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書法考（2767）徐文平：古代碑帖、刻帖与碑拓市场探析

2022-03-22 09:22阅读：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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書法考（2767）
徐文平：古代碑帖、刻帖与碑拓市场探析


書法考（2767）徐文平：古代碑帖、刻帖与碑拓市场探析



　　一 碑帖与拓片


　　（一）碑帖


　　『碑帖』包含了『碑』与『帖』这两个不同的概念。


　　碑，最早称谓起源于汉代，《说文解字》解释为『竖石也』。据清代《说文》学家王筠的考证，最早的碑有三种用途，即宫中之碑，竖立于宫前以测日影；祠庙之碑，立于宗庙中以拴牲畜；墓冢之碑，天子、诸侯和大夫下葬时用于牵引棺木入墓穴。由于这些实用的目的，最早的碑上都是没有文字图案的。其中墓冢之碑原来用木头制成，后改用石头，而它却正是后代所谓碑的真正祖先。墓冢之碑既然是为下葬所设，后来人们就在碑石上书写、镌刻死者的功德，以使之流传于后世，于是逐渐发展成后来有文字的碑。碑又有广、狭二种含义。从广义来说，它泛指多种形制的石刻文字，是除刻帖外一切刻有文字的石刻（碑、碣、墓志、塔铭、造像、摩崖刻石等）的总称；从狭义来讲，它仅仅是上述诸多石
刻种类中的一种，或是碑碣合称。


　　帖，《说文解字》解释为『帛书也』。古人把书写在竹木片上的字迹，称之谓简牍；书写在丝织品上的字迹，称之谓帖。后来帖的范围逐渐扩大，一般泛指笔札，其中包括书信及其小件帛书和纸书。清顾君《书法概要》谓：『帖者，始于卷帛之署书，后世凡缣半纸珍藏墨迹者，皆归之帖。今晋人之书，其流传者，王、谢、锺诸书，皆帖也。』帖原来并非为刻石而写，后世为保存和推广流传，以手札、散绢、另纸等为底本选摹上石，然后拓制成片或据片裁订成本，这种整理出来的东西，统称为『帖』，又称『法帖』。
　　碑（此处指狭义的碑）与帖（此处指刻帖）的区别主要有以下几方面：


　　功用差别：碑主要在于追溯世系、记叙生平、歌功颂德，而非传扬书法，故唐以前之碑多不署书者姓名，可以看出彼时刻碑是重内容而轻书写。唐以后碑之名家书法日渐增多，乃出于刻碑者欲借名家之名彰显身份之故。而刻帖功用在于传播书法，即为书法研习者提供历代名家法书的复制品，故书法优劣是选择标准，很少顾及书写内容。


　　书体差别：碑的历史悠久，所用书体在隋以前都是庄重肃穆的篆、隶、楷书。直至唐太宗御笔书碑，才开始有行书勒碑出现。草书刻碑除武则天《升天太子碑》之外，绝少有之。而刻帖一事始自赵宋，多数是诗文简札，以行、草书及小楷为盛。


　　形制差别：碑是竖立在地面上的石刻，多数是长方形，也有圆顶、尖顶的。丰碑巨碣动辄丈余高，气势宏伟。虽然一面刻字为主，但也有两面，甚至四面刻字的。而帖因为多取材于简札、书信、手卷，故高度一般在一尺上下，长则一尺至三四尺不等，呈横式，多为石板状，除极少数为拓制方便刻两面外，基本上只在正面刻字。另外，帖有木刻的，碑则绝少。


　　刻制差别：南朝梁以前，碑一般是书丹上石，即由书写者用朱笔直接把字写在磨平的碑石上，再行镌刻。刻碑者往往可以因行刀方便而使字的笔画产生风格上的变化，即与原书丹之字略有出入。实际上是书者与刻者的共同创造。甚至有未经书丹而直接奏刀者，刻工的艺术情趣表露无遗，金石味十足，非毛笔书写所能体现。而刻帖要求忠于原作，都是摹勒上石，程序复杂，每道工序均不得掺入己意，力追毕肖。所以精品帖本可以达到乱真的程度。


　　需要指出的是：一般语境下的『碑帖』合称，是指将浸湿的纸张置于金石或其他质地刻物之上，经过捶拓、施墨等工序，影显出文字、图案的独特的艺术品，又称『拓本』或『拓片』。从这个角度来看，碑帖与拓片的意思基本上是一回事。


　　（二）拓片


　　如前所述，拓片是指用墨把石刻和古器物上的文字及花纹拓在纸上后的成品，大小和形状与原物相同，是一种科学记录的方法。除有凹凸纹饰的器物外，甲骨文字、铜器铭文、摩崖、碑刻、墓志铭、古钱币、画像砖、画像石、刻帖等，都广泛使用这种方法记录。拓片的拓印技术在中国已有一千多年的历史。许多已散失毁坏的碑刻等，因有拓片传世，才能见到原碑的内容及风采，如汉《西岳华山庙碑》，在明嘉靖三十四年（一五五五）地震时被毁，传世拓片遂为珍品。其他如东吴《天发神谶碑》、北魏《张玄墓志》、唐柳公权《宋拓神策军碑》等原石亦都早已毁灭，原拓皆为孤本。若没有拓片，后人将难睹庐山真容，会成迷局一团。


　　碑刻拓片约衍生于南北朝时期。据《隋书•经籍志》记载，彼时有《周易》《尚书》《春秋》《论语》等石经拓本三十一卷传承下来，藏于『秘府』。由此可以推断在梁之前，以至汉魏时期就应该有碑刻拓片的存世了。因为一定数量的拓本的出现，必然是在吸收并继承前代拓印技艺的基础上形成的。因此，追溯碑帖拓片的源头，『若以实物为据始于唐初，以载籍为据始于梁隋，以推度论之汉魏或有』。


　　现在能看到的最早的碑刻拓片是清光绪二十六年（一九）甘肃省敦煌莫高窟发现的唐太宗书《温泉铭》拓本，裱纸上有墨书『永徽四年(六五三)八月五日围谷府果毅儿』一行。与《温泉铭》拓本同时发现的还有欧阳询书《化度寺碑》拓本剪裱残页、唐人书《陀罗尼经》拓本剪裱残一页、柳公权书《金刚经》拓本（立碑横刻，装裱成卷子本）。敦煌莫高窟石室发现这四种石刻拓本现藏法国巴黎图书馆、英国伦敦博物馆。


　　二 刻帖


　　刻帖是我国重要的历史文化遗产。据宋周密《志雅堂杂抄•图书碑帖》：『江南后主，尝诏徐铉以所藏古今法帖入之石，名「升元帖」。此刻在淳化之前，当为法帖之祖也。』故刻帖多以南唐后主李煜刻《升元帖》为开端。但北宋淳化年间太宗旨王著摹刻《淳化阁帖》为流传至今最早的一部刻帖。以后辗转摹刻者渐多，刻帖成风，致使宋、元、明、清帖学兴盛并主导书坛。清代后期延至民国，虽碑学大兴，但刻帖依然不衰，可见刻帖生命力之顽强。下边试就宋以来各代刻帖情况作一简要考叙。


　　（一）宋代


　　北宋淳化三年(九九二)，宋太宗诏王著刻成《淳化阁帖》，是为中国流传至今最早的一部刻帖，被誉为中国法帖之冠和『丛帖始祖』。此后刻帖之风渐兴，效仿者众。如以《淳化阁帖》为基础，稍加增减、调整的就有《绛帖》《大观帖》等。宋室南渡后，宋高宗命刻《绍兴米帖》专刻米芾墨迹，宋孝宗再出内府所贮《阁帖》重刻禁中，称《淳熙阁帖》，后以南方新收集的晋唐名家法书，刻成《淳熙秘阁续帖》。当时刻帖除宫廷内府外，地方官署和私人也都摹刻。从刻帖形式来看，又有单、丛帖之别。丛帖(亦称汇帖、集帖)又可分为历代汇帖(数朝数家)，断代汇帖(一朝数家)，个人汇帖(一家数帖)三种。从刻帖性质来看，有官、私帖之分。凡帝王、诸侯或地方官府所汇刻，并兼有官方书法『教科书』性质之刻帖为官帖，余则为私帖。


　　官帖


　　《淳化阁帖》因刻于淳化年间，并藏于秘阁，故取此名。此帖共收入唐代以前历代帝王及名人法帖一百零三家、四百二十种。如此规模的一部汇帖，在当时是颇费物力和劳力的。朝廷除诏令各州县进纳法书真迹外，还鼓励士民献出、借用私人藏品，官府给予奖赏。又召集大量宫廷摹书人临摹、复制锺繇、王羲之等书。终以枣木镂版刻就，计一百八十四版，两千二百八十七行。更用澄心堂纸和李廷硅墨拓印上百部。『祖帖』数百页全为正宗千年澄心堂纸（此纸明代董其昌曾偶得一张，鼓足勇气也『此纸不敢书』，清代乾隆御制的仿造品，如今每开张拍卖也得三万元人民币，可见贵重异常），装订好后用织锦缎覆面，以楠木配匣。堪谓工程巨大，蔚为大观。


　　


書法考（2767）徐文平：古代碑帖、刻帖与碑拓市场探析



　　《淳化阁帖》原刻版与作为底本的历代名帖原作毁于宋仁宗庆历年间宫中的一场大火，故此帖存世拓本多为翻刻，宋代官方翻刻著名的就有『绍兴国子监本』『淳熙修内司本』等。宋代其他著名的官帖还有《大观帖》《淳熙秘阁续帖》《汝帖》《姑熟帖》等。


　　《大观帖》因刻于大观年间而名，又因与《秘阁续帖》《孙过庭书谱》《贞观十七帖》同刻于内府太清楼，所以又共称为《太清楼帖》。大观三年(一一九)，宋徽宗因《淳化阁帖》板已断裂，出内府所藏墨迹，命蔡京等更定第次，稍加厘订，《大观帖》刻勒于北宋经济繁荣时期，百工技艺均极纯熟，加之徽宗本人、蔡京都精通书画，无论对选帖还是刻工自然要求严厉，所以此帖不仅纠正了《淳化阁帖》在编次、标题中的许多错误，而且摹勒精细准确，刻工精良，为历来书法家所重视。但刻成后不久即遭靖康之变（一一二七），北宋拓本传世无多。重为摹勒上石，亦为十卷，标题皆为蔡京手书。


　　《淳熙秘阁续帖》刻于淳熙十二年(一一八五)，孝宗以内府自南渡后续得墨迹摹勒上石，共计十卷。此帖宋亡后毁灭无存，流传绝少。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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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汝帖》刻于大观三年(一一九)，知州王刻石汝州而名。王从《淳化阁帖》《绛州帖》及『三代而下迄于五季字书百家』中，选出先秦金文八种及秦汉至隋唐五代名家书法九十四种共一百零九帖，荟刻十二石。因编辑谬陋，内容庞杂，而多伪迹，后世多不重视。但《汝帖》作为存世很少的地方官府翻刻本，自有其独特之价值。


《姑熟帖》，约刻于淳熙五年至十六年(一一七八—一一八九)。代郡杨倓、鄱阳洪迈刻石当涂郡斋，而当涂即姑孰县治，姑孰亦作姑熟，故名《姑熟帖》，亦名《姑孰帖》。原卷数不详，今残存苏子美诗一首半，苏东坡诗文五首，陆放翁诗九首，以坡书最精。


　　私帖


　　（1）历代汇帖


　　以《绛帖》《宝晋斋帖》《博古堂帖》《群玉堂帖》等为著名。


　　《绛帖》因刻于绛州(今山西省新绛县)而名，宋代曾宏父误指《绛帖》是驸马潘正夫所摹刻，故又称『潘驸马帖』。皇祐、嘉祐年间（一四九—一六三），潘师旦以《淳化阁帖》为底本，重为增删刻勒，共计二十卷。相传潘氏死后，其两子各分得十卷。长子因负欠官钱，所得前十卷，被没收入公库，绛州官署补刻后十卷，并刻『日、月』等二十字，以识其第次，名为公库本；次子补刻前十卷，名为私家本。


　　《宝晋斋法帖》因米芾斋号『宝晋斋』而名。崇宁三年(一一四)米芾取书迹入石，旋遭兵火而残毁。后葛祐之据火前善本重新摹刻。曹之格通判无为，复加摹刻，并增入家藏晋帖与米帖多种，汇为十卷。现藏上海图书馆的十卷本《宝晋斋法帖》是当前公认的宋拓全本。


　　《博古堂帖》又称《越州石氏帖》，绍兴年间(一一三一—一一六二)越州新昌（今浙江省新昌县）石邦哲辑刻于会稽(今浙江省绍兴市)。所刻魏、晋、唐人书法，凡二十七种。此帖选刻俱佳，摹勒精彩，倍受鉴赏家推许。文徵明的《停云馆帖》第一卷晋唐小楷大多依据此帖。原石早佚，拓本至清代已经没有完本，可信的很少。


　　《群玉堂帖》原名《阅古堂帖》，约刻于嘉泰、开禧间(一二一—一二七)，韩胄辑家藏晋王羲之至宋代帝王、名人墨迹共十卷。由其门客向若水编次，摹勒上石。向若水精于鉴赏，擅长刻帖，所以此帖摹刻精善。开禧年间，韩胄被诛，其帖没收入内府。嘉定年间改为今名，拓本流传极少，明代已无全帙。故宫博物院藏有宋拓残本数卷。


　　（2）断代汇帖


　　以《郁孤台法帖》《凤墅帖》等为著名。


　　《郁孤台法帖》刻于绍定元年（一二二八），聂子述辑刻本朝人李建中、蔡襄、苏轼、黄庭坚及徽宗赵估等书家诗文墨迹上石，尤以苏、黄为主，集中展现了宋代一流书家书艺。此帖摹刻精善，且版心之巨为历代法帖之最（纵长三十九点五厘米，横为二十二点七厘米）。原有卷数无考，上海图书馆藏有宋拓残帙二函，属海内孤本。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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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凤墅帖》刻于嘉熙淳祐年间(一二三七—一二五二)。庐陵(今江西省吉安县)曾宏父集刻的本朝人墨迹，共四十四卷。刻工精细，惜全帙早失，上海图书馆珍藏有宋拓本残帙十二卷，属海内孤本。


　　（3）个人汇帖


　　以《忠义堂帖》《东坡苏公帖》等为著名。


　　《忠义堂帖》刻于嘉定八年(一二一五)。永春(今福建省永春县)留元刚刻石，均为唐代颜真卿书迹，共十卷，嘉定十年（一二一七）东平(今山东省东平县)巩嵘续刻一卷。


　　《东坡苏公帖》，又名《东坡书髓》《西楼帖》。刻于乾道四年(一一六八)，玉山(今江西省玉山县)汪应辰集刻于成都，共三十卷，均为苏轼书。


　　（二）元代


　　元代统治者来自漠北，对汉文化缺乏认识和理解，故皇家对刻帖无动于衷，自然谈不上推动与支持，造成有元一代丛帖摹勒衰微。据《元史》记载，至元六年(一三四)，元顺帝命周伯琦摹王羲之所书《兰亭序》与智永《千字文》刻石阁中。这是元代唯一记载官方刻帖的史料，但拓本未见传世，而私帖则以《乐善堂帖》最为著名。


　　《乐善堂帖》，刻于延祐五年(一三一八)，赵孟的门生顾信集赵孟书迹刻石。所收墨迹均赵氏精品，镌刻者四明茅绍之、姑苏吴世昌皆是当时刻碑高手，摹勒极精良。下册后附名《贤集帖》三卷，残存姜夔书迹等，历来为人所重。国家图书馆藏有元拓本残帙两册四卷，属海内孤本。


　　元代的刻帖，当然不止于上述几部。据明万历间高濂著《遵生八笺》中《元碑帖》条，除去碑刻外，凡三十五种，若《鲜于太常进学解》《赵孟兰亭十三跋》《宋克书杜诗出塞九首》等。但其中汇刻丛帖仅著录《乐善堂集赵诸帖》一种，其他皆为单刻帖。比起宋代成千上万来说，真可谓一落千丈。


　　（三）明代


　　明代书法的一个显著特点是帖学与刻帖盛行。与同期繁荣发达的私帖相比，明代的官帖并不发达，帝王未亲诏汇刻丛帖，但藩王府却刻了三部丛帖，即周藩之《东书堂集古法帖》、晋靖王之《宝贤堂集古刻帖》、肃藩之重刻《淳化阁帖》。其中周藩之《东书堂集古法帖》不失为明初一大巨制，在椎拓用纸用墨方面极有特色。据王靖宪先生云：『初拓本墨色深黝如漆，奕奕有光。作深碧色，似非纯用墨者。』《宝贤堂集古刻帖》为弘治皇帝所赞赏：『见其采辑详悉，制作不苟，已置之便殿，以备燕闲。』可见其地位之高。肃藩之重刻《淳化阁帖》在西北边陲地区刻成，虽为翻刻，但其刻工对摹勒之业的虔诚更值得称道。大型丛帖的摹刻，带动了民间刻帖的风行，特别是吴门地区私人刻帖的兴盛。


　　明代私帖数量极多，著名的有《真赏斋帖》（华夏辑刻）、《停云馆帖》（文徵明撰集）、《馀清斋帖》（吴廷撰集）、《来禽馆帖》（邢侗选辑）、《戏鸿堂法帖》（董其昌辑）、《郁冈斋墨妙》（王肯堂）、《烟堂帖》等。这些私帖，大多由著名书家勾摹，著名刻工刻勒，因此具有很高的质量。吴门、金陵、杭州等经济发达的城市盛行的刻帖之风及刻帖高手，还逐渐带动了刻帖在其他区域的盛行。如山东济宁邢侗刻《来禽馆帖》，就专门请了吴郡的吴士端双钩，由管驷卿摹刻。王铎的《琅华馆真迹》由吴中的张翱等刻勒。总之，各地刻帖业的蓬勃发展，推动了古帖和今帖的广泛传播；有力地推动了书法的商业化、通俗化。适应了普通文人对法帖的需求，是一种普遍的文化产业。


　　一种好的刻帖，因传古帖精神，会出现许多翻刻本。海宁陈元瑞集刻的《玉烟堂帖》『皆以墨迹上石，其中《灵飞经》一册最为精劲，为世所重，翻刻本无虑数十百通，皆不能乱真』。翻刻本虽不如原帖精准，但客观上推进了书法文化的世俗化。故私帖兴，摹刻本多，古法帖于是有了广阔的流传市场。


　　刻一部好的私帖需大量的资金投入，周期也往往很长，如邢侗用了长达十四年的时间方刻毕《来禽馆帖》，为刻帖、搜帖费去大半家产，以致家道中落。因此，并不是普通人都能刻得起帖的。书帖文化筑基于社会经济的高度繁荣，是著名收藏家与出资富商，官僚与第一流鉴赏家、刻工合作的结果。明代中晚期，商品经济得到充分发展，市民阶层涌起，资金雄厚者不乏其人，如《馀清斋帖》辑刻者吴廷是徽州巨商，《戏鸿堂法帖》辑刻者董其昌，《净云枝帖》辑刻者蒋如奇等皆为大官僚，《晚香堂苏帖》《来仪堂米帖》等辑刻者陈继儒是家境殷实的隐士。他们除徽商外，官宦、隐士收入多来源于题诗、作画、写序、撰写碑志等的润笔之资。


　　黄宗羲《思旧录》记崇祯二年（一六二九）拜访陈继儒的情景：『侵晨，来见先生者，河下泊船数里。先生栉沐毕，次第见之。午设十余席，以款相知者。饭后，即书扇，亦不下数十柄，皆先生近诗。』正是有了这种经济实力，他才会刻十分专业的《晚香堂苏帖》。在资金保障的基础上，一部好帖还需要能书精鉴的大家把关，如新安吴廷汇刻的《馀清斋法帖》，就特邀董其昌与陈继儒为他挑选作品。为了把好关，鉴赏家甚至亲自手摹上石，如文徵明父子亲自勾勒《真赏斋帖》，邢侗亲自勾勒《来禽馆帖》等。鉴赏家、巨商，花巨资收购、鉴定名帖后，还须重金聘请名工刻之，当时的章简父、吴尚端等就是当时一流的刻版高手，著名的《真赏斋帖》《来禽馆帖》就分别出自他们的手下。名迹、名鉴、名工，行情自然看好，从而促进了私帖的蓬勃发展。


　　好的拓本、帖石不仅可以交易，还可以典当。如邢侗对佳帖收藏不遗余力，据邢侗《题家藏宋拓澄清堂帖》云：《澄清堂帖》『四千为人购去』。后落于文徵明停云馆，而邢氏以三十千得之停云并刻入《来禽馆帖》。又邢侗去世以后，明朝兵部尚书王洽为了纪念邢侗，广泛搜集了邢侗的手迹并花重金从江南聘请了名工刻手吴尚端上石，前后三易其刻，耗六年的时间刻成七卷四十八石瑞露馆《来禽馆真迹》。王洽去世后，家境败落，其后人将帖石当入临邑东关当铺中，后来没有能力再赎回。邢侗女婿乐陵人史高先到临邑岳丈家探亲，出资赎出并带回乐陵。佳帖的价值之高可见一斑。


　　（四）清代


　　清代是继宋、明之后刻帖的又一高峰，且刻帖数量远超宋、明，达到鼎盛。


　　官帖


　　清代官帖以前期为盛，单清宫镌刻法帖就有百种之多。据《国朝宫史》所记，康熙时，有《懋勤殿法帖》《渊鉴斋法帖》《避暑山庄法帖》《乾清官赐宴联句诗帖》《行殿读书赋帖》《畅春园记帖》《尊亲帖》《朱子全书帖》《曹娥碑帖》《百家姓帖》《千字文帖》等二十四种。雍正时，有《朗吟阁法帖》《四宜堂法帖》《得雨诗帖》《朋党论帖》《重农谕帖》《惜谷谕帖》等八种。乾隆时刻帖繁多，既有集历代名家书法的丛帖，又有康熙、乾隆个人的专帖，以后者为多。为刻好御帖，清朝内务府还专门设立御书处，负责皇帝和大臣奉敕作书的刻制拓印事务。因是奉旨摹刻的皇家事务，故御书处刻工严谨精细而且都忠实于原作风貌。乾隆十八年(一七五三)为刻《三希堂法帖》，还专设总理、排类、校对、监造、监刻诸臣，规模、收录、刻工诸方面俱精。至乾隆末，御书处已经摹刻碑帖及御书达七十余种。


書法考（2767）徐文平：古代碑帖、刻帖与碑拓市场探析



　　康熙二十九年(一六九)摹勒上石的《懋勤殿法帖》，是清宫刻的第一部丛帖。康熙帝取内府收藏旧拓与名人墨迹，由沈荃等奉旨摹勒上石，历时四五年完成。康熙三十三年(一六九四)摹勒上石的《渊鉴斋法帖》和康熙三十五年(一六九六)摹勒上石的《避暑山庄法帖》则是以康熙自己的书法和临摹历代书家名迹刊刻而成。乾隆元年摹勒上石的《朗吟阁法帖》和《四宜堂法帖》，乃将雍正所书的训谕及各体诗文，以及临摹诸家的名迹刻成。这些帖刻成后，都储藏在宫中，传拓很少，流传在民间更少，所以知者不多。乾隆二十六年(一七六一)摹勒上石的《敬胜斋法帖》四十卷，乃将乾隆自己所写的诗、经书及临摹古代书家名迹刻成。乾隆还命内廷诸臣为张照、汪由敦、刘墉所书御制诗文和临摹的名人墨迹，分别编次摹刻成《天瓶斋法帖》十卷、《时晴斋法帖》十卷、《清爱堂帖》等。乾隆时除著名《三希堂法帖》外，以《墨妙轩法帖》《兰亭八柱帖》《重刻淳化阁帖》等为著名。乾隆以后宫廷刻帖逐渐减少。


　　清宫还翻刻前人的整部刻帖，其中翻刻最多的当首推《淳化阁帖》。乾隆三十四年(一七六九)，高宗敕命于敏中、王际华等以内府旧藏『赐毕士安本』勒石重刻，每帖旁列释文，末附考正，按时代先后顺序正之。此帖石毁于咸丰年间，仅存残石数块，全帙拓本颇不易得。近世容庚《丛帖目》序曰：『丛帖之刻，始于《淳化阁帖》，而极盛于清代。』据统计，历代丛帖有三百五十余种以上，《丛帖目》一书著录了三百一十余种，其中清帖就高达二百余种。


　　私帖


　　早期的私帖大都是集历代名人书法的丛帖。如卞永誉的《式古堂法帖》、陈春永的《秀餐轩帖》，虽从明末开始刊刻，但都是到了清代才完成。《职思堂法帖》《翰香馆法帖》《秋碧堂帖》，都是康熙间刻成的法帖。卞永誉、梁清标都是清初著名收藏家，他们所刻的法帖，鉴别之精、刻工之优良，在当时法帖中是第一流的。清代初期集刻个人书法的法帖，以集王铎书法的《拟山园法帖》和集傅山书法的《太原段帖》最为著名。


　　清代中期，天下富庶，文化繁荣，在高宗弘历的影响之下，刻帖风气迅速蔓延，士大夫们鉴藏书画、汇刻丛帖蔚为风尚。著名的如曲阜孔继涑刻有《玉虹楼帖》《玉虹鉴真帖》《玉虹鉴真续帖》《谷园摹古法帖》《国朝名人法帖》等。其子孔广廉亦嗜刻帖，荟萃孔氏所刻各帖，有一百零一卷，名为《孔氏百一帖》。其时江浙地区一如前朝，依然是刻帖主要集中地。究其原因，源于经济文化的繁荣、刻帖风气的传承以及文人墨客的集结。如嘉庆间，金匮(今江苏省无锡市)钱泳以工书著名，亦嗜刻帖，一生刻有《经训堂帖》《宝晋斋法帖》《清爱堂帖》《惟清斋帖》《写经堂帖》《秦邮帖》《问经堂帖》《吴兴帖》等二十余部帖，还摹刻了大量的碑碣、墓志等。歙县(今安徽省歙县)鲍漱芳有《安素轩帖》，叶应阳有《耕霞溪馆法帖》等。


　　清后期，尽管碑学崛起，但丝毫不影响刻帖之风的炽盛。其时广东刻帖开始异军突起，究其原因，主要是粤籍的官僚、富商收藏古人书画风气浓厚，出现了许多著名的大收藏家。他们财力雄厚，收藏丰富，竞相摹刻。如南海(今广东省佛山市)叶梦龙官户部郎中，父廷勋喜书画，收藏极富。梦龙习有父风，居京师日，结交多一时胜流。道光十年(一八三)，刻有《友石斋帖》《风满楼帖》等。湖南巡抚兼署湖广总督、金石学家吴荣光晚年萃毕生搜罗之古碑墨迹勒为《筠清馆法帖》《岳麓书院法帖》。这些都是当时比较著名的法帖。道光以后，潘仕成先后用了三十七年刻有《海山仙馆丛帖》，刻帖时间之长，投入财力、物力之多，不仅是晚清广东刻帖之首，在全国范围内也是罕见的。此外，潘正炜刻有《听帆楼集帖》，伍葆恒刻有《南雪斋藏真帖》，孔广陶刻有《岳雪楼鉴真法帖》、陆心源刻有《穰梨馆历代名人法书》等。其他地区刻帖有名者，有宜都(今湖北省宜都县)杨守敬刻有《邻苏园法帖》等。


　　由于利益驱动，清代刻帖盛行的同时，亦有大量伪帖流行，如钱泳所记：『吴中既有伪书画，又造伪法帖，谓之充头货……各省碑客买者纷纷，其价甚贱，不过每部千文而已，遂取旧锦装池，外加檀匣，取收藏家图章如项墨林、高江村之类印于帖上，以为真宋拓。而官场豪富之家不知真伪，竟以厚值购之，其价不一，有数十金者，有百余金者，有至三五百金者，总视装潢之华美，以分帖之高下，其实皆伪本也。』(《履园丛话》)艺术品的复制作伪，自古有之，由清代伪帖泛滥可窥彼时佳帖之价值。


　　（五）民国


　　民国时期(一九一二—一九四九)，刻帖艺术发展逐渐进入衰退时期。『西学东渐』之风日盛，钢笔、铅笔被广泛使用，传统的书写工具毛笔渐渐淡出了历史舞台，法帖的应用范围日益缩小。特别是西方印刷术的传入，影印术与石印术甚至直接取代了刊刻法帖的传统工艺，法帖摹勒之风自此受到巨大的冲击。尽管如此，这一时期安徽裴景福用时四十余年，耗金十余万刊刻的三十六卷《壮陶阁帖》。其卷帙之大、摹刻用时之长、包容书人书作之多，历代法帖无一能望其项背者，影响颇盛，是民国时法帖的代表作。此外，冯恕摹勒的《蕴真堂石刻》，慈仁顾祠摹刻的《顾祠集帖》，山阴吴隐撰集的《印人画像帖》等，也有一定的影响。此后虽有编集法帖者，但已不是刻石传拓，只是影印制成，已不属石刻范围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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