芝加哥社会学派（第一个芝加哥社会学派）
2011-12-16 17:40阅读：
美国及世界上最成功的社会学系
1892年，刚刚诞生不久的美国芝加哥大学建立了世界上第一个社会学系，
从那时起它造就和培养了一大批名闻遐迩的社会学家，
其中包括斯莫尔、米德、托马斯、帕克、伯吉斯、麦肯齐、法里斯、奥格本和沃斯，他们因具有相对一致的学术旨趣、长期的制度支持、占主流地位的出版物和“将社会作为一个整体来研究的经验论方法”而被人们尊称为社会学“芝加哥学派”，关于这一学派研究的出版物更是达到1000 多种。在社会学160
余年的历史上，这是除以法国人迪尔凯姆为灵魂的“社会学年鉴学派”以外，唯一享有如此盛誉的一个科学家共同体。
斯莫尔的三大贡献（第一代）
斯莫尔就是在这样一个需要社会学的时代和需要社会学的城市，在哈珀的支持下，建立起了世界上第一个社会学系。1892年，当38岁的斯莫尔来到芝加哥之时，具备了在这所有着浸理教会背景的大学中设立一个新的系科并担任其领导职务的全部理由：1879年，这位浸理会教友在结束大学神学学习之后，曾前往德国柏林和莱比锡留学三载（这在当时是美国知识界的一种时髦），并在柏林与后来独领欧洲和美国社会学之风骚的格奥尔格•齐美尔相识。
1889年，返回美国的斯莫尔获得了约翰•霍普金斯大学的哲学博士学位，并在此后三年担任科尔比学院的院长。正是在科尔比学院，斯莫尔对社会学发生了浓厚的兴趣，并开始教授这一新兴学科。
从今天的角度说，斯莫尔在学术上的贡献乏善可陈。这位早年受到齐美尔影响的美国社会学家，用了相当的精力去翻译前者的主要著作，并一直希望芝加哥的社会学系能够成为德国社会学的前哨阵地，而他自己的著作及其关于人类动机的理论已经被人遗忘殆尽。不过，这位同哈珀一样有着改良社会之热诚的浸理会教友，为芝加哥社会学的发展抛下了“定向之锚”：那就是，芝加哥是美国社会学的天然实验场，而芝加哥的社会学家们应该将德国人的理论运用于日益凸现的美国城市社会问题的研究之中。
同学者的角色相比，斯莫尔更像是一个学术经纪人。从1892－1925年，到退休时为止，在斯莫尔担任系主任的33年行政生涯中，他至今仍为人津津乐道的贡献有三件：其一，1892年，斯莫尔建立了芝加哥大学社会学系，这不仅是全世界第一个社会学系，而且到斯莫尔退休之时，既是芝加哥大学中的一个大系，也是全美培养博士最多、开设课程最广、影响最大的一个社会学系；其二，1895年，先于法国人迪尔凯姆创办《社会学年鉴》前一年，斯莫尔创办了世界上第一本社会学杂志——《美国社会学杂志》（AJS），并且担任主编30年；其三，1905年，以斯莫尔为主创办了美国社会学学会（American Sociological
Society），这是至今仍然统治着美国社会学界的美国社会学协会（American Sociological
Association）的前身。这三大贡献不仅在相当时间内影响到美国社会学的发展，而且从根本上奠定了芝加哥学派在早期美国社会学中独一无二的领导地位。
芝加哥社会学由社会心理学和城市社会学组成
在1930年代之前，芝加哥社会学由两个主要的社会学分支组成，这就是社会心理学和城市社会学。社会心理学和城市社会学所以能够成为芝加哥社会学的主体内容，既与美国早期社会学中的流行范式或“潜在的学术氛围”有关，也与芝加哥突然崛起而又紊乱无序的城市生活有关。就前一个因素而言，在早期美国社会学中，无论是沃德、萨姆纳，还是吉丁斯、罗斯，受到法国心理还原主义者塔德的影响，大都信奉心理进化论，这使得社会心理学成了1930年代之前美国社会学家的最一般的专业选择（1930年，在美国社会学协会的1832名会员中，37%的人是社会心理学家；而到了1990年，这个比例在13265名会员中下降到19%）；而就后一个因素而言，正是芝加哥在1833－1930不到100年间的迅猛发展，使得最能够突出现代工业社会本质的城市以及那里出现的种种社会问题，成为美国社会学家关注的主题。在这两个领域中，米德是社会心理学的巨擘，帕克是城市社会学的奠基人，而托马斯则是能够在这两者间汪洋恣意的一位大师。
米德是社会心理学的巨擘（第二代）
乔治•赫伯特•米德（George
Herbert Mead，1863－1931）是芝加哥社会学派的主将之一，也是最早来到芝加哥大学任教的教授之一。不过，这位社会心理学家其实并不是社会学系的教师。从1893年离开密执安大学，追随其好友哲学家杜威到芝加哥任教的那天起，到1931年去世时为止，米德都一直是该校哲学系的教授，也是杜威的实用主义哲学的主要阐释者。
米德在芝加哥社会学中的地位，用罗伯特••法里斯（芝加哥学派的8位主将之一——埃尔斯沃斯•法里斯之子）的话来说，主要是通过其在哲学系开设的高级社会心理学课程奠定的。这门课程从1900年开始，到米德去世前的1930年为止，每年一次，整整开了30年，吸引了大批学生，其中包括社会学系的大多数研究生。在这门经典课程中，米德积30年之功，系统地阐释了后来被其学生赫伯特•布鲁默称之为“符号互动论”的思想，而他死后由几位学生根据课堂笔记编辑的《精神、自我与社会》（Mind， Self ， and Society，1934）一书，也因此成为符号互动论的“圣经”。
要想系统地阐释米德思想的来源是一件十分困难的事。除了在德国留学期间，他曾受过心理学之父威廉·冯特、在莱比锡访问的美国心理学家斯坦利·霍尔，以及齐美尔的影响外，
米德的思想直接与三位美国思想家有关。这就是他在哈佛时的老师詹姆斯、在密执安大学任教时的好友哲学家杜威和社会学家库利。借用乔纳森·特纳的话说，“他们每一个人都为米德的理论提供了一个至关重要的概念”。显然，从詹姆斯那里，米德获得的是“自我”这一概念，它说明人类具有将自己视为客体看待的能力；在詹姆斯之后，库利完善了“自我”这一概念，论述了个体间的相互作用，对对方姿势的理解，以及是如何根据他人的看法认识自己的，这最后一点，即库利的“镜中我”，为米德提出“概化他人”(generalized other)
的概念提供了温床；最后，杜威所提出的“精神” (mind)
在社会环境中产生并在互动中发展的理论，同样对米德思想的形成起了决定性作用。
帕克是城市社会学的奠基人
大学毕业以后，帕克的经历可以分为四个时期：第一阶段是1887－1898年的记者生涯，在这11年里，帕克辗转于明尼苏达、底特律、丹佛、纽约和芝加哥这5大新兴城市之间，并对城市生活有了独特的感受；第二阶段帕克再返校园，先在哈佛大学后赴德国求学，这期间他不仅在柏林的Friederich-Wilhelm大学成为齐美尔的学生（这也是他一生接受的唯一正规的社会学教育），而且萌生了对社会心理学尤其是集群行为研究的浓厚兴趣，1903年帕克凭《群众与公众》（Crowd and
Public）一文从新康德主义者文德尔班手中获得博士学位；第三阶段帕克再度回到社会之中，1905年他结识了黑人领袖B.T.华盛顿，并与后者密切合作了7年，“逐渐了解了黑人的生活、习俗和状况”；第四阶段，因为托马斯的热诚相邀，帕克于1913年来到芝加哥社会学系，为学生开设“美国黑人”的课程。尽管由于社会学系没有编制，帕克是以神学院教授级讲师（professional
lecture）的名义进入芝大的，并且在这个几乎无薪的位置上一待就是九年，但是凭着对城市生活独一无二的理解，对社会学和社会心理学近乎着迷般的倾心，帕克于1923年升任正教授，并很快成为芝加哥学派的中心人物。
有关帕克学术贡献的文献称得上汗牛充栋，2000年90岁高龄的费孝通还为自己的这位老师写下了整整100页学术札记（费孝通，2001：133－234）。确实，帕克和托马斯一样，是将社会学与社会心理学从“扶手椅”中解放出来，赋予其现实品格的第一批学者。在1921－1931的10年间，帕克指导的博士研究生进行了15项有关城市生活和城市社会问题的研究，其对象包括非法团伙、流浪汉、职业舞女、妓女、吸毒、青少年犯罪以及犹太移民等等。1932年，即在帕克从芝加哥社会学系退休的前一年，这个来到中国北京燕京大学担任访问教授的老人，还带着费孝通“这批小伙子到北京的天桥去参观‘下层社会’”，他希望学生能够从人们的实际生活中学习社会学。
在帕克留下的为数不多的学术著作中，用费孝通的话来说有两部是不能不关注的：其一是他与伯吉斯合作写成的《社会学这门科学的导论》（Introduction of the Science of
Sociology， 1921），其二是他与伯吉斯、麦肯齐和沃斯合作的《城市》（The City，1925）。在前一部长达1000页的教科书中，帕克和伯吉斯共选择了14个主题，其主要内容涉及人类本性、人类生态学（Human
Ecology）、人的社会化和集群行为，它规整了1920年代后美国社会学的基本发展方向；而在后一部200多页的小册子中，帕克和此时芝加哥社会学的另几位主将鲜明地提出，城市决不是一种与人类无关的外在物，也不只是住宅区的组合；相反，“它是一种心理状态，是各种礼俗和传统构成的整体，……城市已同其居民们的各种重要活动密切地联系在一起，它是自然的产物，而尤其是人类属性的产物”。众所周知，正是在这本著作中，麦肯齐提出了后来流传盛广的“同心圆说”，将一个现代都市划分为中心商业区、过渡区（帕克和伯吉斯都认为，这是各种社会问题的集中地）、工人住宅区、中产阶级住宅区和郊区或往返带（commuters’ zone）；也是这本著作连同这些作者的其他文献，确立了城市社会学的最初地位。
《欧洲和波兰的美国农民》成就托马斯的大业
1908年，托马斯获得了一笔为数5万美金的资助，并由此开始了他对移民的社会心理与城市生活适应性的研究。5年以后，这项庞大的研究计划找到了一个十分合适的合作者——波兰人兹纳涅茨基。通过对波兰移民家庭的书信往来和生活史的研究，两人合作完成了长达5卷本的巨著《欧洲和波兰的美国农民》（1918－1920）。在这部著作中，托马斯和兹纳涅茨基力图描绘的是，经历从波兰的乡土生活到美国芝加哥的都市生活这样的重大变迁的波兰农民，在社会态度与社会行为上的变化。他们富有创见地提出，只有把个人的态度和社会的客观文化的价值观综合起来加以考虑，才能充分理解人的行为。尽管托马斯和兹纳涅茨基最早将社会心理学定义为“有关态度研究的科学”，但与心理学家不一样的是，两位社会学家关心的不是特定个体对特定事件的特定反应，而是组成群体生活的每一位成员所普遍采取的态度。
《欧洲和波兰的美国农民》成就了托马斯的大业，也为芝加哥学派奠定了最为坚实的基础。有人将这部著作视为定性研究的开山之作，而将30年后塞谬尔•斯托弗的《美国士兵》（1949）视为定量研究的里程碑。确实，《欧洲和波兰的美国农民》称得上是“美国经验社会学第一部伟大的经典型著作”（科塞），是“反对扶手椅中的社会学的里程碑式的范例”（巴纳斯）。
芝加哥学派的主要学术成果
在美国当时占统治地位的实用主义哲学思潮影响下，芝加哥学派对新兴芝加哥城市的社会问题开展了一系列的实证研究，从而使这个学派总体上具有重视经验研究和以解决实际社会问题(特别是城市问题)为主的应用研究的特征。托马斯和F.W.兹纳尼茨基合著的《波兰农民在欧洲和美国》(1918～1920)是该学派最有影响的代表作。芝加哥学派对人文区位、邻里关系、人口、种族、犯罪、贫民窟等问题的研究，是都市社会学研究的范例。这一时期芝加哥学派的主要学术成果有：帕克等人著的《城市──对都市环境研究的提议》(1925)、《都市社区》(1926)，伯吉斯的《家庭──相互影响的个性之统一体》(1926)，L.沃思的《都市生活是一种生活方式》(1938)，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