都，宽、窄巷子一定得去，去了宽、窄巷子，“白夜”更得去了，但它是在宽巷子还是窄巷子？
　　翟永明：窄巷子。十年来，“白夜酒吧”聚集过诗人、艺术家、媒体人、艺术爱好者，也举办过若干小型寒碜但个性张扬的签名售书和一些艺术活动。诗人们也常常在这里举办朗诵会，“白夜”让我的写作视界和对现实的理解都大大地打开了，并且让我的写作发生了很根本的变化。从1998年到现在，我的写作可以说是非常自由和多变，这在很多时候都与我关心的事情发生改变有关。我认为作家的写作应该跟随内心，内在的思想和观念变了，写作一定会变。这些年我出了两本诗集、三本随笔。其中《白夜谭》完全是记录“白夜”和“白夜”周边的艺术群体。
　　何言宏：经常会从一些朋友那里听说“白夜”举行的各种活动，“白夜”已经成了中国当代诗歌史和艺术史的重要见证。你说“白夜”的很多活动“小型寒伧但个性张扬”，和咱们诗歌相关的这些活动比如有哪些？记得你还主持策划过诗歌节。
　　翟永明：那一届诗歌节发生了很多变故。我在这件事里也太天真，处事太幼稚。以为用民间的资金做一个比较纯粹的诗歌节，可以完全按自己的想法，不考虑官方的、体制内的关系，绝不邀请某些自以为掌握了诗歌权力的人。但我确也没想到那些人会有这么大的破坏性。诗歌节被取消了，但从美国过来的两位诗人却已经来中国了，同时不少外地朋友也已买了不能退的机票，他们仍然来了成都。所以，后来我只好临时又安排了在“白夜”的诗会，从一个公共空间的诗歌节变回了一次诗人的小型聚会。
　　□ 何言宏
翟永明“白夜”十年：美好又厌倦
——成都女诗人入画，接受专访谈成都诗坛秘闻
“中国最美女诗人”翟永明:诗歌濒危，诗人寂寞
历经沧桑，翟永明美丽依旧
“中国最美女诗人”翟永明:诗歌濒危，诗人寂寞
何多苓画中的翟永明，忧郁的眼神中投射出宿命、恐惧和漂泊。
“中国最美女诗人”翟永明:诗歌濒危，诗人寂寞
肖全镜头下的翟永明从容练达。
何多苓曾给翟永明画过一幅肖像素描，画里的眼睛投射出宿命、惊恐和漂泊，但近两年照片里的她带着从容练达，有现世安稳的底子。翟永明承认年轻时是一个羞怯的人，有点胆小，不大喜欢跟陌生人接触，和人交往容易紧张，缺乏安全感。很大的一个改变是从她开了“白夜”以后，她必须和陌生人打交道，不可以再回避现实。到今年，“白夜”十岁了，这十年她也有比较大的改变，影响到气质，甚至是表情。
出人意料的是她喜欢呆在家里写作，自己动手煮一杯蓝山咖啡，看看书，进入一种写作状态。开“白夜”之后，最初的几年，她也常到酒吧喝酒喝咖啡，但从没有真正坐在“白夜”写作过。回想起来，这十年，她并没有像村上春树那样，靠在酒吧写作赚了钱，又卖掉酒吧去专业写作，也不像波伏瓦那样在酒吧清淡时，埋头在咖啡桌旁写出一本又一本等身著作，而是骂骂咧咧、厌倦又和好，和好又厌倦地与“白夜”纠缠了十年。
最有成就感的事：当年的辞职
翟永明是1986年底从单位辞职的。她之前所在的单位是西南物理研究所，待遇、福利都很好。要是当时不从单位出来，那她现在最差都是高级工程师了。但是，在这个严谨的科研单位，让她觉得非常压抑。她那时与一些文学艺术界的朋友来往，他们大都留着长发，甚至被单位的人认为是交往了一些坏人。连她自己也没有料到，辞职的契机居然是赫赫有名的“青春诗会”。在第一届曾以青春诗会专号的形式，让北岛、舒婷、顾城等一夜走红。1986年，北京的《诗刊》社举办“青春诗会”，邀请她参加。在那届诗会上，她发表了组诗《女人》。回来后，遇到些非议，一气之下，就辞职了。有一次一个问卷问：“什么是你自认为最有成就感的事”？她回答的便是：辞职。
1986年《诗刊》社在太原举办“青春诗会”，在那儿她认识了韩东和于坚，那也是他们俩第一次见面，那时于坚不胖，耳朵也还好。韩东当时言谈举止已很成熟，但实际上则年轻得让她不敢相信，后来她与他们俩成了很好的朋友，她还记得当时她对韩东说过一句话：“这是我第一次与比我年龄小的人成为朋友”。因为那时，她周围的朋友都不年轻了，也很成熟。
1996年，她出版了散文集《纸上建筑》。从此，她就准备做一个自由撰稿人。但中国稿费太低，所以对于她来说，一个自由，散漫，无拘无束，能挣点生活费又不影响写作的职业，是她一直向往的。因为这一念之想，她开了“白夜”，那是十年前的事了。“白夜”是酒吧街上的第三家。
“白夜”：平凡的人给我最多感动
当然，“白夜”只是她的一个生存背景，她赖以生活的地方。而更为重要、更吸引她的，依然是写作。
取名“白夜”，正是想要有一些文学性。当然与陀思妥耶夫斯基同名小说《白夜》有关，也与她当时喜欢的巴希利科夫的电影《白夜逃亡》有关，但同时，这是一个语义复杂的名字，可作多种解释：文化上的、地理上的、寓意上的。而且更为巧合的是，它与她的名字，产生了一种奇崛的暗合。这倒是事后别人悟出来的。
当记者问她作家无非是手艺人，那接点别的营生，对写作有影响吗？她的答案是，作家有其他营生，只会给他的写作提供一个开阔的视野和观察社会的机会；作家没有其他营生，也就没有为自己创作枯竭找到的理由了。
“白夜”十年，难忘的事一幕又一幕。最让翟永明难忘的是1998年，钟鸣厚厚的三大本《旁观者》出版了，她在白夜为他搞了个首发式。在签售书时，富有戏剧性的场面是一个陌生女孩的来临。她手持一大束百合花，递给了正在签名的钟鸣。声称自己是钟鸣的崇拜者。今天，只是前来送花。并且亲口告诉他这一点。不知所措的钟鸣，在女孩就要转身离去时，刚好反应过来，还来得及给了她一个深深的拥抱。从那个时候，到现在，每年钟鸣的生日，总能收到一个精致的礼物。这个礼物，一如既往地在钟鸣生日当天，被神秘地送到白夜，由她转交给他。十年来，生日礼物一次也没少过。 甚至有文学青年夸张地说，去了成都，没去“白夜”坐坐，算是白去了，那里举办过寒碜但个性张扬的签名售书。成都的文人圈、艺术圈，与白夜的关系，当然是她这本新书的主角，翟永明认真地说“有些酒客在白夜发生的故事真的跟小说一样”。
2005年，她办成都诗歌节，诗歌节后来被取消了，她和朋友们白忙活了小半年。但惟一有收获的是成都女诗人张宓。
当时翟永明和何小竹请她来做助理，结果就在她们策划诗歌节的当天，谈完事后，张宓坐到隔壁的一张桌子去了，结果，认识了她后来的丈夫，马上就坠入热恋。从此就消失了，也没来帮忙。诗歌朗诵会那天，张宓来了，向她道歉。说她没有来帮她是因为她要结婚了。这个消息安慰了翟永明。她说：“这是失败的诗歌节中惟一成功的事”。
第三代诗人马松的醉酒史也与“白夜”有关，马松在白夜醉过的次数都数不清了，他醉了一定要在在座的酒客里找到一个假想敌来骂，但每次都已醉得骂不出来，只能用手指着那个人，一直指着。李亚伟老说：“多少人想剁掉这只手指呵”。
想当年，“白夜酒吧影音周”开幕时，聚集了成都很多艺术界的活跃人物，大家挤在加了外罩的白夜酒吧里，几乎没有立锥之地。影音周历时七天，放映了来自全国各地的短片数十部。后来举行的多次朗诵会，也是坐得满满的。白夜读书会历时近两年，一度有很好的效果，但是由于她没有更多的时间组织讲座，读书会渐渐冷下来。
成都：盛产诗人的城市
当然，也有很不如意，生意清淡的时候，毕竟，她不是擅长经营的人。最因难时，确实想过关掉算了。但还是舍不得。最近，她在成都新修复的宽窄巷子里找到一个小小的院落，准备换一个地方。下一个十年计划就是在新的白夜里搞一些以前受地点限制，没能做成的活动。
她常常被问到“为什么成都出那么多诗人？”在她的印象中，有一张照片能代表成都，盛夏，成都人搬着桌子穿着短裤在河里打麻将，在翟永明看来，何止是河里，成都人打麻将喜欢选择有情趣的地方，他们不会像上海人在家里打麻将，比如桃花漫山遍野盛开的时候，农民就搬出桌子在桃花树下打麻将，荷花池边，菊花旁边，所有风景优美的地方。有时候，那个盛大场面真有点行为艺术的味道。拍成照片，就是杰弗昆斯的作品呵。成都人小富而安的心态，使他们有时间去细细体验生活。当代社会最大的问题是生活变成次要的东西，这挺可怕的。翟永明说：“李陀到成都来，说过一句话，她觉得有道理，他说成都就好像一个人，用他的慢对抗全世界的快。闲适、古风犹存是成都产生那么多诗人艺术家的基础”。
末了，翟永明说“遗憾的是许多人离开了成都，但未见得离开了诗歌。只不过是每个人有每个人的活法。”

我的更多文章

下载客户端阅读体验更佳

APP专享