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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转】第九十节 云贵高原的地理结构、夜郎国滇国、司马错的黔中之战、庄硚远征

2013-08-28 16:37阅读：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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武陵山区的情况我们已经大致了解了，从地理结构上来说，这并不是一个有潜力的地缘版块，更多时间只是被视作洞庭湖平原与西部各地缘版块的缓冲地。而被武陵山区所隔离在西部的地缘板块，除了巴、蜀之地的四川盆地外，就是云贵高原了。
　　对于楚国来说，试图穿越武陵山区，去控制云贵高原似乎有点操之过急。开发这种边缘地区的任务，更应该由一个解决了内部问题的，大一统王朝来完成。就楚国所处的时代而言，东线才是他们所应当关注的方向。当然，这并不代表楚人的影响力就没有到达云贵高原。毕竟楚国在长江以南地区经营日久，即使是出于纯粹的商业交换的目的，那些南蛮之地的部落们也并不介意给予楚国以足够的尊重。问题是，楚国有没有必要去直接控制云贵高原。
　　如果秦人没有占据四川盆地，那么楚人的确没有十分的必要，去图谋云贵高原。但现在秦国已经向南占据了汉中、四川两大盆地，对楚国形成了绝对的地缘优势。在这种情况下，云贵高原就成了楚国唯一的战略翻盘机会。
　　从地理结构上来看，秦国所占据的关中平原、汉中盆地、四川盆地，都可以算得上是四塞之地。楚人无论从丹江、汉江还是长江通道，攻击秦国，实际上都只能形成单线进攻的态势。由于楚国的地理劣势，即使是秦楚之间实力相当，胜算也是掌握在秦人一边的。如果中原诸国，特别是三晋肯和楚人协同作战，从崤函通道一线同时对秦国施加压力的话，那么秦国在两线作战的时候，倒还是有可能露出破绽的。只不过山东诸国虽然屡屡合纵攻秦，但从来没的真的齐心协力过。除了大家与秦国地缘矛盾有大小之别，导致出力不同以外，秦人的对六国所施展的“连横”之策也是重要的因素。所以说，后来三国时期，曹操每每听到对手又寻来了新的盟军便知道胜算会在自己一边了。
　　既然这些潜在的盟友都靠不住，那么楚国就只能自己想办法应付秦人了。如果一定要追求两线出击的表面效果，楚人倒也可以做到，即从丹江、汉江、长江三个方位，任选两线甚至三线，同时攻击秦国。只不过我们之前也说了，楚国在这三个方向上都没有地理优势，更何况就算强行展开攻击，也算不上是两路包夹的战术，因为所攻击的是相互独立的地理单元。
　　如果要想真正实现两线攻击的战术，并让楚国最少在一条攻击路线上占据地理优势，以和秦国达成战略均势的话，楚人只有想办法在云贵高原开辟第二战场，才有可能翻盘成功。从地理结构
上来看，云贵高原的地势比四川盆地高，如果在此建立战略基地，并寻找一条由高原流入四川盆地的河流作为攻击线路，那么楚人就可以对四川盆地占据一定地理优势了。从战术的角度看，楚人云贵高原建立战略基地后，除了由南向北，向四川盆地的秦人发动攻击外，还可以由涪陵溯江而上，攻击秦人所占据的巴国故地。以共同对四川盆地形成包夹之势，并最终从秦人手中夺取巴蜀之地。如果四川盆地在秦楚之间易手的话，那么秦楚之间的战略形式就会发生根本性的改变。到那时，也许诸葛亮在《隆中对》中为刘备所定立战略计划，就有机会提前实践了（天下有变，则命一上将将荆州之军以向宛、洛，将军身率益州之众出于秦川）。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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如果楚人决心在云贵高原开辟第二战场的话，那么选址也是一个大问题。即楚人如果准备经营云贵高原的话，应该把地缘核心放在哪里。从地理格局来看，楚人首先要考虑的是，究竟是把战略基地放在贵州高原，还是云南高原。
　　在我们所接受的教育中，这片地处四川盆地南面的高原，一直是以“云贵高原”的面目出现在我们面前的。对于其中“云”、“贵”二字的理解，也无非是因为它地跨云贵两省，因此各取一字，以示公平罢了。而实际上，问题并没有那么简单。因为云贵高原的确是由云南、贵州两个相接的高原所组成的，尽管从大局上来看可以被视为一个整体，但二者的地理结构却有着很大的区别。这种区别也能够解释，为什么云贵高原最终成为了二个省的主体，而不是合为一体。
　　从地缘结构上来看，楚人似乎应该选择贵州高原作为经营重点。这主要考虑到，贵州高原处在云贵高原东部，靠近武陵山区（武陵山区其实是贵州高原的延伸），楚国如果以此为基地的话，离洞庭湖平原的核心区会更近，更易于相互呼应。不过如果考虑到楚国向西渗透的目的，是为了最终能够对四川盆地的秦人，尤其是那个富庶的粮仓——成都平原构成战略压力，贵州高原就没有什么优势了。
　　贵州高原不适合做攻击四川盆地的战略基地，首先是因为他的相对位置。由于贵州高原的位置在东，即使楚国在此能够经营好，并找到合适的攻击线路，他们攻击线路所指向的区域也会是当年巴人所占据的“川东平行岭谷”地区。而在这些山地中纠缠的话，时间就会站在秦人一边了；其次从攻击线路的具体选择上来看，楚人如果想从贵州高原上发起攻击，那条水系覆盖了贵州大部分土地的“乌江”，是最有可能的选择。不过问题是，虽然沿乌江发起攻击，有上水优势，但当楚军沿乌江顺流而下到达长江时，会发现他们还是没有突破秦人的防线，因为乌江与长江的交汇处——涪陵已经是楚的对抗秦人的桥头堡了，花费这么大力气，绕个圈子去增援涪陵的楚军没有任何必要。
　　除了在攻击方向和线路上，贵州高原不符合楚人的战略需求外，贵州高原本身的地理结构，也使得它很难成为一个有实力的地缘板块。尽管从平均海拔上来看，贵州高原还要比云南高原低些。但具体到地形上，贵州高原的生存环境却大不如云南高原。在很多人的印象中，高原的生存环境似乎都不容乐观，并且应该没有太大差别。但事实上，高原之称，只是因为它的相对海拔较高。但高原之上的相对地形，却有些千差万别的区别。云南、贵州两大高原之间，就存在着很大差别。简单的说，云南高原的地势要相对平缓的多，高原之上多分布些低缓丘陵，而这些丘陵之间，则是大大小小的盆地（有一千多个），这些盆地有的成了湖泊，有的则成了气候宜人的农业区。
　　而贵州高原的情况就完全不同了，在这片高原上，山势的起伏较大，由于河流切割的力度大，造成峡谷众多、相对落差明显，所以也被称之为“贵州山原”。正因为此，贵州地区才有“地无三尺平”之说，整体条件并不比武陵山区好多少。这种地形条件，甚至影响了贵州地区的小气候环境，通俗的说就是“天无三日睛”。当然，贵州高原上也并非没有地势较平的地区，但从整体的面积来看，与云南高原存在着明显的差距。以至于后来的二千多年间，云南地区一直是云贵高原的核心区域。这种由于地理结构所造成的地缘潜力上差别，在上个世纪军阀割据的年代中亦有体现。云南军阀的能量和影响力就要远高于贵州。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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既然进军云贵，是楚人战略翻盘的唯一机会，那么我们就要来看看楚人是什么时候来实施这项战略的。应该说，如果楚人愿意的话，他们早在春秋之时就可以开展这项工作了。不幸的是，对于当时的楚国来说，对于四川盆地以及云贵高原并都有足够的兴趣。无论是出于占领的难度，还是地缘潜力来看，楚人都没有理由不选择向华北平原扩张。如果不是西线的庸、巴两国对楚国核心区的安全构成威胁，并且掌握了“盐”这项重要生活物资的话，上庸、巫郡、黔中地区直到战国后期，楚人可能都不会考虑去直接控制，更何况云贵高原了。
　　让楚人真正觉得有必要开发云南高原的战略事件，是秦人对于四川盆地的渗透。而直接的起因，则是楚国在秦国和韩、魏的夹攻下，丧失了对南阳盆地的完全控制权。为了重新与秦国达成地缘均势，象大多数政治家一样，楚人也曾经幻想用政治手段来与秦人达成和解。不过最终的结果却是，楚人又一次被忽悠了。那位曾经带领楚军在丹阳、蓝田与秦军决战的“楚怀王”，在武关与秦昭襄王谈判时，被秦人扣留了。从外交上来看，秦国的这种作法无疑是将自己置于不义之地，不过秦人既然已经决定与天下为敌，并且自觉有这样的实力了，做出这样的事情也并不让人感到意外。只是，暂且不论秦国的这种做法对不对，实力终究是需要考虑的第一要素。那种在自身实力尚且处在半瓶子水阶段（甚至只有一个瓶底），就叫嚷着要打破一切国际规则，与整个世界为敌的想法，如果只是在网络之上YY一下，最多不过是博人一笑；但要是庙堂之上的人也犯了这种幼稚病，那对国家来说就是一场灾难。最近也是最典型的例子，就是试图以“人民”战争的形式（义和团），向整个西方开战大清帝国。
　　不过和后来试图以行刺秦始皇，而索回燕国被占领土的“燕太子丹”一样，秦人也过于高估了政治领导人，对于地缘博弈的影响力。扣押了楚怀王的秦国，并没有如愿的获得楚国所割让的土地，四年以后（前296年），这位悲剧性的楚国客死于秦国。有着深厚文人气质的史家们，相信秦人没有达到目的，是由于“楚怀王”的坚贞不屈。但更接近历史真相的原因，却是楚怀王只是楚国的政治代表，他个人的生死，并不会影响楚国的实际利益，而如果用土地来交换了话，将势必会影响到楚国的地缘结构和整体利益。因此在楚怀王被扣期间，他的太子很多成为了新的楚王，秦楚之间的对角，依然要靠实力来解决。其实纵观历史，成功以领袖人物的生死，来解决国际争端的案例是非常少的，无论你是用绑架还是刺杀的方式。如果被威胁的一方，实力占优，那我们总能在历史中，马上看到一个比他更“英明”的领袖人物出现（也包括意外死亡的情况，比如那位短命的秦武王）；而如果情况恰恰相反的话，那么往往他的继任者，会被怀疑个人能力不足，造成前者的生死决定了国家命运的假象。
　　
　　不管楚怀王这张牌有没有用处，秦国连横中原诸国，渗透入了南阳盆地却是事实。感觉到自己核心区岌岌可危的楚人，真正需要思考一下自己的战略对策了。并不十分清楚，到底是谁具体作出了西出云贵，侧击巴蜀的决定，但实际的执行者却还是有史可查的。这个人就是曾经导致楚国内乱，后来又被“招安”的庄硚。



华夏文明开发云贵高原一般被认定为是始自“庄硚入滇”事件，不过却少有人关注这背后的战略意义。其实只要仔细想想，就会觉得这样事情很可疑，在正面战场的形势如此危急之时，却要花费大量人力物力，去远征一块蛮夷之地，这其中必有深意。
　　事实上中华文明对外扩张，大都是被动的。如果不是为了缓解正面的地缘核动力，这个地球上最为纯粹的农耕文明，是不愿意远离自己熟悉的土地的。就象后来的汉朝之所以向西域渗透，就是为了缓解匈奴从蒙古高原秘施加的压力。这次庄硚受命向云贵高原渗透，其战略意义也正是为了缓解秦国的正面压力。
　　不过有了好的想法，也要有好的时机，如果正面战场正处在胶着状态，楚国是很难有时间和精力去作这种战略扩张的。幸运的是，无论是秦国还是其他诸侯国，都并没有把楚国当成共同的且唯一的敌人，他们之间的博弈仍在进行中。对于秦国来说，在对楚国取得压倒性优势后，需要把主要精力放在中原了。而这个时候，被秦国夺取和河西之地，并在河东也快被挤压的无立身之地的魏国，已经不是秦国的主要目标了。现在从实力上来说，对秦国威胁最大的是山东半岛的齐国。在秦国和三晋、楚国打的不亦热乎时，齐国这个东方大国却并不没受到太大影响，除了自春秋时期以来就控制的核心区域以外，齐国在对鲁、莒两个地缘天敌的博弈中，也取得了决定性胜利。而现在，齐国在中原地区的两个传统对手魏（晋）、楚两国的地缘实力都受到了结构性的损失。如果齐国再不出来有所作为的话，就显得太没想法了。
　　齐国究竟是怎么做的，我们在前面已经有过专门的章节描述过了。简单点说就是齐国把占据中原腹地半壁江山的“宋国”给灭了（前286年），随后便成了众矢之的，被燕国合纵其他诸侯打得半残（前284年）。也正是在这个时期，秦国的注意力也自然的集中在中原腹地了。秦人甚至在这轮博弈中，得到以以“陶邑”为中心，邗、济相交的那块飞地。而楚国也错着“救”齐之名，又一次的将势力范围渗透至了沂沭河谷（莒国本来就是楚国灭的，只不过后来被更占地缘优势的齐国夺了去）。
　　尽管楚国在东线又一次扩张了土地，但在面对楚国最强大的对手秦国时，楚国的地缘劣势并没有得到改变，因此借着这次中原大乱，楚国开始着手在云南高原开辟第二战场。尽管从战略意图和战略时机的选择上来看，楚国的决策应该说还是正确的，但现在的问题是，不管贵州高原作为一个地缘板块，是否适合楚人作为进攻四川盆地的基地，有一点却是可以肯定的，那就是楚人如果想从两湖平原进入云南高原，还是得从贵州高原经过。而此时的贵州高原，却并非是无主之地，在它之上已经有了一个蛮夷之国——夜郎国。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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夜郎国在中国文化的知名度不可谓不高，以至于现在被一些热衷于炒作概念的地方官员和媒体，捧为中国历史上“神秘的三大古国”之一（另两个是大理国和楼兰）。其实就影响力和文化来说，夜郎在中国古典时期并没有出众之处，知名度之所以高，都是因为“夜郎自大”这名成语的广泛运用。尽管这句成语带有明显的贬意，但在旅游经济如火如荼的今天，西门庆故里都可以被争得头破血流，把夜郎这个曾经真实存在的地缘概念炒红也算不上出格。
　　尽管夜郎国的出名是在汉朝，但在春秋战国时期，作为一个地缘集团，夜郎已经出现在西南的政治舞台上了，其势力范围大致也就是在贵州高原。
　　无论是世居于长江流域的楚、巴、夜郎等族，还是后来进来的秦人，要想在这些山地丘陵中展开军事行动，河流和船舶都是必须依靠的运输工具。因此在考察长江流域地区的地缘结构时，河流走向都是问题的关键。从这点上来看，当年沿四川盆地边缘进行长征的红军，是非常值得敬佩的。因为他们根本无法得到这些河流的帮助（大河之侧的城市都是对手控制的重点），反而要不断的横渡这些由云贵高原北向流入四川盆地的河流。而在横渡这些河流之后，那些与河流走向平行的山脉也同样会成为红军前进道路上的障碍。由于红军长征的目的地，最终在陕北高原，因此这项切割运动也包括了四川盆地西侧的青藏高原（这部分高原又被称作“川西高原）。也正因为此，我们在关于长征的描述中，才会看到乌江、赤水、大渡河、金沙江、娄山关（大娄山）、乌蒙山、夹金山、岷山、松藩（草地），这些沿四川盆地而生的地理特征。
　　在历史上，真正以战略转移为目的，作过类似切割运动的，就是南征大理国的蒙古人了。而蒙古人的的战略目的和楚人一样，都是希望在云南高原开辟入川的第二战场。只不过与楚人不同的是，蒙古人的第一战场是在北部的大巴山一线，也就是秦人入川的方位。不管后来的蒙古人和红色政权，克服了多大的困难来达到战略目的，两千多年前的楚人倒是不用这么辛苦，因为他们最起码可以依靠水路，走完进入贵州高原腹地的这段路，而所要对抗的主要是水流的反方向运动罢了（因为楚人是由低地向高地渗透）。
　　从两湖平原绕过艰险的武陵山区，进入贵州高原腹地的话，楚人有两条路线可以选择。一条就是由江汉平原出发，经夷陵（宜昌），过三峡，溯江而上。在到达楚国的边城——涪陵之后转折向南进入乌江，然后再溯乌江而上直到乌江源头处。而另一条路线，则是由洞庭湖平原出发，溯溯沅水而上，向西直插贵州高原腹地。说到这里，我们需要对乌江和沅水两条河流的情况作一个解读。
　　首先来看看乌江。乌江在一般中国人的心目中，也是和长征联系在一起的。当年红军长征时，曾经强渡乌江，占据了乌江西岸的贵州城市——遵义。而在遵义所召开的“遵义会议”，也被认定为是红色政权历史上一个重要的转折点。当然，很多朋友脑海中的乌江，可能还会和二千多年前的“西楚霸王”项羽联系在一起，不过我们在伍子胥入吴一节中已经解读过了，那个“乌江”其实是江东的一个渡口。从现在的行政划分上来看，乌江的下游是在现在的重庆市境内，其中有一段还是重庆与贵州的省界。这一段的走向大致是西北——东南，由涪陵汇入长江的；而完全在贵州境内的中上游地区，则在方向上发生了转变，变成了东北——西南走向。而这种走向，也为楚国进入贵州腹地提供的便利。



沿乌江水道而上，应该是楚人最有可能选择的线路，因为乌江的中下游河道，横穿了整个贵州高原，直到云贵两大高原的地理分割线——乌蒙山（乌江发源于乌蒙山东麓，也因此而得名）。从地理结构上看，贵州高原山脉的基本走向是由西向东，然后一直延伸到洞庭湖平原（延伸部分就是武陵山区），而云南高原则正好相左，自乌蒙山起，基本都是南北走向的格局。如果楚人沿乌江到达乌蒙山东麓，意味着他们已经穿越了整个贵州高原，下一步就是思考怎样翻越乌蒙山进入云南高原腹地了。
　　虽然说乌江线是庄硚西征的可能引路，但也存在由洞庭湖出发，沿沅水西进的可能性。说到沅水，就不得不提一下“三湘四水”这个经常代指湖南地区的地缘概念了。所谓三湘的含义到底是什么现在还没有定论，但四水究竟是哪四条河流还是可以明确的。它们就是南北穿越怎样湖南省的长江支流——湘江，和它西侧的澧、沅、资三条河流。由于湘江的位置是靠近湘赣交界的罗宵山脉。因此整个洞庭湖平原大部分是位于湘江以西，并于它西侧的这三条支流下游冲积而成的。而这三条河流的走向也不尽相同，因此它们的战略地位也有轻重之分。
　　位置最北的澧水，其中上游所流经的区域，是武陵山区腹地。所以，这条河流对于楚人来说战略意义不大。位于丰水中上游核心区的“张家界市”直到上世纪八十年代，才凭借旅游资源获得地级市的行政地位。而在历史上，澧水流域似乎总是以“隐居”二字相关连。最早有可能隐居于此的，是汉水流域，上庸之地的庸国遗民。在被楚国灭国之后，部分庸人南迁至此，史称“下庸”。至今我们仍然能够在澧水边上找到一条叫作“大庸溪”的支流。居一些专家考证，这些庸人也成了现在土家族的源流之一。其实张家界市本来是叫“大庸市”的，不过一方面“庸”这个字，现在已经有贬意了。另一方面张家界风景区的名声在外，在充分利用这个资源，所以才在1994年改的名。如果从营销的角度看，无疑是成功的，只是割断了它的历史源流。
　　除了庸人以来，隐居于武陵山区，澧水之侧的历史人物还有一些历史名人，比如传说中的上古仙人“赤松子”；纵横家的创始人“鬼谷子”；兴汉名臣“张良”等。就连陶渊明笔下的世外桃源，也疑似在此（澧水又名“武陵江”）。无论这些传说是真是假，都可以看出，隐藏在武陵山区的澧水，对于楚国来说没有太大的战略价值。
　　而另一条湘江的重要支流——资水，所指向的是雪峰山以南的南岭，如果楚人决心开发岭南的话，这条线路也许会有重要的战略价值。不过现在楚人的压力主要来源于西北方向，开发岭南的重任，还是等秦始皇来担当吧。在战国时期，湘、资两水的上游地区，也就是南岭一带，所活跃的主要是百越族的一支——南越。这些与浙闽丘陵的越人，存在亲缘关系的越人，可以说是在楚人的势力范围内，但楚人并没有兴趣和必要去直接控制这些地区。
　　
　　现在该我们的主角“沅水”出场了。如果长度来看，沅水无疑是三条湘江支流中最长的。更为重要的是，通过它，可以直指贵州高原的腹地。由于沅水横穿了湘、贵两地，依照中国人的习惯，大家都有权利为自己境内的那段江水命名。只不过到了现代，地缘实力最强的下游地区，命名的那段江名，往往成了整条江的江名（山脉也是这样，最高或者最有名的那段，也会成为整体山脉的地理名称）。而沅水的情况也是如此，如果我们溯江而上，将要走出湖南境内时，它的上游河道变成了两股进入了贵州境内。北源被命名为“舞阳河”，南源被称之为“清水江”。不过这无论楚人沿哪条支流前行，所指向的区域都不会有太大差别（黔东南自治州一带）。从地理结构上看，沅水能够流那么长，是因为它位于武陵山脉主脉，与雪峰山之间。
　　由于武陵山区按照山脉的形态来划分的话，可以划为北、中、南三支，主脉是沅水北侧的南支（贵州境内的佛教圣地“梵净山”是主峰）；而雪峰山又是江南丘陵的西边缘山脉。因此沅水河谷正好是位于武陵山区与江南丘陵两大地缘版块的接缝处，虽然河谷的南北纵深没有湘江两侧那么宽，不足以形成大型的冲积平原，但相比于其他两江，沿岸开发一些中战略据点的空间还是较为充分的。而在这整体沅江中上游地区，无论从生存空间，还是战略重要性上来看，舞阳河、清水江两水合流的区域都是沅水的枢纽地区。目前这一区域的中心城市，是湘西重镇“怀化”市。在战国时期，这里也是楚国黔中郡的重要据点，很有可能也是楚国在西南直接控制区最后一个重要支撑点（再远的地方，就是通过间接控制了）。如果大家对旅游感兴趣的话，还可以在这个战略要点的西北侧，武陵山脉南麓找到一个叫“凤凰”的地方，在这座“边城”出现那起让人心痛的，有警务人员参与而导致的少女跳楼案之前，它一直是以一个非常浪漫的形象出现在世人面前的。
　　


　也许当年的庄硚，并没有选择沅水作为行军路线，毕竟沿乌江而上，可以走得更远，直抵云南高原东侧，但沅水河谷无疑是连接湖南地区与云贵高原及至四川盆地的重要战略通道。而这条战略通道在洞庭湖平原的出口——常德，也享有了“黔川咽喉，云贵门户”。这片位于武陵山区东侧，沅水之滨，半是丘陵半平原的土地，当年也成为了抗日战争的重要战场（常德会战）。如果日本控制了它，不仅能够控制住洞庭湖平原，还能够对云贵高原构成压力，以支援在云南缅甸一线作战的日军。而如果重庆方面守住了它，则可保西南半壁江山无恙。从这点来看，在长达2000多年的历史中，即使城关变幻了再多大王旗，基本的地缘结构仍然没有太大变化。
　　不过楚人有可能通过沅水向贵州高原渗透，反过来，占据贵州高原的夜郎国，也可能通过沅水向东渗透，并且从地理条件上来看，如果他们东进的话，会比楚人快的多（有上水优势）。当然，以夜郎为代表的西南边缘部族（史称“西南夷”），渗透入平原地区可能性还是很小的，毕竟在这些区域，掌握更先进生产方式的楚人，和后来的华夏政权掌握有绝对优势。但在这些农耕民族，处于弱势时，这些山地民族还是有机会向东扩张他们的控制区的。而后来在秦国短暂的统一中国之后，中央之国又陷入了一场新的内乱之中。之前由各诸侯国，以及伟大而又强势的始皇帝所开拓的诸多边缘地区，也重新归于土著民族。这种情况直到华夏民族的另一个伟大君主——汉武帝出现才得到改变（也可以说是“收复失地”吧）。也正由于这个原因，当汉朝作为华夏政权的代表，重新出现在贵州高原时，已经重新控制了贵州高原，甚至沿沅水渗透至怀化以西的武陵山区的“夜郎国”，才会有“自大”之说。而在又一次征服云贵高原后，汉朝所设立的夜郎县，也因此并不在贵州高原，而在武陵山区，怀化西侧的“新晃县”。如果这个古“夜郎县”，后来被划给了贵州，也许贵州就能够独享这个“神秘古国”所带来的“名人效应”了。不过很可惜，在地缘上更为强势的湖南，最终得到了这个突出部（如果按湖南地区，看作一个人的侧面头像，新晃就相当于鼻尖）。于是，随着新晃开始用“夜郎文化”来打旅游牌后，贵州与湖南之间的一场文化战也展开了。
　　
　　事实上，不管夜郎古国的覆盖范围，是否曾经到达沅江中游地区。但它的核心区肯定是在贵州高原的西部，乌蒙山东麓。而征服夜郎国，对于西征的楚人来说尤为重要。因为接下来，如果他们想再进入云贵高原的话，就需要弃舟登岸，重新选择线路了。至于说夜郎国核心区域的地结构，他们又如何为楚人进入云南高原提供支撑的，就是我们明天的分析内容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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贵州高原的基本地形，我们在之前已经交待过了，基本属于“地无三尺寸平”的山原地貌。也正是由于这些山地的切割，使得贵州地区事实上被分割成一个个小的地理单元。这种地理上的分割，也造就了贵州地区现在多民族分布的状态。其实从源流上来看，很多民族有些共同的祖先，只不过分割的时间一长，自然也就形成了相对独立的地缘文化。在二千多年前，贵州高原情况也是如此。尽管我们认定，夜郎国是贵州高原最为重要的“国家”，但实际上，在贵州高原这种边缘部落性质的“国家”还有很多。即使夜郎国的势力范围后来扩展到了湘黔边界，成为了“大夜郎国”，他的组织形式也是非常松散的（后来中原政权来管理，也只能任命原有的部族首领为“土司”，作间接管理）。夜郎的地位，更象是武侠小说中，各门各派所竞争出的武林盟主一样。
　　不过即使夜郎国的主体民族，没有可能直接控制整个贵州地区，但他所直接控制的核心区，其地缘条件却一定要是贵州高原中最好的。这个地缘条件应该包含两个方面：第一：所控制的地理单元，适合开发的山间盆地、河谷，面积相对较大；第二：能够控制沟通其他地理单元的交通线。
　　如果说在贵州地理条件相对较好的区域，那应该算是中部了。从现有的行政规划来看，也就是贵阳——安顺一带。这一区域也是贵州高原的核心区域，高原形态发育较成熟，也可以再被细划为“黔中高原”。尽管海拔要比东、南部高。但相对海拔较低，低山、丘陵、坝子（盆地）密布，和整体呈现高原形态的云南高原类似。而先秦夜郎国的政治中心——夜郎邑，也正是在现在的安顺一带。
　　其实让大家在地形图上，来寻找“黔中高原”，并不是件容易的事，毕竟整个高原山地纵横，分割严重，很难直观的感受到它们的存在。不过最起码可以从现有的行政级别上看出些端倪来。处在这片核心区东北部的贵阳市，现在就是贵州的省会。而它之所以能够成为贵州的政治中心，很大程度是因为贵阳所在的“坝子”是体量最大的。
　　从流域覆盖的角度看，夜郎国所经营的这块高原核心区，是被乌江上游水系所覆盖。这也就意味着，夜郎国人可以通过乌江航线，也四川盆地乃至其他长江流域的地区相沟通。只不过，乌江在贵州境内所流经的范围很广，仅凭这点并无法确立夜郎国的交通优势。因此，在夜郎国的核心区内，出现了另一条重要的河流——北盘江。在二千多年前，这条江还有一个名字，叫作“牂牁江”。
　　北盘江是贵州境内一条与众不同的河流，之所以说它与众不同，首先是因为它的流向。和其它河流或东或北的流向不同，它是由北向南，沿着乌蒙山东麓的山地向南流的；另一个不同点，则是因为北盘江的属性。因为另外几条重要河流，包括乌江、沅江，都是属于长江水系，而北盘江，则是属于珠江水系。它在将云南高原的水资源，汇入珠江，穿越岭南，送入南海的同时，也为贵州高原打通了另一条战略通道。
　　正是由于北盘江有着沟通岭南的重要作用，后来汉武帝的使者所见到的夜郎王，也正是在北盘江一带。而“牂牁”二字，后来也成为了一个郡级行政区域的名称，并在一定历史时期成为了代表贵州地区的地缘标签。由于贵州的地缘封闭性，相信很多朋友对这条江感到陌生，不过如果提到另一个名字“黄果树瀑布”，相信没听说过的朋友就在少数了。这个被称作“贵州第一胜景”，亚洲最大的瀑布，正是在北盘江上游（不是干流，是支流上）。
　　能够控制地理条件最好的“黔中高原”，又能够得通过乌江、北盘江沟通“珠江”、“长江”两大干流，夜郎国最终成为贵州地区的主要地缘力量，就在情理之中了。不过，对于夜郎来说，如果想真正控制整个贵州地区，他们最起码还要将势力范围向东扩展到沅水上游，以获得沟通洞庭湖平原的机会。而在战国时期，这一区域先是被一直叫作“且兰”的部族所占据。
　　且兰国的具体覆盖区域，就是在沅水的两大源头：舞阳河、清水河上游一带（核心区靠近清水河，现在黔东南自治州一带）。支持庄硚是沿沅水西进的史料认定，楚军是先灭了“且兰国”，占据了沅水上游地区后，再向西将北盘江——乌江上游之间的夜郎国打败。
　　无论庄硚是沿哪条线路前进，如果想要控制贵州高原的话，盘据沅水、乌江、北盘江的土著们，都会是征服对象。至于说是先灭谁，已经不重要了。而不管是夜郎，还是且兰，都不是楚国这次远征的目标，他们只有渗透到云南高原，找到梦寐以求的战略基地后，这次远征的战略目的才算达到。而现在，横亘在楚人面前的乌蒙山就是他们必须挑战的目标了。


我们首先来看看云南高原的地缘中心在哪。之前我们交待过，在云南高原上分布着数以千计的，大大小小的“坝子”。如果进入云南高原的，只是小股寻找耕地的农民，那么任何能够让他们定居的坝子（前提是土著居民不反对，或者你让让他们“不反对），都有可能成为新的移民点。问题是楚人需要的是一个有较强自给能力，并且能够帮助他们攻击四川盆地的战略基地，所要考虑的就不仅仅是耕地的问题了。鉴于楚人西南地区的地理特点，水路仍然是楚人所必须依仗的基础设施。因此这个战略基地应该有一条南北向的河流，能够通向金沙江。尽管云贵高原北部的金沙江，直到近代才被确认定为是长江干流的一段。但对于二千多年前的古人来说，知道它能够与“江水”相连是没有问题的。
　　很幸运的是，在乌蒙山的西南角，就有一块合适的区域，符合楚国的战略需求。即使是在一般比例的地图上，我们也很容易找到这个区域。因为在这个区域里有两个大型的淡水湖，一个叫“滇池”，另一个叫作“抚仙湖”。有了在平原地区的农业经验，楚人知道，在这样的大湖边上，除了有肥沃的土地外，还能够从水中获得更多的食物来源。更为重要的是，既然楚人需要由水路向四川盆地发起攻击，有这样两个天然的湖泊作为水军基地，是再合适不过了（后来的中原政权，要南征时，往往还要用力力挖个大池子练兵）。要说云南高原上，除了相邻的滇池与抚仙湖外，还有一个体量相当的湖泊——洱海。只不过这个后来成为大理国地缘中心的湖泊，位于云南高原的西侧，横断山脉的边缘。与之相比，位于云南高原的东侧的滇池——抚仙湖一带，显然更符合楚人的需要。
　　楚人最终在云南高原选定的地缘中心，在滇的南侧（现在云南晋宁）。之所以选择在滇池附近扎根，是因为滇池的西侧有一条河流——“普渡河”向北直通金沙江。楚人在滇池周边经营成熟后，就可以沿滇池——普渡河——金沙江，一路顺水而下，在现在的四川省宜宾市一带进入岷江——长江水道。然后或溯岷江而上，直取蜀地（川西平原）；或向东顺江而下，与涪陵方向的楚军一起，合击“江州”（重庆），将川东的巴国故地尽收囊中。无论采用哪种方案，楚人可以攻入四川盆地内部，彻底扭转自己在长江一线的地缘劣势。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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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事实上滇池一带，现在也是云南省的地缘中心。只不过后来的中心城市，移向滇池以北的昆明罢了。在二千多年前，庄硚所带领的楚军没有到来之前，象滇池一带这么好的地理条件，当然也不会是无人区了。和贵州高原那些土地、交通条件俱好的区域一样，这里也生活着一群以“滇”为名的土著居民。如果我们认定“夜郎”的组织形式可以够的上“国”的标准的话。那么滇族所覆盖的这个地缘版块，也就可以称之为“滇国”了。
　　
　　假如不考虑行军的难度，让我们为庄硚造定一条进军路线。那么在征服夜郎国，并在“夜郎邑”一带修整完毕后的楚军，可以选择沿溯北盘江而上，跨越乌蒙山进入云南高原。然后他们会在乌蒙山的西麓，发现一条与与北盘江位置相对应的南盘江，而沿着这条江南下，就可以到达抚仙湖的东侧，进而征服滇池地区。问题是这样走的话，需要穿越海拔2000米的乌蒙山。尽管对于一支军队来说，山地并不应该成为行军的障碍。正如2000多年后，处在“战略转移”中的红色政权就曾经在乌蒙山区穿行一样（并且还要与敌军周旋）。但与红军当时所面临的情况相比，楚人显然属于占据军事优势的一方，在这种情况下可以考虑一下有没有更合适，更轻松的交通方式，由贵州高原西入云南高原。对于楚人和其他古典时期的人来说，这种交通方式当然就是指的水路了。
　　单从乌蒙山东西两侧的南盘江、北盘江两江的名称来看，它们之间应当有着很深的亲缘关系。否则没有理由，两条分属不同地理单元的河流，会取这种关联名称。而事实也的确如此，南、北两条“盘江”都是属于珠江水系。说的再清楚点，就是南、北盘江都是属于珠江的源头。只不过长度更长的南盘江，后来被认定为是珠江的正源，而北盘江则被定位为珠江的一条支流罢了。
　　南盘江在由乌蒙山西麓，向南流经抚仙湖（东侧）后，向东北方向作了一个转折，从南面绕过乌蒙山区，插到贵州高原的南边缘。然后与北盘江会合，继续东流一段距离后（这段河道也是贵州也广西的省界），最终转向东南方向，去滋润岭南的两广地区了。由于珠江最初只是这条南方大河下游河段（广东境内）的名称，因此南北盘江会合之后的这段中游河段，被当地人命名为“红水河”。
　　其实如果楚人是为了寻找开发潜力更大的地缘板块，他们在征调了夜郎国在北盘江的船只后，可以顺江直下，直接进入“江水河”。因为他们马上会发现，展现在他们面前的，是一个地势远低于云贵高原的地理单元——广西盆地。如果楚人愿意的话，他们还可以顺江而下，直到更有开发潜力的，临海的珠江三角洲。问题是楚人此行，并非为了土地，而是为了在战略上合围秦人所占据的四川盆地。因此这条攻击线路，和那一大片所有诱惑力的土地，只有留待统一后的中央之国去开拓了（汉武帝当时沟通夜郎国，就是听说可以由北盘江向南，沿水路攻取岭南的南越国）。
　　从行军的难度来看，由北盘江南下的路程是顺流而下，而进入南盘江后，就需要溯江而上了。不过对于楚人来说，他们在进入贵州高原时，已经这样逆流而上走了数倍于此的路程的。由于沿江是被秦国，或者巴国这样的强劲对手所控制，楚人这种由下而上的行军方式，当然是要承受很大压力的。不过现在的情况却是，楚国以一个超级大国的身份，活动在边缘地区，所在承受的攻击压力，自然要小很多。比之顺流而下的攻击行动，所损失的无非是更多的时间罢了。
　　
　　无论庄硚所带领的楚军，是选择由陆路翻越乌蒙山，还是由水路经北盘江转进南盘江，进入滇池——抚仙湖地区。他们最终还是凭借强大的实力，征服了土著“滇国”。至于楚人决心在四川盆地南部，开辟第二战场的战略目标，已经完成了一半。剩下的就应当是好好经营一下滇池这片战略基地，然后向四川盆地的秦人反起反击。不过，楚人固然有他们的战略规划，秦人却并不会坐视楚人从容的完成他们的战略部署。在庄硚为楚国开辟滇池这个战略基地后，中原那场以齐国吞宋，燕国合纵攻齐为主线的战事也已经告一段落了。在这场战事中都收获颇丰的秦、楚两国，又一次成为了地缘博弈的焦点。



　
要说秦楚两国在这次中原大战期间，倒也曾经有过一段蜜月期。公元前285年，两国的君主在宛邑相会，并用和亲的方式暂时性的化解了秦楚之间的矛盾。两年之后，代表秦的国秦昭襄王，与代表楚国的楚顷襄王又举行过两次友好会晤，共商中原大计。看起来，似乎这段蜜月期应该能够持续一段时间了。不过秦国之所以愿意在占据了地缘优势的情况下，和楚国议和，都是因为东方的齐国刚刚把宋国给吞并了（前286年），大家都急着去打这只出头鸟，以免齐国一家独大。在一个多极的国际社会，情况就是这样的，谁的实力一下子膨涨，就会受到其他国家的联合攻击。之前楚国吞并了越国之后，以齐国为主的中原诸国就曾经这样针对过楚国。现在楚国有机会巩固自己在东楚的新领土，甚至将防线继续向北推进，当然乐得对齐国落井下石了。而秦国也十分清楚，目前还不到能够完全应对两线作战的局面。当秦人想主攻一个方向时，能不能稳住另一个方向的对手就显得至关重要了。
　　秦楚实现和解，的确也为双方带来了丰厚的利益。楚国不仅收回了之前被宋国所侵占的“淮北地”（淮河至彭城，也就是现在的徐州一线），还从齐国得到了五都之一的“莒”邑。而秦国所得到的“陶”邑一带的飞地，也让他们在中原腹地真实的拥有了一个桥头堡。从地缘实力上来看，大家都有所增强（楚国得到的实惠还更多）。也正是在这种情况下，楚国重新燃起了攻秦的雄心。除了打算合纵其他诸侯两线攻击秦国以外，甚至打算入主洛阳盆地，一举灭掉周王室，以完成当年楚庄王的未尽的“问鼎”之业。不过，在权衡在三后，楚国还是放弃了这样想法，毕竟在秦国渗透入南阳盆地后，楚国对秦的优势比，甚至还不如丹阳、蓝田之战时。
　　就在楚国在为是否主动挑起对秦战争而思虑再三时，秦国那边也形如考虑新的战略计划了。毕竟现在的齐国在燕国的攻击下，已经只剩下一口气了（仅剩两城在支撑），无论能不能缓过这口气来，楚国都重新取代齐国，成为了秦国的主要对手。对于秦国来说，他们需要想到新的办法，重新消弱楚国的刚刚得到补充的地缘实力。
　　如果按照传统的攻击路线来看，已经在南阳盆地站住脚跟的秦国，应该向南，由大洪山两侧的“汉江通道”和“随枣走廊”攻击楚国所据守的江汉平原。但问题是，这条防线并没有那么容易突破。一个很重要的原因就是，它的防御面较窄，有利于楚人的防守。这一点，在之后的历史中，无数次被验证了。另一个原因是，楚国并没有完全退出南阳盆地，如果秦人想沿汉水而下，直取郢都的话，并没有地缘上的优势（秦楚当时在南阳盆地是如何分割的，很难有明确的答案，但大致可以参考现在湖北与河南在这一带的省界。后来的三国时期，刘表与曹操也大致达成过这样的均势）。
　　除掉楚国在南阳盆地本身，汉水之阳还有防线有待秦人突破外。楚国在汉水中游所控制的上庸之地，是楚国可以继续掌握汉水的主动权另一个重要原因。如果秦人试图南进的话，除了正面突破以外，还必须想办法应对，从上庸之地沿汉水出击楚军。因此，假如秦国想由北至南解决楚国的问题，那么他们首先要完全控制南阳盆地。而控制南阳盆地的关键，又在于能不能完全控制秦巴峡谷的汉水中游地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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既然上庸之地成为了关键先生，那么秦人所应该选择的方案就是由汉中盆地出兵，沿汉水而下逐次取得安康盆地，以及上庸一线的那些分布上汉水之南的楚国据点。不能说秦国没有做过这样的尝试，早在丹阳之战时，秦国就曾经从楚国手中夺取了“安康盆地”（蓝田之战后，又“还”给了楚国）。问题是，尽管占据了汉中盆的的秦国拥有上水优势，但他们如果想顺江而下，将整个秦巴谷地收入囊中时，却不会有想象之中那么顺利。这很大程度是因为汉水出汉中盆地后，各河谷盆地并非是沿汉水两岸分布，而是分布在支流两侧的（包括安康盆地的主体也是）。这也就意味着，楚国的那些重要据点，其实都离汉水有一段距离。顺水而下的秦军，需要不断的改变航向，逐次拔除这些据点。而如果秦国想学太平洋战争后期的美国那样，来个“蛙跳战术”选择性的攻击汉水一线的楚国城邑，也没有成功的机会。因为与后来日军所占据的那些岛屿不同，这些小型河谷盆地都并非纯粹的军事基地，而是有自给能力的战略基。秦军真敢这那样做的话，非但不能困死在秦巴谷地的楚人，反而会让自己陷入楚军的包围之中（顺水而下固然攻得快，但想往回跑可就难了）。
　　正因为攻击上庸一带的秦巴谷地（可称之为“上庸谷地”），很可能会让秦国陷入一场没有胜算的拉据战，因此秦国并没有选择在这一线发起攻击。也可以说，秦国放弃了在南阳盆地，与楚国进行决战的机会。不过，自从秦国得到的巴、蜀之地后，秦、楚之间地缘博弈的战场，就已经不仅仅陷于南阳盆地了。相比这条困难重重的战线，由四川盆地沿长江顺流而下，直取楚国在江汉平原的都城——“郢”都的计划，更为诱人。这种中心开花的战术如果成功的话，再辅以北线的进攻，南阳盆地与江汉平原都会很快落入秦人的手中。而这个时候的上庸谷地，等于已经陷入了秦国的战略包围之中，陷落就只是时间问题了。
　　既然从四川盆地出发，沿长江而下的攻楚方案最为现实，那么秦人就立即开始着手准备了。其实30多年前，秦人之所以选择南吞巴蜀，也就是为了能够在长江一线开辟攻楚的第二战场。现在只不过开始实践当初的战略构思罢了。而这次攻楚之战的领导者，正是当年力主南进的司马错。最终，司马错由陇西高原出发，沿西汉水、嘉陵江通道进入四川盆地。然后再征招了巴、蜀本地兵员10万（在水战方面，秦人并不占优势。和后来曹操用荆州水军的情况相似），粮食600万斛，浩浩荡荡的沿长江向楚国进发。
　　在做足了军事和物资准备后，秦国并不出人意料的，攻取了楚国在川东的边邑——涪陵。在攻占了这块因巴国王陵而得名的城邑之后。秦人如果想攻入江汉平原的话，还需要逐次攻破涪陵以东直至夷陵（宜昌）的楚国江防城邑。这其中就包括那段艰险无比的“长江三峡”。也许掌握了上水优势，又拥有强大人力物资保障的秦军，能够比当年逆水攻击巴国的楚人做得更好，也更快。但攻击涪陵得手的司马错，却并没有继续前进，而是转而选择了一条看似南辕北辙的攻击路线——乌江。也就是说秦军主力没有再顺长江而下，而是和由此转进云贵高原的庄硚一样，先择溯乌江而上的行军路线


说到秦国对于蜀地的经营，司马错应该是首功件。当年（前316年）在朝堂之上与张仪辩论，并领军南征巴蜀后，司马错的后半生也注定和四川盆地紧密联系在一起了。其实也正是战略家和战术家之间的区别，如果说战术家的作用是在执行层面上，即按照要求“把事情做对”，那么战略家的重点则在于，一开始就“做对的事情”，如果确立正确方向，及它的实施步骤才是这类人所关心的。至于说是否能够在自己的有生之年看到结果，并不是最重要的，毕竟消化掉一个地缘板块是需要时间积累的。为了能够让蜀地彻底为秦国所用，司马错后来又曾经两次入蜀平叛。当时间指向公元前280年时，司马错终于有机会在他人生的最后阶段，实现他以巴蜀为基地，开辟攻楚第二战场的战略构思。
　　只不过司马错所带领的秦军，在攻取楚国在长江一线的桥头堡“涪陵”后，并没有再顺江而下，而是转而溯乌江而上。计划了30多年的攻楚行动之所以会作出这种调整，主要有两方面原因。一方面是秦军没有把握一战攻破楚军的三峡防线，也就是楚国所设置的“巫郡”。纵观历史，这段天险无论掌握在四川盆地还是江汉平原手中，都会对增强自身的防御力。后来三国时期的蜀汉发倾国之兵，试图夺回被吴国所袭取的江汉平原，也未能完全顺江而下，攻入江汉平原，而是在三峡出口处的“夷陵”（宜昌）与吴军决战，并大败而归。而胜利之后的吴军，也没有把握在突破蜀国在三峡水道西端所设立的防线，所以没有乘胜追击。
　　既然顺江而下的攻楚方案存在很大风险，那么转而向南溯乌江而上，拔除楚国在沿线的据点，然后在接近沅水之时，弃盘登岸，转而攻击楚国在沅水一线的据点，最终将楚国的“黔中郡”，变为秦国的边黔，就成为另一种选择了。
　　选择这个方案，肯定要比顺长江而下的方案，在行军上花费更多的时间。但可能遇到的抵抗却是最低的，因为无论楚国是否决定先发制人，他们也还没有天真到会认为能够与秦国长久和平下去。所以楚国的抗御重点和主力，都在长江、汉水一线，至于说为南楚之地提供缓冲的“黔中郡”，并不是重点防御的区域。因为按照正常的思维，楚人是很难想到秦国会溯乌江而上，去攻击自己的大后方。
　　也许楚国也应该考虑到有这种可能性，因为毕竟庄硚刚刚使用过这条路线，去远征云贵高原。而现在，秦国也这样做，自然有他们的想法。从战略上来看，如果秦国夺取了黔中郡，那么就意味着长江以南的南楚地区，特别是洞庭湖平原，将很快陷于秦军之手。而楚国在江汉平原的核心区，将要面临北（汉水）、西（长江）、南（湘江）三个方向的压力。即使楚国集合全部力量保住江汉平原不失，秦国也可以断续东进，将包括赣江流域（江西）的整个南楚地区作为渗透方向。这样的话，楚国的地缘实力必将大受损失，陷于三面包围之中的江汉平原，失守就再所难免了。
　　当然，如果司马错愿意的话，他也可以沿乌江继续西进，去追击庄硚所率领的远征军。不过这样做的话，既然能够取胜，也无非是打消了楚国在云贵高原建立基地，开辟第二战场的想法，并没有实际损害到楚国的地缘实力。而现在，袭夺黔中郡，却可以收到一石二鸟之功。一方面割裂了庄硚远征军与楚国本部之间的联系，使其成为孤军；另一方面就是借机图谋长江以南的“南楚”地区了。
　　最终，依靠充足的战略准备，强大的军队，以及出其不意的战术，秦国攻取了乌江——沅水一线的，隶属楚“黔中郡”各个城邑。让楚人不得不想办法思考在后院灭火的方案。而在占据黔中郡之后，秦国却也并没有打算长期据有。毕竟比地缘结构上来看，秦人这种孤军深入的状态，很难长久。如果楚国决心倾力夺回涪陵的话，那么成为孤军的就不是庄硚，而是没有退路的司马错了。不过秦国既然已经在南线取得了大胜，就没有理由空着手回去了。他们所思考的，是如何用所攻占的“黔中郡”去换取另一块，与秦国地缘关系密切的地缘板块。


在秦国袭取楚国的黔中郡之后，楚国所面临的形势就十分危机了。本身秦国就已经由北至南，在丹、汉、江三水对楚国占据了地缘优势，现在连自己大后方的沅水中游地区，也被秦人成功渗透。这对于刚刚在东线取得重大进展，正准备重振雄风的楚国无疑是个重大打击。现在的楚国，所考虑的重点已经不是从云贵高原北上，开辟新二战场战略了。正如我们所看到了那样。如果不拔掉秦人插入的这颗钉子，庄硚在云、贵取得再大的成果，也不能为楚国所用。不过秦国毕竟还没有一战而解决楚国的实力，既然是局部战争，按照一般规律，打到一定阶段以后，双方还是要坐在谈判桌上交换筹码的。只不过这一次双方的筹码，原来都是楚国的控制区罢了。
　　秦国提出的条件是用楚国北线的“上庸”、“汉北”两块土地，换回“黔中”。从秦国的角度来看，上庸之地一直是他们所渴望的。相比于黔中这个突出部而言（相对于秦国），如果秦国得到了上庸之地，就可以和汉中、商於两地紧密结合在一起，对楚国所控制的汉水下游地区形成绝对的优势。而对于楚国来说，并非不知道失去了上庸之地，就意味着他们对秦国再无反击之力。但早在黔中之战之前，秦国就已经通过控制析、宛两邑，渗透入了南阳盆地北部。从战略形态上来看，楚国在秦巴谷地的控制区，事实上也成为了一个危险的突出部。如果秦国倾全力攻取扼守“汉水通道”（荆山与大洪山之间）的“邓”邑（现在的襄阳市以北，位于汉水以北），那么不仅意味着楚国将彻底被挤出南阳盆地，处在三面包围的上庸之地能不能留在楚国版图内，就很成问题了（理论上还可以通过大巴山与神农架之间的“庸巴盐道”，与巫郡相通，但道路艰险，所能够提供的支撑有限）。
　　在地缘博弈中，情况就是这样的，当你占据优势时，你深入对方防线的突出部就会成为你进攻的筹码；而如果情况正好相反时，这块突出部却很可能成为一块让你“食之无肉，弃之不舍”的鸡肋。要维系它的话，就必须投入更多的资源，甚至影响到其他地缘板块的稳定（资源是有限的，厚此就将薄彼）；要放弃的话，就代表着你将放弃地缘平衡，转而进入全面防御的状态。要是楚国还能够将秦人阻击在武关或者析邑以西时，楚国应当是不会考虑用上庸来交换的，但现在，即使秦国没有去操楚国的后路，楚国能否重新夺回南阳盆地的控制权，也要画上一个问号。
　　不管怎么说，处于被动状态的楚国现在必须作一个选择，尽管无论怎么选，局势都不会对楚国有利。最终为了避免陷入秦国的三面包围之中，楚国还是决定用上庸换回了黔中。这实际上也等于放弃收复整个南阳盆地的可能性。那个扼守“汉江通道”的邓邑，成为了楚国对抗秦国的前沿。
　　说到这里，还有两个地缘上的疑问需要解读一下。一个就是，除了位于秦巴谷地东部的“上庸”以外，秦国还向楚国索要了另一个地理单元——“汉北地”，这块汉北地究竟是个什么概念，秦人又为什么要把它和上庸捆绑在一起；另一个问题则是，分割南阳盆地的是大洪山，分别在两侧与荆山、桐柏山形成了两条战略通道。一条是西侧的，由邓邑所扼守的汉江通道；另一条则是东侧，当年主要由“随国”所据守的“随枣走廊”。那么为什么无论是二千多年前的秦、楚两国，还是后来的诸多朝代，都主要将注意力集中在汉江通道一线，以至于汉水两岸的襄、樊二城（也就是现在的襄阳市）名气要远大于东面的枣阳、随州两城。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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说到“汉北地”，我们就得再说说汉水这条河流了。从流经地区域来看，汉水实际上是把秦巴谷地、南阳盆地、江汉平原，三大地缘板块串了起来。当然，由于秦巴谷地本身并没有和汉水河谷完全贴合在一起，所以情况比较复杂。又可以划出汉中、安康、“上庸”三个地缘版块来。如果秦人想从已经占据的，南阳盆地北部向攻击楚国的话，他们的攻击路线是很清晰的，无非是层层推进至大洪山一线，然后占据汉江通道或随枣走廊，然后攻入江汉平原。而如果秦人想在控制了整条秦巴谷地后，顺汉水而下，由南阳盆地西侧滑过，直取汉江通道的话，却还要打通前进道路上的另一个障碍，那就是“汉北地”。
　　从名字上来看，“汉北”这个地理单元的位置，肯定是位于汉水以北的。就象有些历史学家，也将楚国的“江南”地，定位于三峡以南的，清江流域一样。虽然这个地缘标签，更应该是泛指楚国在长江以南的控制区。但最起码在大致方位上，不会有出入。而具体到汉北地的时候，很多人会将之与“汉阳诸姬”这个概念中的“汉阳”对等起来。认为楚国所交换出去的，是汉水右岸的所有土地。不过如果是这样的话，楚国这笔买卖也亏的太大了。连随枣走廊，甚至一部分江汉平原都交给了秦国，等于是把秦人迎到了都城门口。
　　其实楚国这次随同上庸一起交出去的“汉北地”，是一块真正的，位于汉水之北的土地。由于它的特殊位置，秦国如果没有得到它的话，也就不能将自己在南阳盆地的控制区，与上庸之地连成一片。而楚国在失去了上庸之地后，再留着这块土地也没有太大意义了。也正因为如此，这次交换才有成功的可能性。
　　说了这么说，这块“汉北”之地究竟在哪呢？其实我们从现在的行政规划上，也很容易找到它的大致范围的。如果我们在地形图上划出省界来，会发现汉水向穿过秦岭与武当山之间的缺口后，并没有巴上流入南阳盆地。而是继续在武当山北，秦岭以南的山地中穿行了一段距离，然后在现在的丹江口水库一带（丹江口市），进入平原地区。而在流入山地之后，汉水就开始转向，向南（偏东）经由南阳盆地、汉江通道进入江汉平原。这片位于秦岭与汉水之间的土地，目前归属于湖北省管辖。就象湖北省的地理结构中，包含有三峡以南，清江流域的那片武陵山区，是为了保证江汉平原，在依托长江构筑防御体系时，有足够的地缘优势一样。控制汉水以北，秦岭以南的这片山地丘陵区，也是为了保证上庸谷地、南阳盆地不被割裂的关键。也正因为此，无论是楚国还是秦国，在考虑上庸谷地与南阳盆地的归属问题时，都必须把这块，现在主要包含了郧西、郧县两县的“汉北”地，作捆绑处理。
　　由于汉北之地虽然体量很小，却具有一定的地缘独立性，也就自身的战略价值。因此虽然无法孕育于大的地缘政治力量，但在春秋之前，方国林立的时代，却也有机会出现属于自己的“国家”。当时这个国家叫作“麇国”，只不过由于它悲剧性的位置，和有限的地缘潜力。很长一段时间，麇国都是位于汉水以南的“庸国”的附庸。以堵河盆地为核心（竹县）的庸人，可以很方便的顺堵河而下，在进入汉水之后直接渡江将影响力辐射至江对岸的“麇国”。而这个影响力可能是武力威胁，也可能是庸人所控制的巫盐（当时还不能称之为“巴盐”）。
　　由于“麇国”的这种枢纽位置，当楚国决心溯汉水而上，去征服汉水中游地区时，它自然也成为了最早的牺牲品。只不过现在，它必须以“汉北”这个地缘标签，和“上庸”一起交付给秦国了。



可以现在的楚国，无论是失去黔中，还是用上庸、汉北将之交换回来。都无可避免的转入战略防守阶段了。有的朋友可能会对楚国的这种交换感到不解，认为楚国应该放手一博，在北线与秦军决不死战，而不是轻易的将秦巴谷地的控制权，交换给秦国。其实楚国这样做也实属无奈，虽然从表面上看，秦军似乎只是在黔中取得了突破，但实际上，掌握战略优势的秦国，为了配合黔中的战事，在多条战线上都对楚国展开的攻击。而上庸一线的楚国控制区，也无疑受到了来自汉中盆地的压力。秦国如果要在短时间内攻取整个上庸，难度还是很大的。但把当年“退还”给楚国的“西城”邑（安康），夺回来并不是什么难事（所以后来的交换中，这块楚国的“汉中”之地被忽视了）。你甚至搞不清秦军的主攻方向是哪里，因为从战术上来看，秦国在黔中一线投入的力量肯定是最大的。但从后来的战略结果来看，秦军此次攻楚所图的应该还是汉水中游地区。这也就是秦国的优势所在，占据了地缘优势的他们，在强大实力的支撑下，可以随时将任意一个攻击点变成主攻方向（想起李云龙攻击平安县城了，包括中印之间在陆地上也有类似情况）。而处在下风的楚国，则必须在任何一个秦国可能突破的点上，保持高度警惕。
　　
　　现在我们要交待一下庄硚这支被楚国寄予厚望的远征军了。在楚国志得意满甚至准备主动攻击秦国时（公元前281年），他们的远征显然有着重要的战略意义。但现在，谁还会再意这支远征军了。也正因为如此，无法再从楚国得到支持的庄硚，一如后来的赵佗一样，选择了自立为王，成为真正意义上的“滇国”第一任君王（之前的土著滇国，还是带有部落性质的）。当然，从大历史的角度，我们可以认为这是华夏文明的一次成功扩张，但实际上，如果不能够持续得到华夏核心区的文化补给，数代之后这些远涉云贵的楚人，就会完全融入当地文化（东南亚的类似情况就不少）。
　　
　　在古典时期，庄硚的这种行为，会被很多饱读诗书之人视为“背叛”，并认为如果他们肯从侧后方包夹攻入“黔中”的秦军，可能会让形势为之一变。但这样一支刚刚征服一块蛮夷之地的军队，在没有站住脚跟的情况下，即使有着一片爱国之心，也很难对秦军形成威胁。事实上，即使秦国不进攻黔中，切断庄硚远征军与楚地的联系，庄硚也不大可能有什么作为。这首先是因为，要想将一块新的地理单元整合好，并为之所用，需要一定的时间积累。比如秦国从入主四川盆地，到以之为基地攻击楚国，就花了36年时间（前316年——280年）。这还是在蜀的有着良好农业基础，并有着相对成熟的组织结构的情况下（组织结构越成熟，征服之后的整合工作越容易进行）。而面对在华夏文明眼中，近乎荒蛮的云贵高原，楚国需要更多的时间。
　　即使是从纯粹的军事地理角度看，如果楚国远征军想完全依靠自己的力量，从云南高原中转，由滇池一带向北攻入四川盆地，也很难马上做到（就象汉尼拔奇迹般的率军翻越阿尔卑斯山攻打罗马帝国一样）。因为虽然理论上，金沙江可以为楚国所用，让楚军顺水而下，直取川中。但在穿行于高山峡谷之中的金沙江中航行难的难度，远远超出一般人的想象。由于峡谷中的地质情况不稳定，几千年来，金沙江中经常会形成一处处险滩，成为航行的障碍。就象楚军在战略规划中可能用到的普渡河——金沙江口附近，就在上个世纪初，由于山体崩塌形成了有世界滩王之称的“老君滩”，直到现在还是金沙江航运开发的一大障碍。正因为如此，在有史记载的二千多年的时间里，金沙江航线都没有被官方所开发。当然，航线没有得到开发，地质原因只是一方面原因，云贵高原在古典时期，长期处于边缘地带，与核心区缺乏大宗物资交流才是主因。同样险滩密布，行船艰难的川江（宜宾至宜昌之间，包含三峡在内的长江）航道，就因为四川盆地的战略地位显赫而很早得到了开发。而金沙江下游航道真正得到重视，并得到官方开发的时间是在清初。之所以在沉寂千年之后，得到开发，是因为云南的铜产可以支撑清帝国捉襟见肘的财政（由于明朝的矿山，因为聚集了大批劳动力，成为了明末农民起义的重灾区。因此清帝国曾经禁开内地的矿山）。
　　基于上述原因，无论二千多年前，金沙江的河道情况是否好于现在。楚国要想利用金沙江作为攻秦的路线，都不是件容易的事，必须有足够的时间开辟成熟的航道。而从陆地上攻击四种盆地，也是另一种选择。不过要想在云贵高原中，打通一条入川的道路，其难度并不比在嘉陵江一线修筑“蜀道”要容易多少。由于四川盆地封闭的地理结构，事实上无论你从哪个方向进入，都要付出高昂的代价。如果楚国能够在秦人入蜀之前，就想到从云贵高原开辟攻蜀的战场，那么他们还是很有可能开发和利用当地土著，用之沟通川中的小路，绕过让人头疼的巴国，攻取川西的蜀地，进而将整个四川盆地变成楚国的后方。后来的历史告诉我们，那些安逸生活在成都平原的“蜀人”，一旦敌人突然出现在面前，心理防线往往会迅速崩溃（心理上太信任蜀道天险的结果）。只不过对于现在的楚国来说，他们已经没有时间再做这些事情了，并且现在就算他们能够穿入四川盆地，在拥有强大腹地并在蜀地经营日久的秦国面前，有多少胜算也需要打上一个问号（想想汉尼拔的下场）。而为了彻底断绝来自云贵高原的威胁，30多年后，即将开创华夏帝国时代的嬴政，让那位主导了都江堰工程的蜀守李冰，从岷江——金沙江交汇处的宜宾，修筑了通往滇池的官路（当然，这个时候的楚国已经没有力量从任何方向，威胁秦国了）。只不过这条南方“蜀道”，在宽度上只及帝国通用标准的十分之一(秦驰道的标准为50尺寸宽)，因此也被称之为“五尺道”。


现在我们知道了，楚国为了保证大后方的安全，放弃了整个汉水中游地区。虽然这种交换，让楚国失去了反击秦国的可能性，但一般情况下，这种交换总能换得短暂和平的。如果在中央之国这片土地上博弈的只有秦楚两国，那么我相信，楚国应该清楚，这种交换实际上只是在“饮鸩止渴”，于战略上楚国的败局以定。与其这样坐以待毙，倒还真不如放手一博。不过问题是，历史所指向的时代是战国时期。在这片地缘博弈的舞台上，还有另外五个处于同一级别的诸侯国。在这种情况下，情况就变得很微妙了。
　　从楚国的角度看，如果与秦国死拼到底，两败俱伤的话，即使自己能够勉强将地缘平衡线压回至武关一线，那几个坐上观虎斗的国家也会是最终获益者。更为致命的是，在秦国的连横政策下，他们很可能还会从背后捅自己一刀，就象韩、魏两国在蓝田之战时所做的那样。与其这样，倒不如退守汉江通道和随枣走廊。一则可以收缩自己的防守面，不至于腹北受敌；二则可以让秦国感觉到楚国已不对他构成威胁，再次将入主中原作为主要的战略目标。如果这种想法能够实现的话，那么坐山观虎斗的就可能是楚国了。虽说楚国会由此丧失秦巴谷地和南阳盆地的控制权，但由于之前已经吞并了越国，并从齐、国身上割下了不少肉。如果有足够的时间经营，楚国的整体实力并不会比丹阳之战前，有太大差别。等到秦国在中原卷入拉据战之后，楚国的合纵连横的空间就出来了，不排除有机会翻盘的可能性。
　　要是一切都按照楚国所设想的发展，也许历史对于楚国的这次交换行为，就会是正面评价了。但问题是，楚国明显低估了秦国的战略眼光和决心。因为在这次交换完成之后，秦国根本没有给楚国以喘息之机，就马上发起了总攻。而这次攻楚的主力，就是历史上赫赫有名的武安君“白起”。而白起所开辟的攻楚战场，就是在楚国已经优势全失的汉水一线。



说起来，秦国做的也的确够狠，两边刚刚完成交换，就发动了新的攻击（前279年）。不过从秦国的角度看，这样做倒是十分正确的。因为秦国其实也清楚楚国是怎么想的，更知道如果不顺势攻破楚国的地缘中心——江汉平原，把楚国打残，楚国仍旧会是秦国的心腹大患。而这这一年，另一个大国齐国，正由田单的火牛阵为突破口，开始了复国之路。虽然从表面上看，似乎齐国又有可能成为秦国的主要对手了。但实际上，齐国的地缘潜力已经被彻底消弱了。这次的反击，恰恰可以避免一个巨无霸型的“燕国”出现，成为秦国新的竞争对手。
　　既然东方暂时没有更紧迫的任务，那么“宜将剩勇追穷寇”，把楚国彻底打成一个二流国家，对秦国来说就更有意义了。刚刚自认为获得喘息机会的楚国，应该没有想到秦国会那么快“背信弃义”的发动新一轮攻势。更为致命的是，现在的秦国，完全可以水陆并进的向由南阳盆地向南攻击楚国了。而楚国扼守汉江通道的大门——邓邑，首先被白起攻破。
　　说到这里，就在解读一下我们上一节留下的一个疑问了，那就是为什么汉水通道一直是由南阳盆地进入江汉平原的主要通道。其实我们只要把南阳盆地中的河流标示出来，就可以知道这其中的奥妙了。从水系的归属上来看，南阳盆地中的河流都是归属于汉江水系，无论它是发源于东侧的桐柏山，还是北侧的伏牛山，亦或是由秦岭主脉中下来的丹水。这些河流从整体上呈现一个忘形，覆盖了整个南阳盆地。而众河归一的这个交汇处，就是在如今襄阳市这个位置上。也就是说，如果你想攻击象楚国这样一个，具体水上优势的国家，那么在你渗透入南阳盆地后，势必要以其为基地，开始建立你的水上力量，然后水陆并进，由汉水而下，直入江汉平原腹地。而如果你想走随枣走廊这条路线，就不能利用你的上水优势了。虽然随枣走廊中间也有南北向直通长江的河流。但如果你以南阳盆地为基地，却并不能让自己的不上力量，顺势攻入随枣走廊。更为重要的是，江汉平原的地缘中心，是在汉水以西（楚国的郢都，在现在的荆州市）。之所以会形成这样的格局，很大程度是因为江汉平原的东侧，最早的时候大部分为云梦泽所覆盖，地理结构的稳定性，和开拓的空间都不及西部大。直到云梦泽逐渐消失，江、汉两水相交的这个点，也就是现在的武汉市，才真正成为了江汉平原的地缘中心（正在随枣走廊的南面）。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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对于白起所带领的秦军来说，现在是完全占据了地理优势。无论他们是从秦国的本部，由丹水而下，还是由上庸出发，沿汉水而下；又或者是由南阳盆地的北部中心——宛（南阳市）调动军队，都可以借助水势，攻击楚国的北部边邑——邓。由于邓邑的位置是在汉水之阳，因此顺汉水而下的秦军，实际上是操了楚军的后路（这也就是上庸的重要性所在）。楚国汉江通道的入口被打开，也就没有什么悬念了。而攻击邓邑得手的秦军，接下来要做的就是顺汉水而下，直取江汉平原的楚都——郢。楚军唯一可以再与秦军决战的地点，就是在汉江通道之中了。在这里，楚国设置了另一个重要的城邑——鄢（现在的宜城一带）。当年楚国被吴军攻入郢都之后，正是退守到这一带，以抵抗吴军的进攻，保住南阳盆地这个大后方。只不过现在的形势完全颠倒过来了。秦国由北向南的攻击，使得汉江通道成为了最先受到攻击的地理单元。而据有上水优势的秦国所发起的攻势，显然要比当年的吴国猛烈的多。因此“鄢”邑和汉江通道，也很快失守了。到了这一步，完全暴露在秦军面前的郢都，结果也就可想而知了。
　　
白起从起兵之日到攻破郢都，前后只用了一年多时间（前279——278年）。郢都的失守给楚国带来的后果，不仅意味着整个江汉平原的沦陷，也意味着湘江作为南楚地区的核心区——湖庭湖平原，也很快会被秦国攻入。当你已经陈兵于长江之北时，也就意味着所谓的长江天险，为双方所共有了。即使是在江东地区，实际上也是无法单纯的据长江以自守的（所以有“守江必守淮”之说）。
　　郢都的陷落还对中华文化史造成了另一个重大影响，这个影响一直延续到现在，甚至关系到我们每一个人的休息权。那就是在得失都城被秦军攻破后，屈原投江了。自从秦、楚两国开始正面博弈后，这位被后世定性为“伟大的爱国主义诗人”的楚国贵族，就一直郁郁不得志。多次由于与楚王的意见相左被流放。而他最后被流放的地方，就是在楚国的“江南地”，也就是洞庭湖流域。因此屈原选择结束自己生命的地方——汨罗江，也是一条湘江的支流。只不过与澧、沅、资这三条主要支流有所不同的是，这条河流是在湘江的东侧，发源于湘、赣之交的山地中。屈原的死究竟与端午节的形成有没有关系，不在我们讨论的范围，就象有的国家，一定要撇清关系，当成自己的节日去申遗一样，自有民俗专家们去打口水仗。我们还是来看看，白起又取得了哪些战果。
　　白起在攻入郢都后，除在东渡汉水，攻取汉水以东，大别山以西的江汉平原；以及南渡长江，收服洞庭湖平原外，还有一个硬骨头需要啃。那就是一直阻挡秦国以巴蜀为基地东征的，楚国的“巫郡”和“黔中郡”。不过在攻占了两湖平原后，这片主要主巫山、武陵山区构成的土地，已经失去了它的战略价值。尽管有一些楚国的残余势力，退入了清江流域，试图做最后的抵抗。但现在的秦国，已经可以从东西两面，合围楚国这两个西部边郡了。为了将问题彻底的解决，白起在破郢之后，顺势西进，攻破了楚国扼守三峡东大门的“夷陵”。由于夷陵还是历代楚王的归葬之处，因此也被楚人称之为“西陵”。不过“杀人放火”总是联系在一起的，白起这位中国历史上最为知名的杀人王，并没有放过楚国的这些先王，而是一把火烧掉了这些陵墓。历史总是惊人的相似，当年楚国也夺取了巴人王陵所在地“涪陵”，并由此将巴国变成了一个三流国家。
　　
　　如果仅仅是攻取了夷陵，白起要想在短时间内清除掉巫山和武陵山区的楚国抵抗力量，显然还是很困难的。不过这个时候的秦国，可以从四川盆地出发，与占据两湖地区的白起遥相呼应，合力完成这项战略任务。三年前司马错这样做时，相当于做了个战术动作，让楚国的后院着了把火，然后全身而退。而现在秦国再这样做时，情况就大不一样了，为了彻底解除楚国的威胁，秦军这次不仅沿乌江而上，转进沅水流域攻击楚国的黔中郡，还分兵顺江而下，直取巫郡。只不过这次领军出川的，已经不是司马错了，而是蜀郡的太守张若（前277年）。虽然史书中没的记载司马错的结局，但考虑到他的年龄。相信在上次南征黔中之后，即使还留有一口气在，也无力再领军出征了。
　　最终，在东、西两线的夹击下，巫郡和黔中郡都成为了秦军的战利品。而获胜之后的秦国也开始了整合工作。楚国的巫郡和黔中郡，被合二为一成为了秦国的“黔中郡”，而南阳盆地，则以宛邑为中心，划为了“南阳郡”。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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现在的楚国，从地缘结构上看，已经和强盛时期的吴国很类似了。基于这样的地缘格局，如果再强行去淌中原这池混水，显然是不理智的。因此在后来的历史当中，楚国基本上退据二线，以保住自己的一亩三分地。而将楚国彻底变成二流国家的秦国，也把注意力从新转回到三晋身上了。只不过与最初与秦国PK的，是以魏韩两国为主，而现在，赵国成为了三晋的阻力，和秦国的最大障碍。当然，楚国也并非没有一点作为，虽然不能再去中原做出头鸟了。但溜边沉底的功夫还是要下的。在江、汉、湘、沅之地尽收秦国之手后的第二年（前276年），楚国集合了他们在东楚地区的军事力量（国家大的好处），溯江而上对秦国发起了反攻。在洞庭湖平原夺回了15座城邑（湘江以东），并以之为边郡。只不过这个突出部，主要作用是作为防止秦国迅速顺江而下，重新切割楚国的缓冲地。要想重新恢复秦楚两国的地缘平衡，已经没有可能了。
　　楚国在后来的历史中，所做的另一个反弹之举，就是把鲁国给灭了（前256年）。作为一个加强版的“吴国”，沿泗水而上，向泰沂山脉渗透，成为了楚国新的战略重点。只是灭掉这个只剩一口气的国家，并不会给楚国打上一针强心剂，等待他们的是同样的命运。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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