浅谈《世说新语》中的魏晋士人形象
2012-05-07 20:19阅读：
【摘要】《世说新语》中描绘的士人千姿百态，生动而形象。作者从当时的士族大户、名士显宦写到普通士人的逸闻轶事，多侧面多角度的描述了士人的形象。这部书分为德行、言语、政事、文学等36门，我们可以从他们的性格及人格等方面来探讨他们的形象。
【关键词】《世说新语》；独特个性；魏晋士人形象
《世说新语》又称《世说》、《世说新书》，卷帙门类亦有不同。今存最早刊本俄为宋绍兴八年董弅所刻三卷本，共36门。《世说新语》的内容主要是记录魏晋名士的逸闻轶事和玄虚清谈，也可以说这是一部魏晋风流的故事集。
《世说新语》在艺术上有较高的成就，鲁迅先生曾把它的艺术特色概括为“记言则玄冷隽，记行则高简瑰奇”（《中国小说史略》）。《世说新语》及刘孝标注涉及各类人物共一千五百多个，魏晋两朝主要的人物，无论帝王、将相，或者隐士、僧侣，都包括在内。它对人物的描写有的重在形貌，有的重在才学，有的重在心理，但都集中都一点，就是重在表现人物的特点，通过独特的言谈举止写出了独特人物的独特个性，使之气韵生动、活灵活现、跃然纸上。
独特的个性是《世说新语》的士人形象中最令人瞩目的一个特点。从《世说新语》的例子来看，其中的士人在外人看来或放浪或轻狂或怪异，但他们自己不以为耻反而以其为荣。上至元老重臣，下至普通士人、道士、婢女；无论是男性还是妇女，大人还是小孩都使人感到极具个性。就是这种个性化的特点后来被人们称之为魏晋风度。这种个性的表现是对以往礼俗观念的突破与超越，是新的思想与观念的发轫。
在《世说新语》中我们看不到“足将进而趔趄，口将言而嗫嚅。”的唯唯诺诺、迂腐懦弱的知识分子形象，我们看到的是一种不愿趋同于流俗而喜欢张扬自己个性的独立精神。譬如王平子在赴任的欢送时刻上树掏鸟；孙楚在朋友的葬礼上学驴叫；王徽之夜访戴安道不入其门而返；王处仲则豪迈奔放，吟咏放歌时以如意捶缺壶口。尽管他们的做法未必得当，但他们张扬出来的鲜明个性实在令人难以忘怀。
1、狂放不羁的士人形象
狂放不羁的士人在《世说新语》的《任诞》《简傲》中多有表现．其中的士人形象皆以狂傲轻慢、任性而为、不尊礼法为特色。
钟士季精有才理，先不识嵇康。钟要于时贤俊之士，俱往寻康。康方大树下锻，向子期为佐鼓排。康扬槌不辍，傍若无人，移时不交一言。钟起去，康日：“何所闻而来？何所见而去？”钟曰：“闻所闻而来，见所见而去。”（《世说•简傲》）
从这则故事中我们可以感受到嵇康的傲慢态度，他对于钟会的品行很不齿，并没有因为他是朝廷的宠臣而表示出起码的尊敬，反而对他进行冷嘲热讽，这也为他日后被杀留下了伏笔。任性而为的行为在《世说新语》中表现的很多，在《简傲》的一个事例中说王平子出任荆州时，太尉和当时前来送行的贤人站满道路。当时庭院中有一棵大树，树上有一个喜鹊窝，王平子竟然脱下衣襟爬到树上，掏出小鸟下来，自己玩弄着，全然不管别人。在这样重要的场合做出与自己身份完全不符的事，他却没有一点的羞耻感，在现在人看来是不可思议的事。
而饮酒、行散、裸裎等行为更成为士人们放浪形骸的最好表达形式。
阮籍遭母丧，在晋文王坐，进酒肉．司隶何曾亦在坐，曰：“明公方以孝治天下，而阮籍以重丧显于公坐饮酒食肉，宜流之海外，以正风教。”文王：“嗣宗毁顿如此，君不能共忧之，何谓？且有疾而饮酒食肉，固丧礼也。”籍饮噉不辍，神色自若。阮籍当葬母，蒸一肥豚，饮酒二斗，然后临诀，直言：“穷矣！”都得一号，因吐血，废顿良久。（《世说•任诞》）
从何曾谗毁阮籍的话来看。司马氏是以孝治天下的，而阮籍居丧时居然喝酒吃肉，是不尊礼教的行为。而阮籍恰恰以不尊礼法闻名，《世说新语》中载：阮籍邻家妇人卖酒，有美色，他饮酒后，常醉眠于酒家妇之侧，开始妇人的丈夫对他有怀疑，可是后来发现他并没有别的行为。其实，阮籍并非真的不尊礼教，他的行为实属无奈，是一种全身之道。《晋书》载：籍本有济世志，属魏晋之际，天下多故，名士少有全者，籍由是不与世事，遂酣饮以为常。文帝初欲为武帝求婚于籍，籍醉六十日，不得言而止。
魏晋士人许多人以嗜酒著称。《世说新语》载竹林七贤经常一起聚集在竹林中酣饮。阮籍爱饮酒，他求为步兵校尉，只是为了橱中的美酒；周伯仁喜欢喝酒，酒后经常三日不醒，被人称为“三日仆射”。而嗜酒为最的当数刘伶：
刘伶病酒，渴甚，从妇求酒．妇捐酒毁器，涕泣谏日：“君饮太过，非摄生之道，必宜断之！”伶曰：“甚善。我不能自禁，唯当祝鬼神自誓断之耳！便可具酒肉。”妇曰：“敬闻命。”供酒肉于神前，请伶祝示。伶跪而祝曰：“天生刘伶，以酒为名，一饮一斛，五斗解酲．妇人之言，慎不可听！”便引酒进肉，隗然已醉矣。（《世说•任诞》）
刘伶不但纵酒，还喜欢脱衣裸体于屋内。有人见了讥他，刘伶说：“我以天地做房子，房屋做裤头，各位为何钻到我的裤头里去！”鹿车荷锸，携一壶酒，醉死便让人埋他的正是这个刘伶，如果不是有其他的才能，他只能算一个货真价实的酒鬼。就象裸体这种癖好，即使发生在当今文明社会，也一定会被入当作疯子，可是在当时的风气下裸体竟然被许多人效仿。《世说•德行》门有记载：
王平子、胡毋彦国诸人，皆以任放为达，或有裸体者。乐广笑曰：“名教中自有乐地，何为乃尔也？”
其实，东汉末年就有士人裸体的现象，三国演义中有一段精彩的故事——祢衡裸衣骂曹，这也载于《世说新语》。因为祢衡不肯为曹操所用，曹操令其击鼓，祢衡当众脱下衣服换上鼓吏的衣服并大骂曹操。魏晋时期裸裎成为一种风尚，因为在那些放达者看来这也是一种脱俗的表现。
服药也是其中的一种方式，许多士人都服药，何平叔云：“服五石散，非唯治病，亦觉神明开朗。”（《世说·言语》）鲁迅先生在他的《论魏晋风度及文章与药及酒的关系》曾论及此事因由。服五石散是当时流行的一种风气，服散后要出门散步以使药性散发的，名曰：“行散”，行散之时，行步摇摇，襟袖飘飘，左顾右盼。王羲之也是酷好服散的一位，他“飘若游云，矫若惊龙”的风姿恐怕就是对他行散时神态的绝好描述。
2、率真自然的士人形象
《世说新语》记载的士人形象中单独表达真率自然性情的例子并不多，但它往往包含于其他行为中，而且从士人的品评中可以看出当时的士人对这种品格是十分认可的。
东晋时，朝廷渡江之初，凡是得到官职的人，都要装饰车马，并对来祝贺的客人供给精美的食物。羊曼封为丹阳尹，贺客来的早的都得到精美的食物，天晚了，逐渐吃光了，就没有好吃的。招待用餐的好坏是根据客人来的早晚，不论地位的高低。羊固封为临海郡守，整天都有精美的食物供应，即使天晚，也能得到丰盛的款待。当时人议论，认为羊固的饮食精美，却不如羊曼的真诚率真。
从当时人们的议论来看，人们很看重率真的品行。像下面的例子：
王蓝田性急。尝食鸡子，以箸刺之，不得，便大怒，举以掷地。鸡子于地圆转未止，仍下地以屐齿碾之，又不得。嗔甚，复于地取内口中，啮破即吐之。（《世说•忿捐》）
谢公称蓝田掇皮皆真。
简文道王怀祖：“才既不长，于荣利又不淡，直以真率少许，便足对人多多许。”（《世说•赞誉》）
以上说的都是蓝田侯王述的故事。他吃鸡蛋的情形令人忍俊不禁。按常理来看，一个成年人性情再急躁也不会和一个鸡蛋过不去，他的行为则大失风度，活象一个顽童的作风。然而就有人欣赏他这种率真的性情，谢安称赞他表里如一，就是剥了皮也是真的。而简文帝则认为虽然王述有许多缺点，但有他的真率就足够弥补了。而且简文帝自己也有率真的一面。王粲活着的时候喜欢驴叫，他死后，文帝临其丧，对众人说：“王粲喜欢驴叫，大家都学一声驴叫来送送他。”众人都学了一声驴叫。文帝这里真是既幽默又可爱。
作为建安七子之一的王粲竟然还有学驴叫这种不登大雅之堂的癖好。看来只要真正喜欢，他并没有感到有失身份．王粲喜欢驴鸣就够可笑的了，文帝在王粲的葬礼上让大臣们每人都学一声驴叫又叫人忍俊不禁，这儿我们看到的不是板起脸来说教的帝王面孔，而是偶尔也会不顾礼法，不失幽默感的形象了。无独有偶，那时喜欢驴鸣的还不乏其人。比如孙子荆：
孙子荆以有才，少所推服，唯雅敬王武子。武子丧时，名士无不至者。子荆后来，临尸恸哭，宾客莫不垂涕。哭毕，向灵床曰：“卿常好我作驴呜，今我为卿作。”体似真声，宾客皆笑。孙举笑曰：“使君辈存，令此人死！”（《世说·伤逝》）
孙子荆名孙楚，以才藻卓绝，豪迈不群名于当世。他和王济（王武子）惺惺相惜，两人有共同的爱好。但他在葬礼上学驴叫，其性情也真率的可笑，难怪宾客们都忍不住笑起来。
追求率真的行为与那时士人崇尚道家的“自然”思想有关。那时许多士人对人为的雕饰和礼法的制约表现出抵制的态度，丽对人们真情的流露则加以赞赏。
3、从容洒脱的士人形象
从容洒脱是代表魏晋风度的又一重要内容。《世说新语》把它作为士人一种重要品格加以赞美。当时的人非常看重人的从容不迫的气度，并把它看作人才的一种重要素质。
顾和才作扬州从事，正月初一朝令时，他没进来之前，把车停在州门外。周侯去拜访丞相王导，从顾车边过，顾正在捉虱子，安然不动。周过去后，又回来，指着顾和的心口说：“这里边有什么？”顾和照旧捉虱子，缓缓地回答：“这里面是最难捉摸的地方。”周侯进去之后，告诉王导说：“你的属吏中有一个作尚书令、仆射才干的人。”其实关于捉虱子，最有名的是王猛的扪虱而谈。这种面对长官从容镇静的态度的确令人佩服。但是，如果拿到现在，守着别人找虱子就已经不雅了，更不用说面对长官。鲁迅先生在解释这个现象的时候说，魏晋人很多人服五石散。这是一种有毒的矿物，服食后必须“行散”，就是不停地走，而且服食这种药后由于皮肤易破，所以不能穿新衣服而宜于穿旧衣服，衣服便不能常洗。因不洗，便多虱。“扪虱而谈”在当时也不能算太离奇的事了。只不过后来便成了美谈，恐怕这里边蕴含的是其他的文化意义。
从容洒脱的风度还表现在任何情况之下宠辱不惊、仪态自然上。在这一点上，谢安不愧是撑起东晋半壁江山的元老重臣。他在退隐东山时，曾经和众人出海泛舟游玩。海上突然起了风浪，小船摇晃地很厉害。其他人都很紧张，而谢安却安然自在。在人们的要求下，谢安缓缓地说：“既然这样，回去吧！”谢安的举动好象有点做作。但是从后来他出山后的作为来看，他的从容是当之无愧的。桓温想篡权，一次宴请百官，趁机埋伏甲兵想借机杀死谢安、王坦之。王非常紧张，问谢说：“应当怎么办？”谢神态自若，对王说：“晋室的存亡，全在这次赴宴了。”于是，二人一同去赴宴。王的恐惧状态，已经在脸上表现出来；谢的宽和容色，也在容貌上表现出来了。他望着台阶，走上席位，一边学着洛阳书生吟诗的声调，吟诵嵇康的诗“大水横流，浩荡无涯。”桓温害怕他豁达远淡的神情，撤走了甲兵。王谢二人以往齐名，从这件事上分出了优劣。无独有偶，王羲之的两个儿子也遇到类似关系生命安全的事情。王徽之和王献之曾经同处一室，该室突然着火。王徽之赶紧逃跑，连木屐也顾不上穿。而王献之神色镇定，缓缓唤仆人扶出来。当时的人们都用这件事来评价他们二人的优劣。
这是对待危险的态度。那么对待喜事的态度昵？看下面的例子：
谢公与人围棋，俄而谢玄淮上信至。看书竟，默然无言，徐向局。客问淮上利害。答曰：“小儿辈大破贼。”意色举止，不异于常。（《世说•雅量》）。
喜怒不形于色，从容洒脱，这是大人物要具备的风度。具备这种素质往往会受到人们的赏识。比如王羲之，听到人到自己家选女婿，不象其他子弟那样矜持，而是照旧在东床坦腹而卧，好像没有听到。结果他却因此而得到赏识，最终被选中，留下了一段“东床佳婿”的千古美谈。
4、豪放不拘的士人形象
《世说新语》有《豪爽》篇，记述了晋代人物之豪放举止与爽快言辞，晋人之豪爽美的形象也在此篇之中得以展现。篇中首先记载了王敦、桓温、桓玄一类的世之枭雄与众不同的精神面貌、气质风度和行为举止。
王大将军年少时，旧有田舍名，语音亦楚。武帝唤时贤共言伎艺事。人皆多有所知，唯王都无所闻，意色殊恶，自言知打鼓吹．帝令取鼓与之，于坐振袖而起，扬槌奋击，音节谐捷，神气豪上，旁若无人。举座叹其雄爽。
王处仲，世许高尚之目。尝荒恣于色，体为之敝。左右谏之，处仲曰：“吾乃不觉尔，如此者甚易耳。”乃开后阁，趋诸婢妾教十人出路，任其所之，时入叹焉。
王大将军自曰：“高朗疏率，学通左氏。”（以上《世说·豪爽》）
王敦有“田舍名”，指其举止行为，多出鄙拙；语亦楚声，不似吴音之娇柔悦耳。当时的南渡士族，常为精于言辞技艺的吴姓士族所鄙夷。名流们又多轻视武人，谓之“老兵”，故王似乎处处表现得不合时宜。魏晋名流多重行为简脱放达、语言娇美、身多技艺并玄言清谈，而王作为武人却显示出另一种精神风貌，善鼓吹之乐。鼓吹为军乐，一般多慷慨激越、音节铿锵，王之举止“振袖而起，扬槌奋击”，其声音“音节谐捷”，其精神气度“神气豪上，旁若无人”，处处表现出迥然不同的豪爽美。王敦出婢妾的行为表现出虚心纳言、闻过则改、雷厉风行的作风，其中“甚易耳”三字尤为生动传神。《左传》为史书，记叙了春秋诸国的兴废与兵戈之事，在动荡的时代里多为关心时务者所推重，面时下名流的标准却是：“名士不必须奇才，但使常得无事，痛饮酒，熟读《离骚》，便可称名士。”（《世说•任诞》）熟读离骚，纯系清谈标榜之用，附庸风雅之需，在山河破碎、风雨飘摇之际，于时于国，并无多少补益。由此可见职位不同，追求自然也大相径庭。
王敦每当酒后，就会咏咏“老骥伏枥，志在千里。烈士暮年，壮心不已！”的诗句并用如意敲壶，结果他的壶口都残缺不全。
“功业未及建，夕阳忽西斜”，王敦每以曹操自比，其志显露无疑。结合王敦的生平事迹，此中之豪爽当表现为胸怀大志，恨光阴逝去，功业难成，而又不甘屈服于命运的安排，故借豪壮之诗，抒发豪情。
桓公读《高士传》，至於陵仲子便掷去曰：“谁能作此溪刻冉处！”（《世说•豪爽》）
豪杰之间总有太多的相似，桓温眼中的高士显然与清谈者不同：大丈夫当建功立业，积极进取，治国安民，即使不能留芳千载，也要遗臭万年，而不能苟延残喘默默无闻。所以《世说•尤悔》篇之十三有其感叹：“作此寂寂，将为文、景所笑！”“既不能流芳后世，亦不足复遗臭万载哉！”
退隐求虚名，死守迂腐不堪的观念，庸碌一生，无所作为，不当是英雄所为。在桓温眼中，於陵仲子之流于时于己均无所裨益。无异于天地间的废物，如何能称为高士呢？魏晋名士崇玄尚虚，出世退隐，注重声誉，而类似桓温之类的枭雄则崇尚务实与人世、进取与图强，此中的豪爽之美当是一种健康向上、明朗进取、奋发务实的精神气概美。魏晋士人那种自由洒脱、超尘绝俗、风神飘逸的人格之美，代表了中国传统文化中特有的富有诗意的人生境界和审美境界，在人格个性长期受到压抑的封建时代树立了一块不可企及的美的丰碑，对后世产生了深远的影响。
《世说新语》大部分篇幅中士人形象都和所谓的“魏晋风度”及“名士风流”相联系，我们从中可以清楚地看到士族名士有意玩弄风度、风流自赏的情态。他们崇尚“自然”，主张适意而行，不受任何拘束；他们讲究仪容修饰，神态超逸，注意语言机警多锋，简约有味。他们还有服药、行散、裸程等怪癖。联系当时政治昏暗、战乱不断、民生凋敝的社会状况，士族阶层却垄断各种特权，生活腐化，物欲膨胀，还故作清高，为自己制造一个精神的象牙塔，以此附庸风雅，实属虚伪。但是从另一角度来说，社会的黑暗、政治的动荡加深了人们的痛苦和统治阶级的危机感，促使他们去反思现实，寻找出路，反而促进了思想的自由解放和文化多元化的发展，魏晋时期有那么多灿烂的成就也说明了这一点。我们说，魏晋士人因个性鲜明，多才多艺，和崇尚真情，而受到后人的追慕自然就有合理的理由。因此，《世说新语》虽然没有揭示出士族行为的本质，是其思想性的不足。但是作为中国文学长廊中的一部名著，《世说新语》的文学与史学价值是毋庸置疑的。其刻画的人物形象所具的审美价值和文化价值，对后世的影响也会持续不绝。
参考文献
[1]刘义庆，世说新语，广州：广州出版社，2001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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