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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山坳上的中国》诞生背后的故事
《山坳上的中国》诞生背后的故事


《山坳上的中国》诞生背后的故事
--读何博传老师写给我的信
2013年12月7日上午7点钟刚起床手机响了,收到何老师凌晨00：30分读我《聆听天籁之音》等博文后发来的信息，不顾70余岁之高龄,何老师一口气写了2000多字的来信，其治学态度之严谨令人感动。大学毕业后何老师投笔从戎，凭借一次偶然的演讲被中山大学猎头发现,二年后从一所中学调入中山大学哲学系任教；6、7年内写了60余篇论文被香港一家刊物发表,被霍英东先生聘请为高级顾问。当我如数家珍与何老师电话谈到他的传奇时,他却谦虚地说:“我何博传全身都是毛病,当年《人民日报》及香港等众多记者写我,他们写好、我不看,写坏、我也不看。想不到您把我写得那么好,我都不敢看了”，我说：“何老师，您写的《山坳上的中国》一书，对中国社会问题的思考力影响了几代中国人,见到您后，我写《聆听天籁之音》博文,既是表达对您的崇高敬意,也是对我二十五年前激情燃烧青春岁月的回顾,向您学习致敬！”，“奇文共欣赏，疑义相与析。”阅读何老师写给我的信，了解《山坳上的中国》诞生背后的故事，妙哉！
王先生：
大作拜读过了。先生工作之余，竟有此好文笔，好心情，实在难得。谢谢你！谢谢王先生错爱，所赞之词，实不敢当。唯有几点可说明一下：
1．关于《我不是》一诗，这次在苏州，我又正式告诉大会组织者：请说明，该诗作者不是我，而是称为“子页”的诗人，听说他在西安工作。此诗我当时是放在“一堵高墙”一章作引语。是编者改放在前面。致引起误会。我为此反复作过说明。这次唐先生在苏州大会上更正式作了说明。
2．“山坳”其实是一本很普通的书。原为重庆出版社约稿，1986年交出，分“背影”、“实体”“幻觉”三部分。很快因反“精神污染”，重庆立即退稿。编者附函说：“这样的书，怎样出啊？”。后来，香港连载了。1988年因许医农的工作，才在贵州人民社付印。当时我只拿出“实体”部分给她。
“山坳”那时造成的“影响”，纯属偶然。一是当时有中新社记者在《羊城晚报》以《山坳上的奇人》为题说到，中共中央“人手一册”，跟着人民日报，中国青年报，光明日报全国记者“人手一册”；二是，该书是1989年四月上市的，“六四”北京通知“仃印”。当时出版社只印出九十几万册，但承包销售者已收订书款，却还欠书商一百多万册无书供应。书商不要退款，坚持要书。结果承销者，一位女老板多次被告上法庭，还在庭上哭了几次。这是她到我校时当面跟我说的。
这大概也是引起全国书商疯印此书的一个原因。还高价原因。原价几元的书，通常以十几到上百元出售。兰州市政府便来函说要付六百元购六本。因为“火车站一百元一本，已无书”（此信我转给了出版社）。我校当时一万多人，此书高价售出十几万册。人类学系主任的夫人，一个人购入七百本，凡认识的人都送。后来贵州出版社曾找到六个不同版本的盗印版。
我一位小学时的同班同学，是广州一位书商。我曾问他印了多少。他避而不答，却说：“我一位朋友，从沈阳运出来的“山坳”，至少六十万册。他们不是在一个地方印的。”。后来关于“七百万”大概就是这样传说来的。不可作准。不过，这个数未计香港两个版，台湾两个版（还有一本杂志，有一期全本就印“山坳”）和美、日、韩文版的数字。
3.“山坳”其实是有很多毛病的书。我校的一些“领导”对我最大的批评是“无组织，无纪律”、“你还是不是一个国家干部？”之类。我们的老系主任，副校长、博导，全国毛泽东思想研究“权威”，公开禁止在学校的人阅读“山坳”他的理由是：“你们知不道“山坳”是什么？“山坳”就是上不去！”学校人事处处长还在办公室公开宣布：“何博传是中山大学的危险分子，我的办公室就是不准读那本书！”作为一个学数的人，“山坳”，不过是用最简单的方法陈述最简单的事实。我搞不清他们为什么这样莫明其妙地抬举我。我不断回答他们说：“山坳”最大的毛病，是说得不够。譬如，当时写“现在干部怎样做父亲”，如果现在来写，就是“现在干部怎样做人”了。可见“山坳”并没有什么预见性。
“山坳”如果还有一点点小价值，可能在几个我生造的词上吧。例如，在1988年11月《读书》杂志一个座谈会上，当时中国社科院政治所所长苏绍智教授说：“‘政治生态危机’是何博传的创造”；又如，一次在校园碰到我校古文献研究所的陈方正教授，他对我说：“我查过了，没有‘臭化’这个词。”（他说的是我写“臭化知识分子”那句话）。可能是因为我不懂，乱造几个词。反而觉得“有点意思”。
4.还有“抄袭”一说也有点意思。韩愈曾说自己“学艺无成，耻艺成”。一个学数的人，1986年写出不三不四的“山坳”初稿，对我自己来说，其实有“学艺无成，耻艺亦无成”的难过。所以，二十多年来我都不想提此事。我还经常劝我的学生和新旧师友，不值得再去读那本书。什么能源、教育、干部、交通、经济、生态、环境，乱七八糟，我自己从来没有研究过，也没有计划再“研究下去”，更不想以这些东西来谋饭。“山坳”中大量数据，肯定是人家的，我已努力就重要处列出资料来源。但如果每个数据都列“出处”，这本书根本无法读。（后来出版社告诉我，许多数据错误是排版造成的。跟数字太多有关）。其中我有一个错误是，1983年在一个会议上看到一份讲第三产业的打印稿，上有一组数据，作者按数据得到一个回归方程。我引入第三产业那章书中。因为看到的是打印稿，我只保留原数据上的出处。回归方程出处反而未标出。并且用了“读者容易得到”的话。这是华罗庚爱用的话。因为从一个数据表，得到一个回归方程，那是数学系一年级学生的作业。我们会认为那个数据表比方程更重要。
1988年的书出得非常匆忙。书出后，我发现不少问题。1991年香港三联出“山坳”修订版时，我把第三产业中讲“对策”这一节全删除。其中就包括那个数据表和回归方程。不过错已造成。十几年后，得到回归方程的那位作者，成了国务院级的大专家，写出大作说我抄他。那倒是真有此事。幸好我对“第三产业”说并无兴趣。山坳之后，从未再为此写过一句话。
一口气拜读了你的几篇大作。一位总工，还有能力，有爱好，有情致，一篇接一篇写作，实少见。有机会好好向你学习。
匆匆不及。望谅！
（2039字）
博传
2013年12月7日0:25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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