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赵氏孤儿》和《俄狄浦斯王》中人物特征差异

2015-02-08 16:05阅读：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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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赵氏孤儿》和《俄狄浦斯王》中人物特征差异
《赵氏孤儿》和《俄狄浦斯王》两部悲剧作品是文化人所熟悉的，也是世界上排名较前、为人所称赞的悲剧作品。针对这两部作品的研究，学者们各抒已见，提出了众多较为深刻的见解。例如：命运观、杀父娶母情节、中国悲剧的真假之辩等等。众所周知，有关世界的本源、是否有命运、宗教中的鬼神是否存在……是人文学者研究的主要内容，但笔者认为人文学科的中心研究对象应该是人本身。所以，本文主要从这两个悲剧文本中找出人物特征的差异，以了解到部分的中西方人的差异。
《赵氏孤儿》是元代纪君祥的一部杂剧作品，取材于《左传》、《史记》等文本。与《窦娥冤》、《长生殿》、《桃花扇》并称中国古典四大悲剧。它主要讲述：晋灵公在位时期，武官屠岸贾对文官赵盾心存不善，屡次千方百计的想杀害赵盾未遂。在晋景公在位期间，假传圣旨，赵家上上下下三百多口人被赶尽杀绝，只剩下一刚出生的婴孩，唤作赵氏孤儿。从此赵氏孤儿就担当着复仇者的使命，在众多的的勇士、义士下，为民除害杀死了屠岸贾。此作品在宣扬了惩恶扬善的伦理道德观念的同时，也告诉我们：道

高一尺魔高一丈是暂时的，世界真正的秩序是魔高一尺，道高一丈。恶势力终会败在善势力下！《俄狄浦斯王》是古希腊索福克勒斯的戏剧代表作之一，是古希腊悲剧的典范作品。它主要讲述了主人公：俄狄浦斯王，因自己的父亲拐骗一个国王的儿子，而受诅咒。最后，在自己的行动与命运下，走上了杀父娶母的道路，最后以自己刺瞎双眼，流浪他乡并在命运女神的指引下，安详、幸福的离开人间为结局。《俄狄浦斯王》展示了富有典型意义的希腊悲剧——人跟命运的冲突。在命运面前，俄狄浦斯不是俯首帖耳或苦苦哀求，而是奋起抗争，设法逃离“神示”的预言。该作品赞扬主人公在跟命运斗争中所表现出来的坚强意志、英雄行为和明知“神示”不可违而违之的精神。现在笔者就针对两部作品中的人物特性进行比较。
一、圆型人物和扁型人物之别
圆形人物是指文学作品中具有复杂性格特征的人物。这类人物在小说中往往都是多义与多变的人物。这类人物的特点是性格有形成与发展的过程。圆形人物基本特征是：圆形人物的塑造打破了好的全好、坏的全坏的简单分类方法，按照生活的本来面目去刻画人物形象，更真实、更深入地揭示人性的复杂、丰富，具有更高的审美价值。这种塑造人物的方法给读者一种多侧面、立体可感的印象，这往往能够带来心灵的震动。而扁型人物恰恰相反，这种人物只具备一种气质，甚至可以用一个句子表达出来，性格固定，不受环境的影响；环境的变动只会更显示出其性格的一成不变。
《赵氏孤儿》和《俄狄浦斯王》的人物圆扁型是很容易区分的，《赵》中的人物可谓比《俄》中要单纯的多，主人公程婴是善的化身，他一心保护赵氏孤儿，甚至为此而献出了自己的亲身儿子。最后，报仇完成却毅然离开人世，这样的英勇、无私令人愕然。而反面人物屠岸贾是恶的化身，恶满全身，一恶到底。作品一开始就说明屠岸贾与程婴不和，并且使出各种阴谋伎俩杀害程婴，最可恶的莫过于在灭了赵家三百多人口后，剩下一孤儿也不放过，想杀尽全国的类似年龄的婴儿以杜绝后患。他做坏事毫不犹豫，没有半点上的良心谴责。而《俄狄浦斯王》中的俄狄浦斯则更接近我们平常的人，我们评判他不是以善人和恶人为标准的，他是一个正义，血气方刚，敢作敢为的人：对自己的身世勇敢的去探求，面对自己杀父娶母的错误，敢于悔改赎罪。然而，他又是一个在某些方面也显得鲁莽的人，例如在十字路口与父亲的车马遇上，发生口角并动手，最后把父亲打死。故在人物描写方面俄狄浦斯更加的有人性，是活生生的一个人。回望中西的悲剧作品，中国悲剧作品中的人物大多是扁平型的，而西方的悲剧作品中的人物则大多是圆型的。中国悲剧中恶人坚持不懈的作恶，好人的品格无一污点。秦桧杀岳飞；张驴儿诬告窦娥杀人之罪，他们行恶不眨眼。而西方悲剧中,麦克白和麦克白夫人弑君后良心上从末安宁过;美狄亚杀子前内心也遭到巨大的痛苦。当然，并不一定说扁型人物是不可取的。扁型人物更容易使读者辨认，也有利于故事情节的展开，读者看起来更舒畅。
总之，不管是扁型人物还是圆型人物，只要在一定的历史语境和社会条件下，能很好地使作品表达出想表达的，大多数是合适的和可取的。
二、悲剧中人物的主动性与被动性之别
《俄狄浦斯王》中的俄狄浦斯他是一个充满主动性和行动性的人，在一次宴会上，一个喝醉酒的科任托斯人道出了他的身世，就主动到德尔菲神庙弄清自己的身世是否与那人描述的一样。在知道神谕后，他明明可以不杀生、不娶妻，从而使神谕落空。可是，他的主动性让悲惨的命运实现了。在知道了自己所犯下的伦理之罪后，对自己也毫不客气，不苟且偷生，刺瞎自己的双眼，甘愿流浪异乡赎罪。他的一切的命运，其实是由他的主动性和行为性导致的。再来看他的作为妻子的母亲，在生出俄狄浦斯后，知道他的命运将是杀父娶母。所以毫不延迟的把他解决掉，以免造成伦理悲剧。再来看看赵氏孤儿，赵盾早已知道屠岸贾要存心杀害自己，可是他一味的躲避、忍受，没有站在正义的立场上采取反击。最后终于落到满门被杀，逼着赵氏孤儿复仇，也使一些侠义之士遭遇不幸。一个是主动性过剩，一个是被动性过强，一个是自己找到命运头上，一个是命运找到自己头上，这两者都导致了悲剧。在中国的悲剧中,英雄人物不逼则上不了梁山;他们之所以揭竿而起实乃出于无奈,只要具备最起码的生存条件,他们也就不会铤而走险。促使他们走上反抗道路的不是改变现状,追求完美的愿望,而是贪官污吏、邪恶势力的凌辱欺压。对于他们来说,西方悲剧英雄的行为实在令人莫名其妙:他们明明生活得很好,却动辄采取一些令人疑惑的越轨行为,平白无故地生出许多麻烦事来，他们之所以向命运挑战不是出于无奈,而是出于“傲慢”,他们采取行动的理由似乎根本就不成其为理由。对于西方的悲剧英雄来说,行动就是祸根——行动招致了一切灾难;没有行动,原本可以生活得舒舒服服。对于中国的悲剧英雄来说,没有行动也要有灾难——灾难无需招致便会接踵而来。从深层次来讲，这也反映了中西方人的一些人的内在思维、性格的差别：中国人比较喜欢安逸，受儒家。道家的影响颇深，认为生活平平淡淡、顺顺利利、无大灾大难，就是人生最大的快乐。而西方人则不同，受这些古希腊神话的影响，他们较为浪漫，喜欢冒险拼搏，拥有宁可被消灭也不能被打倒的毅力和“倔气”。
三、人物的伦理道德观念之别
在《赵氏孤儿》中，我们可以发现其实悲剧产生的原因并不光是屠岸贾的邪恶，国君的昏庸无知也是主要原因之一。然而，复仇的对象，并没有指向统治者，反要借助统治者之名杀害奸贼。在《俄狄浦斯王》中则尽反其中国忠君人之能事——弑君，似乎在西方人人平等、没有贵贱的观念在这儿已有所“发芽”。
在中国的悲剧作品中,一般都必须肯定帝王的至尊,帝王的地位是不可动摇的,帝王本身更是不可触动的。发生冲突的通常只能是帝王手下的忠奸两方,最后由高高在上的帝王出面干预(有时则是通过钦差进行干预),使冲突得到圆满解决。《赵氏孤儿》结尾时出现的正是这种情况。但在西方悲剧中,狱君(弑父)的情况屡见不鲜。如《俄瑞斯武亚》三部曲中,妻子杀丈夫(亦是君王),儿子杀母亲(亦是王后),死者都是最高统治者，国君是政治上的最高权威,父亲则是血缘上的最终主宰。因此,裁君弑父象征着对整个政治秩序和血缘关系的否定,意味着对整个社会的反叛。这种行为只会出现在西方悲剧中,在中国的历史上狱君截父虽也时有所闻,但在中国的悲剧中则是不可想象的。我们民族的忠孝观念束缚住了悲剧英雄的手脚,使他们无法采取如此极端、如此剧烈的行动。
再往深一层次探查，似乎中国悲剧中的伦理观念、反对对象是表层的，而不涉及源头的东西。例如，《赵氏孤儿》的复仇不涉及国君和国家的体制问题。其他作品中例如《雷峰塔》中白娘子的锋芒则只能指向法海,而不会指向神圣夫权的代表者许宣。而《俄狄浦斯王》中的人物不同，他们敢于逃避神谕、命运。不像中国悲剧中的人物那样束手就擒。一旦拉伊俄斯夫妇知道自己的儿子将来会犯下伦理大罪，毅然把儿子抛弃，并置于其死地。俄狄浦斯知道自己的命运后，也果断的离家出走，躲开荒诞的命运。在另外作品中，例如《哈姆雷特》中的主人公，他看到的不仅是皇室的黑暗，更是整个社会的罪恶。这都涉及到了根本性源头。
总之，中国的悲剧英雄是在肯定现存秩序的前提下采取行动的,他们只是在一个无边无涯、无所不包的总体秩序内部反抗邪恶,以便理顺其中的各种关系。由此可见,中国的悲剧英雄只是现状的一分子,他们无法游离,更无意推毁这一现存的总体秩序。这一点从中国悲剧对君权和父权的肯定中可以很明显地看出。西方的悲剧英雄则自成体系,代表着独立的个体秩序。这种个体秩序或者与其它个体秩序以及由所有其它个体秩序的总和所构成的总体秩序对立,造成尖锐的矛盾冲突,产生惊天动地的悲剧效果或者虽然依附于外在的总体秩序,但却在努力挣拉这个总体秩序的束缚,全盘否定这个总体秩序的合理性,于是便出现了裁君弑父之类的极端行为,将体现着这个总体秩序的所有人际关系一扫而空。
本文已大致将两文中人物的特征差异区别清楚，从这两篇作品中，我们也知道了中西悲剧中人物的总体差异性，当然，也能窥探到中西方人的差异性。我们所要做的也许就像俄狄浦斯所做的那样，寻找自己的“身世”，回答斯芬克斯的“人”的问题。同样我们也力求做一个完善而不悲剧的人，当然，这并没有一个本质的标准，后现代的时代需要我们在规律下寻找无序，在权威下反对权威，在完整中找出缺失。然而，这是在这种解构社会下，我们更要做好“人”的角色。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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