那么，什么又是生活呢？
梁漱溟是站在佛家唯识学及西洋生命派的哲学立场上,认为生活就是意欲或欲望。
他答道：
新浪博客
那么，什么又是生活呢？
梁漱溟是站在佛家唯识学及西洋生命派的哲学立场上,认为生活就是意欲或欲望。
他答道：
“生活就是‘相续’”。⑴他认为生活与生活者没有区别。只有生活这件事，没有生活这件东西；⑵所谓生物，只是生活，生活、生物非二，所以都可以叫作“相续”；生活才是根本，只有通过生活才可知道生活者或生物；⑶宇宙也只是生活。他说：“尽宇宙是一生活，只是生活，初无宇宙”，“由生活相续，故尔宇宙似乎恒在，其实宇宙是多的相续，不似一的宛在，宇宙实成于生活之上，托乎生活而存者也。”这样的生活是生活的真象，是生活的直解。
什么叫生活的相续呢？梁认为，单就生活的表层上说，生活即是在某范围内的“事事相续”。
那么事是什么呢？梁答说：“一问一答即唯识家所谓一‘见分’一‘相分’。——是为一‘事’。一‘事’，一‘事’，又一‘事’……如是涌出不已，是为‘相续’。为什么这样连续涌出不已？因为我们问之不已——追寻不已。一问即有一答，问不已答不已，生活就成了无已的相续。”他认为，这探问或追寻的工具其数有六，即眼、耳、鼻、舌、身、意。凡刹那间之一感觉或一念皆为一问一答的一‘事’”。所以，生活叫作“事的相续”。
梁认为，这一问一答，又是由意欲操纵的。一问一答是事，所以生活就是由这一问一答的事的相续。一问一答又是由意欲决定的，所以他又认为“生活就就是没尽的意欲（will）——此所谓‘意欲’与叔本华所谓意欲略相近——和那不断的满足与不满足罢了”。所以，归根到底，“生活的根本在意欲”，文化的根源在意欲。生活就是无尽的意欲与意欲的满足与不满足罢了。在他看来，文化是社会性的人为了满足自己的欲望而创造出来的。
梁认为，在我们面前，这个差不多成定局的宇宙是由我们前此的自己而成为这样的。这个东西可以叫做“前此的我”或“已成的我”。所谓“前此的我”或“已成的我”，就是“物质世界能为我们所得到的，如白色、声响、坚硬等皆感觉对他现出来的影子呈露我们之前者。”而“现在的我”就是现在的意欲，这个“现在的我”，大家谓之“心”或“精神”。就是当下向前的活动，是与已成的我相对待的。
梁认为，生活就是“现在的我”对于“前此的我”的一种奋斗。而奋斗就是应付环境。文化与文明有别。文明是我们生活中的成绩品。他说：“生活中呆实的制作品算是文明，生活上抽象的样法是文化。”
他认为，生活的根本在意欲，所以文化的不同是由于意欲之所向不同，他说：“你要求一家文化的根本或源泉，你只要去看文化的根源的意欲，这家的方向如何与他家的不同。”
梁漱溟对文化所下的定义，只不过是关于文化的几百种定义中的一种。但却与其他的定义不同，其的特点表现在以下几点：
第一，
第二，
第三，
问题却是，由于意欲和满足意欲的方式不是直接显露在外的，而是深藏于人的内心世界之中的，不是我们能够直接看见的或探明的，所以如果我们要研究一种特殊的文化，比如非洲某个原始部落的文化。到了那里以后，我们首先看到的是他们的器物如房子、工具、家具、种种的行为，接着观察和分析他们的制度。至于形成这些器物、行为模式和制度模式的非洲原始部落的那些人群的内在的价值或欲望不是我们一望就可知的。如果我们硬要探究他们的内在的意欲或思想，没有别的办法而只能从他们使用的器物、行为模式和制度模式来推测他们的内在的心灵世界、他们可能信奉什么样的价值理念、他们的欲望及满足欲望的方式等等。这就是说，从人的内在的欲望及满足欲望的方式来定义文化，确实有其不可掩饰的长处，但在文化的个案的研究中却是很难真正实行的。其实梁漱溟本人在文化三路向的研究中就碰到了这样的问题。但他本人没有意识到。
梁漱溟关于文化定义的另一问题在于，他仅仅是从意欲的角度给文化下定义。这里所说的意欲当然是人的意欲，而不是其他动物的意欲。所以问题就在于如何来区别人的意欲与其他动物的意欲。就意欲本身讲，人与动物是没有本质区别的。但要研究文化，而文化又是人的文化，这就要求我们在研究文化时一定要将人与其他动物区别开来。就意欲本身讲是无法区别的，但满足意欲的方式，则人与动物明显是有区别的。动物意欲就其本质而言，是按照本能的方式得到满足的。随着进化的历程，本能在生活中的地位越来越得到理性的补充，依靠着思想的力量来满足自身。人之为人的本质，不在于人有意欲或欲望，而在于人是有思想的。而所谓的思想是说，人具有理性的能力，能够用运理性的思考力来设计系统的计划或方法论来满足自己的意欲。我们不拟在此讨论这一复杂的问题，而只是想指出文化问题的复杂在于，既然文化是人的文化，所以讨论文化问题而讨论人的路数是有问题的。时下文化讨论是个时尚，但只就文化论文化是断无云开日出之时。我想梁漱溟讨论文化的缺陷在于，他也没有形成对于人的本性的系统看法或理论，所以他关于文化的讨论不免有其理论上捉襟见肘之处。应该承认梁漱溟是一个好学深思的人，但通观其著作，我们发现他的思考的重点是在具体的文化现象，而没有涉及到与文化问题紧密相连的历史学、心理学及其他的重要的人文学科，尤其是他丝毫没有从人的角度来思考文化问题，他缺乏一个人本哲学的理论基础。也正因为这样的原因，他在论述西方文化时难免有不能自圆其说的困难。
二
梁认为不同的民族便有不同的文化。其实上世纪20年代前后的文化讨论的热潮中，不同民族有不同的文化应该说是一个共识。进一步的问题也就是，不同的民族文化之间是否存在着某种共同的东西或某种共同的模式。如果没有这样的共同的东西或共同的模式，那么各个不同的文化系统之间就不能进行比较。对于此一问题，当时绝大部分学者持积极的肯定的态度。比如冯友兰就是以共相和殊相或普遍和特殊的理论系统来处理中西文化的关系。他认为中国文化与西方文化在当时的不同就是中国的文化尚未受过工业文明的洗礼，西方却已然处于工业文明之后的现代社会之中。按此种观点，中国只要慢慢地向前走，早晚总有一天会与西方文化相逢的。又如胡适认为，中国事事不如人，就是中国人的身体也不如人。这一说法的预设前提就是中西文化之间是存在着某种共同的东西。正因为有这样的共同的东西所以我们才能说中国事事不如人。梁漱溟文化理论与众不同之处在于，他不承认各个文化系统之间存在着这样的共同的模式，而是各走各的路，互不相干，至少于资本在全球流通之前的时代是这样的一种情形。
迄今所能见到的解释世界历史的理论系统似乎都是西方学者提出的。他们的历史理论用来解释西方的历史及其文化往往有某些可取之处，但是搬过来处理东方的或中国的历史及其文化也难免有捉襟见肘的瑕疵。梁漱溟不同意这样的历史理论。
他极端地怀疑把全人类的历史不分地域、不分种族都安插进一种历史理论之中的各个阶段的做法。他把这样的历史解释理论称之为“独系演进论”。按照这种理论，“文化演进各处都循着一条路线，其表现之不同等，便是代表此一条路线的各阶段。各阶段是固定的，而在时间上则有些民族进得快，有些进得慢；但他们总都会逐渐前进，不会越级突过。”他认为这样的历史理论是有问题的。“这样的社会演进观念，实由十九世纪人类文明之突飞猛进，及达尔文进化论之影响，使得一些学者兴奋忘其所以，急于要寻出普遍规律，以解释人类是怎样由低级粗陋的原始生活，进步到灿烂的十九世纪文明顶点。一半猜测，一半穿凿武断，急就成章；其方法实在是演绎的主观的，而非归纳的客观的，于科学不合。”
与独系演进论截然不同，梁漱溟的文化理论是一种可称之为文化的多元论或相对论。在他看来，不同的民族文化有不同的源泉，有不同的特性，也有着不同的发展方向。因此在这些不同的文化系统之间，你断然不能够做武断的比较，判别谁优谁劣。中国文化就是多元文化中的一员。她的源头、社会结构、发展路向是与西方社会截然有别的。因此我们不能盲目照办西方的文化或历史理论来审视中国文化。那么中国文化与西方文化的区别在什么地方呢？
在他看来，由于生活的根本在意欲，所以文化的不同是由于意欲之所向不同，生活的根本在于如何满足自己的意欲或欲望。而满足意欲或欲望的方式当然是不同的。在他看来如果在生活中碰到某一问题或困难，面对这一困难或问题解决的方式大致有以下几种：
⑴以意欲向前要求为其根本精神；
⑵以意欲自为、调和、持中为其根本精神；
⑶以意欲反身向后要求为其根本精神。
梁漱溟认为，遇到困难就克服困难，遇水架桥，逢山开路。这种积极进取奋斗前进的态度，他称之为“本来的路向”。西方人走的就是这一路向。
遇到困难，不思解决困难，而是在自己的念头上求得满足。如生活遇到困难，他不去改善生活，而是满足于当前的贫困状态，乐在其中。所谓“人不堪其忧，回也不改其乐”便是这方面的显例。梁漱溟指出，中国人走的就是上述的第二条路向。第三条路向则是印度人走的，他们遇到难题干脆取消问题，视而不见，外在的一切，都是虚空不实的。
上述就是梁漱溟的所谓的文化三路向说。
梁漱溟认为，向前要求是西方文化的根本。民主与科学不过是在这一根本上所结出的果实。所以他不同意新文化运动把科学与民族说成是西方文化的根本的观念。因为这样的观念仍然有如下的两个不足：
第一，这样的说法没有能够表示出西方文化
什么叫生活的相续呢？梁认为，单就生活的表层上说，生活即是在某范围内的“事事相续”。
那么事是什么呢？梁答说：“一问一答即唯识家所谓一‘见分’一‘相分’。——是为一‘事’。一‘事’，一‘事’，又一‘事’……如是涌出不已，是为‘相续’。为什么这样连续涌出不已？因为我们问之不已——追寻不已。一问即有一答，问不已答不已，生活就成了无已的相续。”他认为，这探问或追寻的工具其数有六，即眼、耳、鼻、舌、身、意。凡刹那间之一感觉或一念皆为一问一答的一‘事’”。所以，生活叫作“事的相续”。
梁认为，这一问一答，又是由意欲操纵的。一问一答是事，所以生活就是由这一问一答的事的相续。一问一答又是由意欲决定的，所以他又认为“生活就就是没尽的意欲（will）——此所谓‘意欲’与叔本华所谓意欲略相近——和那不断的满足与不满足罢了”。所以，归根到底，“生活的根本在意欲”，文化的根源在意欲。生活就是无尽的意欲与意欲的满足与不满足罢了。在他看来，文化是社会性的人为了满足自己的欲望而创造出来的。
梁认为，在我们面前，这个差不多成定局的宇宙是由我们前此的自己而成为这样的。这个东西可以叫做“前此的我”或“已成的我”。所谓“前此的我”或“已成的我”，就是“物质世界能为我们所得到的，如白色、声响、坚硬等皆感觉对他现出来的影子呈露我们之前者。”而“现在的我”就是现在的意欲，这个“现在的我”，大家谓之“心”或“精神”。就是当下向前的活动，是与已成的我相对待的。
梁认为，生活就是“现在的我”对于“前此的我”的一种奋斗。而奋斗就是应付环境。文化与文明有别。文明是我们生活中的成绩品。他说：“生活中呆实的制作品算是文明，生活上抽象的样法是文化。”
他认为，生活的根本在意欲，所以文化的不同是由于意欲之所向不同，他说：“你要求一家文化的根本或源泉，你只要去看文化的根源的意欲，这家的方向如何与他家的不同。”
梁漱溟对文化所下的定义，只不过是关于文化的几百种定义中的一种。但却与其他的定义不同，其的特点表现在以下几点：
第一，
第二，
第三，
问题却是，由于意欲和满足意欲的方式不是直接显露在外的，而是深藏于人的内心世界之中的，不是我们能够直接看见的或探明的，所以如果我们要研究一种特殊的文化，比如非洲某个原始部落的文化。到了那里以后，我们首先看到的是他们的器物如房子、工具、家具、种种的行为，接着观察和分析他们的制度。至于形成这些器物、行为模式和制度模式的非洲原始部落的那些人群的内在的价值或欲望不是我们一望就可知的。如果我们硬要探究他们的内在的意欲或思想，没有别的办法而只能从他们使用的器物、行为模式和制度模式来推测他们的内在的心灵世界、他们可能信奉什么样的价值理念、他们的欲望及满足欲望的方式等等。这就是说，从人的内在的欲望及满足欲望的方式来定义文化，确实有其不可掩饰的长处，但在文化的个案的研究中却是很难真正实行的。其实梁漱溟本人在文化三路向的研究中就碰到了这样的问题。但他本人没有意识到。
梁漱溟关于文化定义的另一问题在于，他仅仅是从意欲的角度给文化下定义。这里所说的意欲当然是人的意欲，而不是其他动物的意欲。所以问题就在于如何来区别人的意欲与其他动物的意欲。就意欲本身讲，人与动物是没有本质区别的。但要研究文化，而文化又是人的文化，这就要求我们在研究文化时一定要将人与其他动物区别开来。就意欲本身讲是无法区别的，但满足意欲的方式，则人与动物明显是有区别的。动物意欲就其本质而言，是按照本能的方式得到满足的。随着进化的历程，本能在生活中的地位越来越得到理性的补充，依靠着思想的力量来满足自身。人之为人的本质，不在于人有意欲或欲望，而在于人是有思想的。而所谓的思想是说，人具有理性的能力，能够用运理性的思考力来设计系统的计划或方法论来满足自己的意欲。我们不拟在此讨论这一复杂的问题，而只是想指出文化问题的复杂在于，既然文化是人的文化，所以讨论文化问题而讨论人的路数是有问题的。时下文化讨论是个时尚，但只就文化论文化是断无云开日出之时。我想梁漱溟讨论文化的缺陷在于，他也没有形成对于人的本性的系统看法或理论，所以他关于文化的讨论不免有其理论上捉襟见肘之处。应该承认梁漱溟是一个好学深思的人，但通观其著作，我们发现他的思考的重点是在具体的文化现象，而没有涉及到与文化问题紧密相连的历史学、心理学及其他的重要的人文学科，尤其是他丝毫没有从人的角度来思考文化问题，他缺乏一个人本哲学的理论基础。也正因为这样的原因，他在论述西方文化时难免有不能自圆其说的困难。
二
梁认为不同的民族便有不同的文化。其实上世纪20年代前后的文化讨论的热潮中，不同民族有不同的文化应该说是一个共识。进一步的问题也就是，不同的民族文化之间是否存在着某种共同的东西或某种共同的模式。如果没有这样的共同的东西或共同的模式，那么各个不同的文化系统之间就不能进行比较。对于此一问题，当时绝大部分学者持积极的肯定的态度。比如冯友兰就是以共相和殊相或普遍和特殊的理论系统来处理中西文化的关系。他认为中国文化与西方文化在当时的不同就是中国的文化尚未受过工业文明的洗礼，西方却已然处于工业文明之后的现代社会之中。按此种观点，中国只要慢慢地向前走，早晚总有一天会与西方文化相逢的。又如胡适认为，中国事事不如人，就是中国人的身体也不如人。这一说法的预设前提就是中西文化之间是存在着某种共同的东西。正因为有这样的共同的东西所以我们才能说中国事事不如人。梁漱溟文化理论与众不同之处在于，他不承认各个文化系统之间存在着这样的共同的模式，而是各走各的路，互不相干，至少于资本在全球流通之前的时代是这样的一种情形。
迄今所能见到的解释世界历史的理论系统似乎都是西方学者提出的。他们的历史理论用来解释西方的历史及其文化往往有某些可取之处，但是搬过来处理东方的或中国的历史及其文化也难免有捉襟见肘的瑕疵。梁漱溟不同意这样的历史理论。
他极端地怀疑把全人类的历史不分地域、不分种族都安插进一种历史理论之中的各个阶段的做法。他把这样的历史解释理论称之为“独系演进论”。按照这种理论，“文化演进各处都循着一条路线，其表现之不同等，便是代表此一条路线的各阶段。各阶段是固定的，而在时间上则有些民族进得快，有些进得慢；但他们总都会逐渐前进，不会越级突过。”他认为这样的历史理论是有问题的。“这样的社会演进观念，实由十九世纪人类文明之突飞猛进，及达尔文进化论之影响，使得一些学者兴奋忘其所以，急于要寻出普遍规律，以解释人类是怎样由低级粗陋的原始生活，进步到灿烂的十九世纪文明顶点。一半猜测，一半穿凿武断，急就成章；其方法实在是演绎的主观的，而非归纳的客观的，于科学不合。”
与独系演进论截然不同，梁漱溟的文化理论是一种可称之为文化的多元论或相对论。在他看来，不同的民族文化有不同的源泉，有不同的特性，也有着不同的发展方向。因此在这些不同的文化系统之间，你断然不能够做武断的比较，判别谁优谁劣。中国文化就是多元文化中的一员。她的源头、社会结构、发展路向是与西方社会截然有别的。因此我们不能盲目照办西方的文化或历史理论来审视中国文化。那么中国文化与西方文化的区别在什么地方呢？
在他看来，由于生活的根本在意欲，所以文化的不同是由于意欲之所向不同，生活的根本在于如何满足自己的意欲或欲望。而满足意欲或欲望的方式当然是不同的。在他看来如果在生活中碰到某一问题或困难，面对这一困难或问题解决的方式大致有以下几种：
⑴以意欲向前要求为其根本精神；
⑵以意欲自为、调和、持中为其根本精神；
⑶以意欲反身向后要求为其根本精神。
梁漱溟认为，遇到困难就克服困难，遇水架桥，逢山开路。这种积极进取奋斗前进的态度，他称之为“本来的路向”。西方人走的就是这一路向。
遇到困难，不思解决困难，而是在自己的念头上求得满足。如生活遇到困难，他不去改善生活，而是满足于当前的贫困状态，乐在其中。所谓“人不堪其忧，回也不改其乐”便是这方面的显例。梁漱溟指出，中国人走的就是上述的第二条路向。第三条路向则是印度人走的，他们遇到难题干脆取消问题，视而不见，外在的一切，都是虚空不实的。
上述就是梁漱溟的所谓的文化三路向说。
梁漱溟认为，向前要求是西方文化的根本。民主与科学不过是在这一根本上所结出的果实。所以他不同意新文化运动把科学与民族说成是西方文化的根本的观念。因为这样的观念仍然有如下的两个不足：
第一，这样的说法没有能够表示出西方文化