谁缔造了外滩：外滩14、15号往事：颠地与宝顺洋行
2019-04-10 13:11阅读：
“贫民窟里的人已经睡眠静了。对面日新里的一排临邓脱路的洋楼里，还有几家点着了红绿的电灯，在那里弹罢拉拉衣加（俄语译音，一种三弦琴）。
——《春风沉醉的晚上》
《春风沉醉的晚上》是郁达夫创作于1923年7月的著名小说。小说描写“我”借住在“外白渡桥北岸邓脱路中间，日新里对面的贫民窟里”时与另一女房客之间的怜惜之情。因郁曾说过“文学作品，都是作家的自叙传”，于是便撩拨了不少意犹未尽的读者上百年来一直会去那一带兜兜转转、寻寻觅觅；甚至还引发了日本的电视台闻风而动。
据《上海市虹口区志》的说明，邓脱路（Dent
Road）筑于1889年，以美籍人命名；因为那条路在1848年协定的美租界内，所以“区志”把Dent误作美籍人士，错得也不算离谱；其实美租界在1863年就与英租界合并为公共租界，因此借用英籍人士来作路名也未尝不可，更何况Dent还是上海滩上大名鼎鼎的英籍人士，毕竟他是最早立足外滩而在上海经营的英国商人。邓脱路随着1943年租界的收回而被改名为丹徒路，一直沿用至今。
其实Dent在到达上海之前就已闻名遐迩，他就是1839年林则徐禁烟运动中的“鸦片贩子”之一。
1824年颠地（Lancelot
Dent）入伙大卫荪洋行（该行最初名为巴林洋行，由英国东印度公司的代理人巴林于1807年在广州开设；后随着合伙人的变更曾易名为巴林.莫隆奈.罗伯茨洋行、大卫荪洋行），第二年改行名为颠地洋行（Dent
& Co.）。颠地洋行与麦格尼亚克洋行（怡和洋行的前身）是当时最具实力的贸易公司。
在林则徐眼中，“该夷民（颠地）常与汉人往来，传习夷字，学习讼词，购阅邸抄，探听官事，又请汉人教习中国文字，种种诡秘，不可枚举”，由于他“递年逗留省城，凡纹银出洋，烟土入口，多半经其给付”，因此“诚为首恶，断难姑容”（《饬拿贩烟夷犯颠地稿》）。1839年4月颠地被林则徐驱逐出境。当时林则徐为了“探访夷情，知其虚实，始可以定控制之方”，专门组织人员在澳门收集英文报纸并翻译成《澳门新闻纸》，以供官员甚至皇帝参考，但信息来源其实多采自颠地资助开办的《广州周报》与马地臣（怡和洋行创始人）创办的《广州纪事报》。
鸦片战争后，中英签订《南京条约》，广州、福州、厦门、宁波、上海成为通商口岸对外开放；1844年5、6月间（距上海开埠后仅半年），颠地便捷足先登从上海县民手中租下外滩的一块地，一年后又扩租了相邻地块（两块地在今中山东一路14、15号的位置）。1845年11月29日颁布关于租地的规定——《上海土地章程》（又称《上海租地章程》），相关操作程序直到1847年下半年才予以确定，由此可见颠地的抢跑意识。1847年12月31日颠地办妥官方备案的“租赁登记手续”，取得盖有上海道与英国领事印章的上海第1号英册道契。而早在1844年，颠地洋行（中文名为宝顺洋行）就在上海开张营业了。
1843年另一英国老牌商人比理（Thomas Chaye
Beale）加入宝顺洋行成为合伙人，到上海后主管宝顺洋行的业务经营；比理的另一身份是葡萄牙驻上海领事（同时兼任荷兰副领事）；其父啤啼（Thomas
Beale）曾是麦格尼亚克洋行的早期合伙人，长期居住澳门，他宅第中的“咇哋花园”以树木、假山、水池仿自然园林营建“百鸟巢”，以展示从各地搜罗来的珍稀鸟类，1841年啤啼因负债投海自尽，“百鸟巢”随后从澳门迁来外滩的宝顺洋行内；比理早先曾租下不少土地，以后多次捐献与转租，如今天九江路219号（近江西中路）的圣三一堂，最初的教堂于1847年建在他捐助的土地上；此后他又将自己租下的外滩土地部分出让给1847年成立的英商上海总会，外滩3号的英商总会建筑于1864年落成开放；比理该地块的北邻是天长洋行（后更名天祥洋行），当时天长洋行因自身实力有限，便邀约了宝顺洋行来合作建房；随后宝顺洋行将外滩4号分摊所得的面积用作下属友宁保险行（Union
Insurance Society of
Canton）的营业处。1805年宝顺洋行前身——大卫荪洋行与怡和洋行的前身——麦格尼亚克洋行在广州创立第一家外资保险公司——谏当保安行，主要经营水火险与意外险，两家洋行每三年轮流担任经理，规定每五年停业结算一次，并改组换届，直到1835年宝顺洋行宣布退出，1836年怡和洋行（其时尚未启用怡和洋行的中文名称，名渣甸洋行）接管改组“谏当保安行”为“谏当保险公司”（后易名广东保险公司），宝顺洋行则于1835年在广州另创友宁保险行，又名于仁洋面保安行、保安保险公司，经过屡次并购扩张及体制改革，最终发展成为业务遍布全球的保险公司。由于友宁保险行的影响，因此外滩4号曾长期被称作友宁大楼或联合大楼（Union
Building）。
宝顺洋行在将自己的业务拓展到中国各地的同时，也与日本展开贸易，之前已在上海的英资银行因总行设于英国或印度而需把所获利润寄回，故难以满足包括宝顺洋行在内的众多洋行的经营需求，1865年3月，香港上海汇丰银行（该中文名称于1881年确立）成立，总行设在香港，上海分行直接管辖它在中国本地的业务，以及日本通商口岸的生意。作为主要发起人之一的宝顺洋行，被推举为筹建时期临时委员会的主席，它将自己在与日本贸易中获取的二十五万英镑利润中的大部分投资到这家银行，成为创始股东。
1866年的伦敦金融危机波及到宝顺洋行，同时一位葡萄牙籍雇员做假账败露使得洋行屋漏偏逢连夜雨，1867年遭受沉重打击后的宝顺洋行将位于香港的总行迁到上海。
1898年，宝顺洋行将汉口路一侧14楼转让给了德华银行，后大楼归属交通银行，两家银行两次重建了14号楼，如今它是上海市总工会的办公楼；1899年宝顺洋行又将临近九江路的15号楼转让给华俄道胜银行，1906年拆除旧楼后重建新楼，1928年11月这里成为国民政府中央银行的所在地，1949年后曾作为上海市航天局的办公楼；这幢经历了百年风雨的建筑同样也阅尽人间的沧桑，现在它是中国外汇交易中心。
宝顺洋行走了，但留下了“外滩”。1898年《申报》刊登了一则宝顺洋行的广告“……倘荷见顾，请至二马路外滩”（二马路，今九江路）。这是迄今为止发现的“外滩”之名第一次见诸于文献。数十年后，外滩成为通行的正式名称。
如今丹徒路（邓脱路）所在的北外滩正在加紧建设上海国际航运服务中心与上海港国际客运中心；其实早在1860年，宝顺洋行就在那里（东大名路、高阳路一带）建起了上海第一个轮船码头——宝顺码头，而更早的时候——1855年，宁波商人自宝顺洋行购入的“Paoushun
Steamer”（宝顺号动力汽船）成了中国所拥有的第一艘轮船。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